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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的先驱 141
人们对尼采的毁谤刺激了荣格的好奇。 他之所以一直犹豫、延宕着不去阅读尼采，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他害怕自己太像尼采，害怕自己会落得和尼采同样的命运。 ——“使得我望而却步的是一种隐秘的恐惧，即害怕我也许会和他一样。”
（同上）尽管如此，好奇心还是占了上风，结果是荣格以极大的热情沉浸于尼采早期散文集《不合时宜的沉思》，以后又沉浸于《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阅读。《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给荣格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按照荣格的说法，这本书“就像歌德的《浮士德》一样，是我的一次最大体验”。
不过他仍然随时提醒自己：这是一个危险的领地，我必须从它退回到经验研究这一较为安全的地基。 当然，暂时的退却并没有使这本书就此被束之高阁，相反，正如我们看到的，从1934年到1939年，在整整五年时间内，荣格和他的研讨班的学生们一起，再次回到对《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研究。 这次研究在荣格二十卷文集之外，产生出两大卷（约1600页）研讨记录——《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8年）。在我看来，此书是用“放大”的方法进行文本阐释的范例，因而如同荣格的二十卷文集一样值得认真研究。从医学院毕业后，荣格成为苏黎世布尔霍尔兹利精神病医院的医生，此后不久便有了与弗洛伊德那次历史性的会见。荣格后来谈到这次会见时说：令他惊奇的是，弗洛伊德这位阅读广泛、学识渊博的学者，居然坦率地承认自己从来没有读过尼采的著作。这不禁使他对弗洛伊德产生了几分怀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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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这一怀疑终于使他确信：弗洛伊德对爱欲的过分强调和对权力欲的忽视，与其说是弗洛伊德不同于阿德勒之所在，不如说是弗洛伊德不同于尼采之所在。 而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之一，显然是弗洛伊德（不管出于什么缘故）没有对尼采给予足够的重视。与弗洛伊德决裂后，在随之而来的孤独和大战期间的沉寂中，荣格仔细重读了尼采的著作如《超越善恶》、《快乐的科学》、《道德谱系》等（当然也没有遗漏《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一次，尼采给他留下了更深的印象，他更加确信：一个人最基本的信念植根于他的人格；反过来，从一个人的著作中也可以发现作者的人格。 在荣格看来，尼采极大地发展了直觉这一心理功能：“尼采极大地利用了直觉的资源，并且，在这样做的时候，使自己摆脱了理智的羁绊，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他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他的直觉带领他超越了纯粹的哲学体系，进入到艺术创作的领域，而这一领域在极大程度上是哲学批评所不能企及的。 这里，我当然是指《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而不是指他的哲学格言集，后者因主要采用理智的方法，毕竟是哲学批评所能达到的。 但如果说直觉的方法毕竟是可以谈论的，那么，在我看来，《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是最好的例证。 它同时也生动地展现了人们完全可以以一种非理智但却仍然是哲学的方式去把握问题。在荣格看来，尼采是这样一位哲学家：他的兴趣更多地是在心理学方面而不是在形而上学方面；他致力于寻找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能够指导和丰富人的生活，而不是（例如像叔本华那样）
不停地唠叨着“人生挫折”
的不可避免。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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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是一位生命哲学家，但他对生命的理解却始终与精神相关联。尼采是一个矛盾：他竭力为生命和本能争取应有的权利，但与此同时却牺牲了生命和本能的许多方面
人们果真弄清了认同于本能的要求意味着什么吗？那正是尼采希望做到的，也正是他对我们的教导……以一种罕见的激情，他牺牲了自己和自己全部的生活，他把自己献给了“超人”
这一思想——即人能够通过忠实于自己的本能而得以超越自己。这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
尼采本人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作了预言。以一种预先的洞见，他看见了那个在绳索上舞蹈的人（那个不会被“超越”的人）
的致命的跌落。对即将死去的走绳索者，扎拉图斯特拉这样说道：“你的灵魂将比你的肉体更快地死亡！”
后来，则有矮子对扎拉图斯特拉说：“噢，扎拉图斯特拉，智慧之石！你把你自己掷得很高很高，但每一颗掷出的石子最终都要跌落！……你刻然将石子掷得很远很远——但它一定会落在你自己的头上。”
……当尼采喊出“瞧，这个人”
的时候，灵魂的受难果然在肉体的死亡之前开始了
这里，荣格几乎是以古老的谶兆意识（即相信一个人无意中说出的话可以成为自己命运的预言）来解释《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尼采后来的命运。 在荣格看来，扎拉图斯特拉和“矮子”所说的一切，归根到底表达了尼采本人的预见——在这一预见中，尼采不幸而言中地看到了他未来的命运。荣格谨慎地吸取了尼采的教训。 和尼采一样，荣格的学说也竭力为生命和本能争取应有的权利，但在争取一种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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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荣格却不主张因此而放弃另一种权利。 荣格说：无意识心理学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否定的、相反的方面，我们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整体；“我们有一个身体，像所有的身体一样，这个身体也投下了它的影子（阴影）。如果我们否认这一肉体，我们便不再是一个三维的人而成了一个不具实体的平面。 然而这个肉体却是一头野兽并且有着野兽的精魂，它无可置疑地忠实于本能。 把一个人与这一阴影结合起来即意味着听命于本能，即潜伏在背景中的可怕的和难以战胜的动力。基督教的禁欲主义道德希望把我们从这可怕的背景中解放出来，但所冒的风险却是使人的动物天性在最深的层面上解体。”尼采无疑觉察到了这一点，他因此而成为一个“反基督者”。然而，在荣格看来，尼采希望把我们从基督教禁欲主义道德中解放出来，所冒的风险却是使人与自己的本能相疏离
对如此教导我们要听命于本能的人，我们必须非常冷静审慎地去看他的生活，以便看看这一教导在老师自己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 当我们带着这一目的去仔细考察尼采的生活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生活于本能之外，生活在英雄诗的崇高所能达到的高度——要能维持这一高度，他只有借助于极其拘泥、严格限制的饮食，借助于经过精心选择的气候和种种帮助睡眠的方式——直到内在的紧张最后摧毁了他的头脑。他自己说的是一套，所过的生活却是另外一套。他对人的憎恶，对凭借本能生活的人类动物的憎恶真是太大了。撇开所有的一切，首先他自己就不能实践他宣扬的梦想，相反却不得不吞下他恐惧和厌恶的苦果。扎拉图斯特拉式的雄狮，用它的吼叫把那些吵闹着要求生活的人，把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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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更高的人”
驱赶回无意识的洞穴之中。因此他的生活不能使我们相信他的教喻。因为“更高的人”
希望不吃安眠药也能睡觉，希望住在瑙姆堡和巴塞尔而不在乎那里的“大雾与阴暗”。
“更高的人”
希望有自己的妻子儿女，希望在人群中有自己的地位和自己的名声，他们希望得到的是许许多多日常的现实，而丝毫也不希望得到非利士人的现实。尼采不能过这种本能的生活，他没有这种动物般的生活冲动。不管他是多么伟大和重要，他的人格是一种病态人格。但如果他过的不是一种本能的生活，他过的又是一种什么生活呢？我们真地能指责尼采实际上否弃了他的本能吗？
他不可能同意这一说法。他甚至能够没有多大困难地证明他在最高的意义上过着本能的生活。但我们会诧异地问：人的本能和天性怎么可能驱使他断绝与人类的联系，进入到绝对的孤独之中，进入到靠憎恶来支撑的避世和对人群的远离之中？
我们认为本能的作用是促使人们结合、促使人们交配、促使人们生儿育女、寻求快乐和好的生活并使所有的感官欲望得以满足。 我们忘记了这仅仅是本能种种可能指向中的一种指向。本能中不仅有物种保存的本能，同样也还有“自我”保存的本能
在荣格看来，尼采坚持的本能，正是这种“自我保护”
的本能。 这种本能在尼采那里体现为“强力意志”
，它促使自我以精神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扩张自己。“尼采所说的，显然是后面这种本能即强力意志。 在他看来，其它任何本能在强力意志的链环中都居于其次。”
（同上）但被尼采忽视了的，也恰恰是这种“自我保护”的本能。 尼采在自我膨胀、自我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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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却丧失了自己可能从基督教（以及在更广的意义上，可能从人类文化，特别是神话中）获得的保护
尼采的个案一方面显示出神经症片面性的结局和后果，另一方面则显示了隐藏在跳出基督教传统这一做法下的危险。尼采无疑至深地感觉到基督教对动物天性的否弃，他因而致力于超越善恶去寻找一种更高的人类完整。 但任何严肃批判基督教基本精神的人，同时也就剥夺了自己能够从基督教那儿得到的赐予和保护。 尼采毫不反抗地把自己交给了动物精神。正是在这一酒神式狂乱的顷刻，正是在这一“金发野兽”
压倒性显现的瞬间，他那毫不怀疑的灵魂成为无名颤栗的俘虏。 这种俘获使他成为一位英雄或一个似神的存在物即一个超越人类的实体。 他因此正确地感到自己“高出于善恶之上六千英尺”。
荣格一直相信：早在189年精神崩溃之前很久，至少在写作《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3—185）的时候，尼采的精神病就已经初露端倪；至于尼采的神经症，则可以说自始至终一直伴随着他。 对于精神疾患，荣格并不持任何浪漫的看法。 然而悖谬的是，在荣格看来，精神疾患既可以剥夺一个人的创造性或创造力，又可以使他更具创造性或创造力。与弗洛伊德不同，荣格始终坚持“艺术并不是一种病态”
；但与此同时，他又承认“个人必须为创作激情这一神圣馈赠付出昂贵的代价”。后面这一点，荣格当然是针对他所谓“幻觉型艺术家”说的。 而尼采，作为一位“被自己的直觉带入到艺术创作领域”的哲学家和“同时兼有哲学家、艺术家、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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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气质“的人，显然恰恰属于这种类型。 我们甚至可以说，荣格关于”艺术家是自己才能的‘受难者’（或受害者）“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来自对尼采所作的观察。尼采反传统的做法，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自我膨胀，无疑使荣格对他的批评多于对他的肯定。但作为一位诗人哲学家，尼采对人类精神底蕴的洞悉，显然给了荣格极大的启示。 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