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用意识，当然会影响到学术纯正的推进理路。
法人泰纳的《英国文学史》确实开文学史研究的先河；日本人也曾自信《中国文学史》的优先撰述权是在他们手里的。与他们相比，即便是大杰先生这代人，也是汲取居多，创造有欠。当然，文学史的撰作本身，也意味着太多“政治内涵”〔5〕。如日本的文学史叙述就伴随着明治维新与甲午战争的时代因素。我们并非是说要将《德国文学史》的撰作与什么样的“宏大叙事”挂钩，但至少说明，异国文学史的撰作，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见证出本国文明的成长度与参照维度，其功能并非可有可无；至于谈论到走向世界的民族国家时，更是其是否存有世界胸怀、具有认知世界能力的理性标志。
转眼近八十年过去，德国文学史撰作也走完了它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历程。五十年代出现的《德国文学简史》，是冯至先生在特殊语境中不得不为之的一项工作，尽管其中表现了其高明的德国文学史观，但他自己是决然否认此作的；八十年代出现的《德国文学史》，在内容与规模上均有扩展，但确实鲜见昔贤当年锐气淋漓的学术锋芒。当冯至、刘大杰这样的文学史家，或作为“未完成的德国文学史家”淡然逝去，或作为“转行立身的中国文学史家”而彰名青史时，德国文学史的撰作在中国语境里是否还真的有可能铸就出应有的辉煌，或许真的值得追问。或许更该追问的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德国文学研究，我们似乎离“史”的距离越来越远，这一代人，是否还可能拥有“撰史”的勇气和机遇？这首先，似乎应取决于后来者的脚步、心态与思考。
作为那代人的集体悲哀，大杰先生自有其不可逆转的时代宿命，与那代学人中的龙凤之辈如陈寅恪相比，当然无法相提并论，他在中国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成绩近乎“有口皆碑”，但在德国文学史（包括外国文学领域）的成就似乎还鲜见论述。我撰《学科史构建与学术史进程：德语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时，宁可在德语文学界的陈铨、冯至、张威廉之外，另选大杰先生作为“德国文学史研究”的代表人物，看重的正是其著作本身在学术史中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无论如何，作为非专业人士的大杰先生，其在德国文学领域的旁逸横出，确实为本学科平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而其在德国文学史方面的筚路蓝缕之功，更是后来者可以凭借的“巨人之肩”。
注释：
〔1〕〔3〕刘大杰：《东西文学评论》，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1页。
〔2〕刘大杰：《德国文学概论》，北新书局1928年版，第1页。
〔4〕刘大杰：《托尔斯泰》，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40页。
〔5〕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所谓蔡元培“晚节不保”问题
？ 张晓唯
关于蔡元培的晚年，评论界存在着模糊分歧的说法，其间自然夹杂不同的价值判断，由于直接的深层资料相对缺失，因而不免见仁见智。比较流行的一种看法是蔡氏“晚节不保”：相对于五四时期的“先锋形象”，1927年以后蔡元培先后参与“清党”、提议取消青年运动、推行国民党“党化教育”、政治上起伏摇摆为人利用等等，从引领时代风潮的精神领袖蜕变为国民党政权的“政治附庸”。此类说法，始自上世纪二十年代末，近年学术界也时有所见，可谓由来已久。此一观察，未可完全以党派立场视之，有些自由超然的民间人士也作如是观。在人们的历史记忆里，五四时期那位激荡起时代风潮的学界领袖与国民党“清党分共”之后的党政新贵杂厕其间的党国元老之间实在不可同日而语，以致为了维护其早期“开明形象”而有意遮蔽和淡化其晚年从政史事。实则早在1926年，蔡元培回国后迟迟不肯返回北大转而策应南方军事北伐的抉择，已经开始了角色转换：“亦学亦政”之人在社会政治变动面前适时地将重心移向“政”的一端，纵使学界人士力求维持其“学”之本位，竟也无可奈何。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后，蔡元培的政治热情一度高涨，除大学院、中央研究院公务外，许多重大政治决策亦与闻其间，虽未必权力核心人物，然其地位之尊崇则无可置疑。1933年春，周作人在私函中评论道：“观蔡公近数年‘言行’，深感到所谓晚节之不易保守。”〔1〕后来的蔡“晚节不保”一说，则更多地被赋予了政治评判色彩。
一
关于1930年前后蔡元培在南京国民政府内的活动，当时的报刊曾有所评论，反映了某种观察视角，虽在某些具体事实上有欠准确，却也透出明显的倾向性。其中，香港《平民日报》1934年1月10日至11日连载的《辽海梦回室笔记选录》第四、五两则评述“蒋中正与四老之离合”一节颇具代表性。所谓四老，是指国民党内的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和李石曾。蔡元培生前收藏了这篇文字的剪报资料，并作了批语。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高平叔先生编撰《蔡元培年谱》时，将这一资料编入谱内，藉以扩大读者的观察视野，了解蔡氏本人的态度。鉴于高谱于今已比较难于获读，而有的征引者往往各取所需而难见全璧，姑且在此存录此段文字，以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蔡元培与蒋本无渊源。清党时以监委资格署名劾共党分子，始由吴稚晖介绍找蒋长谈。蔡任北大校长，号称领袖群伦，兼收并蓄，一手造成新文化运动，又为国学家所推重。不特海内共许为一等名流，且侪于世界名流之列。因其与共党领袖陈独秀、李大钊等称为至交，故吴稚晖乃思利用其地位名望以压倒共党，故必要其共同行动。蔡一方面徇吴与李石曾等之情，一方又欲予共党以缓冲，乃列名弹劾书中，而请暂予共党分子以看管，固不许拥有兵权者之随意加以诛戮囚辱也。其后杨虎奉草头命在沪大杀青年，蔡尝激烈与争，诚不愧书生本色矣。
蒋东游归国，必欲复总司令职，吴稚晖又说蔡助蒋。蔡为人谨愿和易，于蒋复职不为积极援助，亦不破坏，蒋颇恨之。蒋利用左派之捧场而复职，又利用四老以制左派。实则蔡本不为蒋利用，绝无助蒋之言论行动。而说者乃并四老为一谈，亦可谓受吴稚晖之赐矣。
中原大战爆发，蔡又为和平运动，欲促蒋下野，而捧张人杰登场。蔡用意盖兼为蒋计，欲蒋保其令名，与促孙（即孙中山，此似指1922年蔡电劝孙结束护法一事——引者注）下野同怀诚意。不料蒋绝不谅解，对蔡深恶痛绝。蔡受蒋忌自此起。
二十年冬，蒋受粤迫胁下野，阴遣陈果夫率中央政校、军校生在捣乱。蔡受各方推重，有出任艰巨意，时有传其自为主席者。若能实现，则蔡虽居傀儡之地位，亦必能稍伸正义而抑邪谋，胜于徒供玩弄者万倍矣。乃忽于代表中党部接见学生时，与陈铭枢同时被殴击至伤。此等行凶学生皆佩带中央政校、军校证章者。蔡虽书生，而历世故深，即知难而退，卷被出都门矣。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蔡其明哲保身之君子欤。
蔡对青年极爱护，虽属共党分子，亦欲曲为保全。谓此等皆由社会上之优秀分子，不可使社会受莫大之损失云。近年与第三党往来甚密，有传第三党欲捧为党魁者。但蔡原为一书生，为一好好先生，非斗争人物，非革命人物，此说之无稽可知。蒋杀邓演达，而对蔡则只轻予惩戒，盖亦审知蔡之为人矣。然蔡与宋庆龄组织民权保障大同盟，对蒋阴谋及独裁颇不利；于蒋之诛锄异己青年，尤直接反对。故蒋特使人杀其重要人物杨铨以示警，又使人以炸弹及恐吓函送蔡寓。蔡乃迁居沪西以避之。由此以观，蒋之不复需利用蔡，可断言也。
蔡元培在此一剪报上写道：一月“十九日，接香港《平民日报》二份（本年一月十日与十一日）、（社址摆花街二十三号，督印人叶天和），载《辽海梦回室笔记选录》（四）（五）两则，题为《蒋中正与四老之离合》，于我多恕词，而于稚晖多责备。不知何人所著”。又于该剪报上方写有眉批：“当时并无出任艰巨意”、“军校生事在十七年”、“被殴事在二十年”、“是北平南下示威团，并非佩中央政校、军校证章者”〔2〕。
对于这篇不知作者为何许人的文章，蔡元培认为该文对吴稚晖“多责备”，而对自己“多恕词”，表露出某种不以为然的心态。蔡与吴稚晖交往颇深，非同恒泛，其思想志趣的一致方面，值得深究。不过，多年来对于“清党”一事，后人的目光似过于集中在少数当事人身上，对于吴稚晖、蔡元培等人的作用略有夸大之嫌。客观而言，1927年“清党”事件之发生有其必然性，需要从国共两党力量消长的内在逻辑解读史事，还需观照当时国内外复杂局势的综合因素，几个文人元老的真实作用不过是参与谋划和履行表面程序而已。需要注意的是，吴、蔡等人除了本党利益考量之外，究竟基于何种认识和判断作此选择，此一选择与他们长期的理性追求是何关系？看来欲透彻认知这一事件的原委尚需尽可能地接近“现场语境”。他们不惜“自毁清誉”的举动无疑将“五四”以来知识界的政治分化推向了极致，当年坐而论道的人们一旦投身实际政治也难免间接沾染上血腥气味。在中国，所谓议政与参政之间的实际距离和风险，或许就在于此。后人的曲意回护代为解脱，似均属多余无谓之举。
二
当1927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改组时，蔡元培曾受命兼任青年部长，这一职务是否真的“做实”并不重要，这一安排显然是出于看重蔡氏在青年学生中的声望和影响所致。可是一年之后，作为大学院长的蔡元培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提出了取消青年运动的议案，他认为：非有关乎国族存亡的大问题，断乎不值得牺牲学业，那种为了教育界一些细碎之事而罢课游行甚至毁物伤人之举，已经背离了青年运动的本义，“就今日受痛苦最大之点言之，无过于未成年之学生参加政治斗争之一事”。因此，他提议取消学生会之类组织的活动。此举在当时就颇招物议，国民党内的邵力子认为，学生会在北伐前即有此组织，如不违反本党政策，自应存在，惟其固有系统与组织，有修改之必要。这一主张得到有关审查提案人员的“颇多赞同”。在北大任教的周作人对于“五四首魁”蔡元培竟出面提出这一议案也甚感惊异，在与江绍原等人的私函中颇有訾议。此时蔡元培的重要助手杨杏佛向报界澄清说：有关青年运动现在不宜继续的提案“并非蔡先生个人之提议，乃大学委员会及全国教育会议提出未决之案”（上海《时事新报》1928年8月5日、6日）〔3〕。据此看来，当时教育界确有止息学生运动的呼声，蔡元培的有关提案既有针对性，又有代表性，而人们对此的解读却始终见仁见智，甚至难以摆脱“五四”以来对于学生运动的固有思维定势。
国民党将三民主义融入国民教育之中，开“党化教育”的先河，备受后人讥讽和诟病。蔡元培主持大学院期间，正是国民党政权欲将“党化教育”推展到更广大区域的初始阶段，他与这样的“党国之策”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迄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