蛛丝的另一端是什么？在没有到口之前，有谁知道呢？正因为不知道，在想象中便掺和了许多期望，既然是期望，又有谁不刻意地加以美化呢？
当食物入口时，或许滋味有别，但食物仍是食物，绝不会比期望中的更美。万一蛛丝断了，美梦破灭了，那种期望又将浮现在下一个机会上。
所谓的理性，是摒除期望的本相，是事物不增不减的真实。只有在真相前，人才能勇敢地正视，用智能去因应，而免除痛苦惊怖的虚幻臆测。
诗人会说这种想法是多么乏味啊，我们怎能以冰冷的概念去覆盖丰富多采的万象，以及热情奔发的心灵呢！其实，诗人的批判不过是另一种冰冷概念的掩饰吧了。红花绿叶是美丽的，它们的美丽绝不会因为多一分少一分虚伪而有增减。蓝天白云是轻灵的，也从未因为它们具有质量，而从天上掉落下来。
待我放弃了诗人的遐想，进入了绝对的理性世界，却已是十多年后的事了。那些情节已成云烟，水只有喝进口里才有冷暖的感觉。至于各人对冷暖的感受，则纯属主观的范畴，当视生命主宰的幽默感而定了。
结了婚，一片浮云化为骤雨，虽然有失，却也有得。至少，从此我必须死心塌地的工作，按步就班地设法实现中文打字机的心愿。若非死心塌地，怎能让我拾起淹没在浩瀚典籍中的精华，驰骋在文化及思维的天地中。
一九七四年，为了生活我又回到本行，在华视翻译影片，但因节目不多，收入有限。庄灵对我这个朋友的支持一向是不遗余力，在了解我的生活状况后，便介绍我为“台北房屋服务公司”制作一个名叫“今日房屋”的社教性电视节目。
北屋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叶条辉，是个短小精悍的年轻人。他很满意我设计的“今日房屋”节目，彼此谈得也很投机，他很想做一番事业，如办学校开医院等。他问我的理想是什么，我简单地说了一下，他立即说：
“能不能这样？由我来支持你的研究，但你得先帮我做五年房地产！”
五年不算长，如果他真肯支持，对我而言等于水到渠成。于是，我成为他的特别助理，负责电视广告及文宣等事宜。
在叶条辉的理念中，当时台湾的经济日渐繁荣，人口增殖率在千分之十八上下，每年需要住屋约十五万户，而房屋兴建每年不足四万。因此他认为建筑业必然成为“火车头工业”，可以带动水泥、钢筋、建材、加工制造等工业，而有利于社会大众。
房地产业需要很大的资本，相对的利润也高，屋价往往非一般低收入的市井小民所能负担。在工业先进国家中，由银行负责贷款，房地产界负责规划兴建。但台湾的银行界非常保守，没有不动产做抵押，绝对无法贷到一分一毫。结果造成没有不动产的小市民，永远借不到钱，而有了房子的人，则不断地抵押周转，社会上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不知是谁提出了一种变通的办法（最早应该是华美建设的张克东），在当时都市中拥有土地的人极多，很乐意与人以拆帐的方式合作。只要地主提出土地使用权状，由建筑师设计，且取得建筑执照，房屋还没有盖，就可以先公开销售了。
销售时，有一种相当于分期付款的策略，买者按照工程进度付款，待房款付清时，房屋也建造妥当。这样可以提供一般小市民成家、置产的机会，也可以免付银行的利息。在整个过程中，建筑公司其实仅扮演房屋中介的角色，经常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不要一文本钱，大笔钞票就有如雪片般的飞来。
由一九七六年开始，房地产市场异军突起，用这种策略带动了经济全面的跃进。然而有利也必然有弊，中国人原本重视信用，安分守己。在初，建筑公司多能遵守一纸承诺，赚合理的利润，完成货真价实的房屋。可是这种赚钱的方法太容易，建筑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林立于各大都市之中。有人是心存侥幸，能捞一笔就捞，有人则是有样学样，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建筑公司水准参差不齐，这种新兴事业又无法令管理，遂助长了唯利是图的歪风。有时买者缴了钱，建筑公司却恶性倒闭了。再不然房屋虽建妥，却是偷工减料。甚至有的土地权利未明，而房屋已经开始兴建。各种纠纷层出不穷，闹得社会上风风雨雨，只苦坏了存钱购屋的劳苦民众。
我进台北房屋不久，就看到这种弊端，遂建议叶条辉向政府反映。也曾邀请了政府的官员共同研究，以期由政府及银行出面，主动管理参与贷款的工作。政府则认为最好任由市场淘汰选择，以期符合自由经济的原则。
自由经济适合于工商业发达的社会，当时台湾正在改型，一不小心就会造成长久的遗害。房地产界如同失去了照料的孤儿，从业者在暴利之下，无所不用其极。以至于到后来市场大乱，有些公司被大财团合并，有的倒闭成为经济犯，卷款逃亡国外。
这三年中我所认识的房地产界人士，后来因案发坐牢的有十几位，而卷款逃往国外，动辄以上亿台币计的，也有五六位之多，其中出身北屋公司者就有两位。这些钱都是无数小老百姓毕生辛苦工作，一分一文省吃俭用而来的血汗结晶！
在弱肉强食下，社会公义破产，获利者目无法纪，受害者亦纷起效尤。余毒所及，国人传统勤俭诚实的善良风习荡然无存，昨日种因，今天结果，社会乱象已然形成。
叶条辉很能识人，但却不会用人。他对谁都信任，从不加以考核。他仗义疏财，不问是非，不计后果。他能冲能撞，能扩展业务，公司恶性膨胀的结果，行政管理上一塌糊涂。他把股份分送给员工，结果不但没有人感谢他，反而因此大权旁落。最后，在某一财团鲸吞蚕食之下，北屋一败涂地，叶条辉下场凄凉。
北屋是一场典型的商业斗争，叶条辉则是注定的悲剧英雄。在他最成功时，其营业遍及全省，平均每三天有一个代销案，每两个月有一栋自建大楼，营业额达数亿，关系企业有十多个。他手下的人物鱼龙混杂，有因案退休的调查局人员、有失意的官场政客、也有媒体高手、学者专家等。几年之间，他不断地呼风唤雨，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
翻翻历史，兴邦三日，败亡一时的例子太多了，人应该学得教训才是。在我刚进入公司时，我的意见他还听得进去。可是，我所看到的都是缺点，说多了他无法接受，便把我冷藏在一边。这原不是我进公司的初旨，中文文字的工作才是我该尽心尽力的，既然他不肯听，我只好噤口不言。
叶条辉有很多长处，他厉害之处，是敢于利用人们心中的欲望，知道如何把屋价订得让人又恨又爱。他曾经叫我设计了一个合理的计价公式，却只用来作参考，与实际售价总是有相当大的差别。他认为买房屋的人多半是为了置产，如果房价太低，就不值得投资。要想卖得成功，就必须维持“房价在涨”的表象。这种表象导致了“现在买虽然贵，可是现在不买，下次会更贵”的投机心理。
正因为如此，房价订得适当与否，经常是卖得成功与否的先决条件。为了正确地掌握人们的反应，他还有一个绝招，就是先做广告，而不定价。直到客户询问的电话统计完毕以后，再根据各界反应的好坏，决定售价的高低。
十几年后，我常常听到有人抱怨台湾的房价贵得离谱，“无壳蜗牛”比比皆是。我身历这一场房屋浩劫，洞悉所有的因果关系，如果要把责任全推给叶条辉是不公平的。问题出在贪婪的人心，那些推波助澜，唯恐房价不涨而获利的屋主，才是罪魁祸首。
公司里的经理有十多个，都比我年轻，有的才刚出校门。由于赚钱容易，几乎每位经理都有外快，他们嚣张的程度，实在令人发指。每夜都有赌局不说，每次输赢无不在数十万元以上。玩女人、泡明星更视为家常便饭。有几位经理上班后第一件事，便是从口袋中抽出几张百元大钞，大家来赌数字，定输赢。
没有人问过以正常的薪水，哪里有这些钱来挥霍？谁都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收红包、拿回扣，几年下来，好几位经理都有千万的身价！
由于我不要钱，人人视我为眼中钉。我向叶条辉反映，他则支吾其词，认为“爱钱不是坏事”。在这种情形下，迟早的土崩瓦解事小，到时连身败名裂都有可能！我辞职了好几次，基于他挽留时的义气，也为了利用安定的工作做研究，所以一再地忍耐下来。
他们卖房子的方法，充分利用人心贪图厚利的弱点，每次先大作广告。广告预算约占总价的一成，包括制作精美的样品屋、说明书。到了公开的日子，公司员工便携家带眷，齐集销售现场。只见一片旗海飘扬，炮竹爆鸣，声势慑人！
如果人潮不够，则不惜花钱请些黄牛来排队。等门外排起了长龙，门内已经严阵以待。把关的大汉一次只容许少数客户进入，而一进门就看到人人争购的假象。那种紧张的利多气氛，让袋中有金的投资客，无不眼红心跳。
房屋销售是门艺术，在《水浒传》中，王婆计授西门庆，如此这般地博得潘金莲的芳心。如今时空颠倒，换个舞台，颇有几分神似。
客人不来，此事便休了，既来排队，就有一分光景。不肯进门，此事又休了，进门落坐，便有二分光景。桌上有本图文并茂的说明书，客人一翻阅，便有三分光景。销售人员过来，再略事渲染，就有四分光景。此时如若客人走了（多半是另一家销售公司派来的产业间谍），此事便休了，如果还在问东问西，则有五分光景了。
时代不同了，五分应以十分用，否则不合经济效益。当销售人员发现客人的目光移向挂在墙上的房屋销售看板时，那就是紧要关头了！一旦客人挑中哪间房屋的编号，就一定会有“别的客人”同时争着要买。在这种情形下，本来还在犹豫不定的，一时也来不及考虑，王婆的十两银子就此落实。
因此，北屋公司的销售业绩一直领先同行，有好几次都是百分之百的销售一空。成绩一好，人人争功夺赏。哪怕是刚进公司才几天的业务人员，一个个无不趾高气扬。只要有半点不满意，便挟着刚学会的一套骗术，另组公司，自作老板。以我所知，至少有十几家所谓的建筑公司，是出自北屋这间号称“房屋界的少林寺”。
我进公司后，便建议成立资料中心，目的是藉此建立客户资料。我收集了资料，并制作了问卷，对客户由媒体接触到房屋选购都作了详尽的分析。最初房屋部非常不合作，认为这些纸上作业没有大用。不久却证明了根据这些资料，就得以完全掌握客户的来源以及我们广告的诉求方向。
调查中发现女性客户占绝大多数，而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客户都看电视，看报纸的只占百分之四十。买卖房屋全靠广告，我们当时的广告费用占全部房屋销售的一成，动辄千万，但却没有做过电视广告。
我向条辉建议应该做电视广告，他立即同意，并交给我负责。此举马上遭到负责广告的企划部激烈的反对，该部经理对我敌视之深，在三年同事中，没有主动跟我说过一句话。后来我才知道广告界拿回扣之风极盛，有的高达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