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和其它颜色的瓷器外，已开始制造青花和五彩的瓷器。当时镇民烧造的瓷
器，多是上贡朝廷，瓷器底书“景德年制”，从此天下盛称“景德镇”瓷器，
并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
造船业：隋代的造船业很发达。杨素督造的五牙大战船，船上有五层楼，
高百余尺，前后安置了6个长50尺的拍竿，用以攻击敌船。炀帝杨广巡游江
都建造了几千只船，这些船种类很多，有龙舟、浮景、白虎等。龙舟为炀帝
乘坐，规模最大，制作也最精致。船长200尺，高45尺，宽50尺。船身分
4层，上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120个房间，下层供太监
居住。制造这样的大船，自然需要很高超的手工技巧的。宋、元两代，我国
造船业显著发展，造船技术不仅能造国内航行的漕运船和一般的运输小船，
而且能建造远涉重洋进行海外贸易的商船。当时，从事海外贸易的船大多由
中国自己制造，外国人来华也常搭乘中国海船。这表明当时中国的造船技术
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据文献记载，当时建造的海船，“舟若巨室，帆若
垂天之云”，每一艘船可容几百人。有些海船的载重量为550到660吨，船
上可备一年的粮食，还可养猪、酿酒。不少海船的桅杆装在转轴上，起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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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不怕大风吹折。船有正舵，“大小二等”，“随水深浅更易”，还有起
碇用的轮车，并已经使用罗盘针导航。当时我国的船只已经航行于印度洋各
地，包括锡兰 （今斯里兰卡）、印度次大陆、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甚至达
到非洲的索马里。
印刷业：唐代前期发明了雕版印刷术，这是我国手工业史上的一件大事。
所谓雕版印刷术，就是将文字制成印版，在印版上面加墨，再印到纸上去。
雕版印刷术的出现，是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的，而这些条件在公元7世纪时
就已经具备。首先，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已发明了纸。其次，在四五世纪之
间出现了易溶不晕的烟墨。从唐朝起，封建政府废除了六朝以来士族世官的
制度，改用科举取士的办法。读书的人多了起来，对书籍的需要量大大增加。
于是，雕版印刷术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了。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是中国人
民对人类文化传播的一项重大贡献。活字印刷术起于北宋庆历年间（1041—
1048年），发明者毕昇。他所发明的活字是胶泥制的，这是草创的活字印刷
术，但已比欧洲的活字印刷术早上400年 （德国人古登在15世纪中叶，约
1440—1450年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毕昇所采用的活字印刷术已经具备了刻
活字、排版、印刷三个主要步骤，是一种较完整的发明。但由于毕昇的活字
是胶泥（粘土）为材料，把粘土刻成扁平的单字（称为泥活字），不像铅字
能耐久，故在当时未能通行。宋代在印刷术方面的另一个发展是套色版印刷，
能在书上印出几种彩色的插图。元代的印刷技术，较之宋代更有显著的进步。
其主要表现有三：第一，活字印刷术不断改进，陆续发明了锡活字和木活字，
并用来排印蒙文和汉文书籍。第二，自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以来，已
使用小块铜版铸印小型的蒙文和汉文印刷品，如纸币“至元通行宝钞”。第
三，套色版印刷术应用于刻书，如中兴路刊印的无闻和尚注《金刚经》。元
代 《农书》作者王祯对印刷术有着重大贡献。他试用木活字印书，并发明了
转轮排字架，使用简单的机械，提高排字的效率。他还把木活字的制造方法
和用于印书的经验，系统地记录下来，就是他的《造活字印书法》。
4。商业的繁荣
（1）国内商业的发达
商业都市的发展，开始于隋代，隋代的东西二京，就是两个最大的商业
都市。西京有东、西两市；东京有东、南、北三市；东京的北市北临通济渠，
上有通济桥，河内船只数以万计。尤其是南北水路的运河开凿以后，这里便
成了南北货物集散之处。唐代继承隋代，两京的商业更盛。商业活动多集中
在东、西两市，商肆、作坊多设在市内，商贾有220行，买卖非常兴盛。据
说公元843年一次失火，即烧去东市曹门以西商肆四千余家，金银财物并皆
烧尽，可见商家之多。随着唐代工商业的日渐发达，商业活动渐渐不限于两
市。两市四周的各坊，重要道路的城门附近，也出现了大小工商行业。城内
有一条长九里、宽百步的大街名朱雀门大街，街东为东部，街西为西部。东
部多是贵族、官僚住宅，西部是商贾和居民以及流动人口，还住有外国商人。
人烟十分稠密。像西京长安这样气势宏伟的大都市，不仅中国前此未有，在
当时世界各国也属罕见。洛阳在隋代时就很繁华，唐代称为东都，是国内第
二大城市。广州是著名的国际贸易商埠，贸易十分频繁。南方的竹、布、藤、
箪、药材等特产都在这里集散。行商坐贾很多，贸易发达，商贾往来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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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有一千多艘外国船舶进港，侨居广州的外商数以万计。扬州位于运河进
入长江的口岸，是南北交通的要道，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埠。江、淮、荆、
湖、岭南等地的物产，大都在此集散，商业发达。扬州的富商大贾很多，聚
居在这里的外国商人也多达几千。有“扬一益二”之称，成都是四川的贸易
中心，物产丰富，自古就是商业大城市。隋代已经是商贾荟萃，能工巧匠很
多，手工业品质量很好；唐时，一年12个月，分有专市，商业很是繁荣，成
为仅次于扬州的大城市。汴州 （开封）在唐时就是南北漕运中心，是中原地
区重要的经济都会。北宋定都于此，时人称为汴京，正式名称是东京。城内
人口稠密，居民近百万，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城内没有坊市的区分，随处可
开设商店，小商贩也不限在特定的市区之内，城厢内外均可沿门叫卖。商业
活动也没有时间的限制，白天黑夜均可交易，出现了夜市。杭州，是中唐以
后的新兴城市。北宋时的杭州，为东南水路交通枢纽，百货由此集散，商业
非常发达，有“东南第一州”的称号。南宋时，改名临安，成为南方商业的
中心。杭州有人口120余万，超过了汴京的人口数。市民日常消费数量很大，
特别是封建官僚地主、富商大贾集中于此，以他们搜括所得的财富纵情享受。
城市各街巷，到处散布有茶坊、酒肆、面店、彩帛、油酱、鱼肉等商店，所
售货品极为丰富繁多，商贩顾客往来不绝。大商店的交易额更是惊人，“如
遇买卖，动以万数”。元初的杭州，其繁盛情况，与南宋相差不远。可以说
是当时全世界工商业最发达的都市。然而到了后来，由于元统治者的压迫、
摧残和杭州政治中心地位的丧失，就逐渐衰落了。
大都 （今北京）是元代的首都，是天下商贾聚集的处所，人口众多，街
市纵横，它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交通中心和经济中心，也是世界闻名的
大城市。
商人分为行商与坐商两大类。前者是从事长途贩运贸易，流动性很大，
规模与资金大，风险大，盈利也高，历朝有名富商都是属于这一类。住贾则
是固定于一处，从事本地贸易，他们有的是批发商，有的是零售商。
唐朝时期，政府很注意对商人和市场的管理。政府对市场的管理包括两
个方面：一是管理市场本身，二是管理市内工商业者的交易行为。
管理市场本身：市由官立，这本身就是一种管制。建城设市，根本不考
虑商业的需要，完全从统治的需要出发，是封建统治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市的兴废，不是取决于商业的盛衰，而是取决于统治者的意志。
管理市内工商业者的交易行为这是市场管理的重要方面。管理办法是多
方面的。如限制某种人不得入市交易，被限制的人主要是朝廷命官；市只能
设于城内的固定地点，而且一定要由官家设立，人民不能自行立市。若不是
城所在，不管该处商业多么发达，也不能设市。在对市场的各种管理中，管
制物价是一个重要项目，因物价波动不定，不仅影响人民生活，而且扰乱社
会秩序，政府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利益，防止商人哄抬物价，以进行不等价交
易，确立了严格管制物价制度，令商人每十日向诸市署呈报一次物价变动情
况，每一种货物按其品质，定出上、中、下三种不同的价格，并将十日内物
价涨落情况登记申报，由市令加以监督，以防止物价的暴涨暴落。
北宋时期，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大大放松，坊市制度被取消，贸易大趋活
跃。这种变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工商业者及居民都可以自由选择他们的地点。商业店铺及手工业
作坊可以设立在住宅区中，工商业者及其家眷可以住在店铺里面及后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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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与出入都比以往方便。坊与市的围墙已经拆除，商店可以面临大街开设，
营业方便。虽然说商业活动较前分散，遍布全城，还是有许多同行业的店铺
集中在一两条街道上，把一个有各行各业的大市场化为无数个专业市街。再
者，店铺争相临街设立，城内容纳不下便向城外伸延，造成繁华的景象。
第二，市制取消以后，各营业单位的规模得以扩大。唐代的市场中只容
有少数的常设店铺，大多数是售货摊位，市制取消后，工商业者只要自己能
力许可，都能开设常设的店铺门面，而且可以无限制地扩充。所以两宋城市
中的许多城市单位比唐时大。同时，两宋的城市中出现了许多游动小贩，沿
街售卖，这也是以前市场制所不容许的。
第三，商人的经营时间不再受限制，无须定时聚散，夜市应运而生。
自宋以后，城市中的市场组织与商业形态没有大的变化。偶而政府设立
一些规章禁制，或是未彻底实施，或是短期后即废止，或是只限于京师及一
两个大都会，对于全国地区未曾造成重要影响。
以上是城邑中的市场制度，此外，还有另外一套农村市集在不断发展，
并且没有政府太大的干扰与严格的管制。唐代的草市就是不受政府监督的集
市。草市大约可分为两种：一种草市是在大城外围出现的卫星市场，在城内
市场饱和以后在郊外出现的，有常设的市肆与酒楼。第二类则是距县治较远
的地方设立，为农村消费者服务。南方的墟市也属于农村集市一类的。北宋
取消县治以外设市的禁令，许多大的卫星市集及未设县治的交通要冲纷纷改
为正式的市镇，而为农民消费者服务的市集，却依照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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