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县治以外设市的禁令，许多大的卫星市集及未设县治的交通要冲纷纷改
为正式的市镇，而为农民消费者服务的市集，却依照原来形态继续发展。这
类农村集市的特征是多设在村庄的广场上，每隔数日定期举行集市一次，为
了便于让附近村落的人当天可以来回，集市时间多半是在上午或中午，日落
以前很早就散市。广场上只有少数的常设店铺，集市日期时摆下临时的货肆，
非集市日期则一片空旷。在城内的市场上，从事贸易者主要是专业商贩，宋
以前政府特设市籍，命令这些商贩事先登记，以便管理。农村市集的商贩多
是小农业生产者，定期把他们的产品带到市集上来贩卖，同时购买一些自己
需要的物品带回去。
如前所述，市镇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向农村收购各种手工业副产品。农村
集市则是为了便于农户买卖商品。
（2）对外贸易的兴起
隋朝的对外贸易路线，有西北的陆路和东南的海路，西北的陆路对外贸
易尤为发达。西北的陆上贸易，主要通亚洲西北部，甚至远至欧洲东部。海
上贸易，通南洋和日本，对日本的关系尤为密切。
唐代和隋代一样，对外商路也分为陆路和海路两个方面。陆路以长安为
中心，经河西走廊，过新疆塔里木盆地，越过葱岭，到达西域和中亚各国。
通往印度等国的陆路有三条：一是由葱岭南行经阿富汗至印度；二是由四川
入西藏经尼泊尔至印度；三是经云南出缅甸到达印度。通往东北各国的商路，
有从夏州 （陕西大里河北）经大同云中达大漠南北；有出幽州（北京及河北
武清、永清、永次等县）经辽西，渡鸭绿江到达朝鲜半岛。在这些对外通商
的道路上，唐王朝建有相当便利的驿舍，也有私营的旅馆、饭店。
唐代对外海上通道，通往印度的以广州为中心，由广州出发越马来半岛，
到苏门答腊或爪哇。由此再分两路：一路经爪哇直航锡兰 （今斯里兰卡）；
一路西北行，经苏门答腊、马六甲海峡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地区。通往中亚、
非洲各国贸易的海上通道，则由广州越马来半岛，经锡兰入波斯湾；或沿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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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海岸到达红海。通往朝鲜或日本的海上贸易，有从登州或莱州经辽东半
岛至朝鲜、日本的航线。此外，还另有南北两条海路；南路从扬州或明州（宁
波）出航至日本；北路由楚州出淮河口，沿山东半岛经朝鲜到达日本。
宋代，由于国内生产发展，航海技术进步，海上交通发达，对外贸易特
别是海上贸易在前代的基础上更加发展，那时已开始应用磁石指南针，乘驾
巨大的海舶，航行的路线远达非洲海岸，而外国商人来华的也远自西亚、东
欧，可见当时海路已极为发达。
元代幅员广阔，国外交通更加繁盛。海上的国外交通发达。那时的主要
贸易港共有七处：温州、广州、杭州、泉州、庆元（宁波）、上海、澉浦。
海外交通的对象，西到欧洲，南到南洋，东到日本，范围很广。陆路交通的
范围也广及亚欧两大洲。例如元初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从他的故乡东来，就是
走的陆路。他的来往路线也就是当时的商道。
交通的开发和便利，一方面是商业发达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商业进一
步发展的条件。随着对外通商路线的开辟，对外贸易也不断发展起来。陆路
上贸易比较重要的是与周围各族 （国）的缘边互市。以对西域的贸易为例，
自汉代通西域以来，西域诸国和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商人，不断沿着丝路东
来，中国商人亦不断沿着这条古道西去。隋统一全国后，重视经营对外贸易，
极力招徕外国商贾。唐以后，更加重视对西域诸国的往来贸易，使对外贸易
纳入正轨。中国商人输出大量丝织品、珠宝、金银、铜器、铁器等，外国商
人也经常来华经营，许多西域“商胡”深入内地，甚至穷乡僻壤也有他们的
足迹。出现了西域“商胡”络绎东来，内 地商人络绎西去，丝绸古道上一
直是熙来攘往的热闹景象。
海上贸易在唐代开辟了中国对外贸易史上的新时代。唐王朝特设“市舶
使”，负责海上商业发展。当时由海道来华贸易的国家或地区很多，互市较
繁的有日本、南海诸岛国、印度、斯里兰卡、波斯、大食 （阿拉伯）等，其
中尤以阿拉伯为最重要，因当时阿拉伯人正崛起海上，继波斯而掌握了东方
海上的霸权，西自摩洛哥，东至日本、朝鲜，都是他们的贸易范围，到中国
来通商的也很多。他们大都航海而来，由波斯湾经印度，绕马来半岛，以抵
今之广州，然后再由此分散到全国各地。中外通商输出入的货物种类很多。
大体上说，输入品主要有马匹、毛皮、香料、药材、禽兽、布匹及珠宝、犀
象等奢侈品；输出品主要有丝织品、瓷器、茶叶、铜器、铁器、纸及土特产
等。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与亚洲各国的经济文化往来也得到较广泛的
发展交流。唐朝时我国造纸术传到中亚。波斯人称铜为中国铜，称火硝为中
国雪，磁土为中国土，可见中国文化影响之深远。同时，中亚的天文历法、
数学、医学等也随着通商而传入中国。
两宋的对外贸易，虽然在性质上只是唐代“市舶”贸易的继续，但是在
通商的范围和贸易的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唐代，南宋一代尤为这种贸易的
鼎盛期。输出的商品主要有金、银、铜、铝、锡、瓷器、漆器和诸色绢帛等。
铜钱也大量流出，当时南洋许多国家就把它用作自己的货币。输入的商品，
主要有犀角、象牙、胡椒、珊瑚、乳香、琉璃、苏合香油、硫磺等。这些输
入品大多数是供封建统治阶级享用的奢侈品。由于输入的数量过大，输出不
足抵补，以致造成金钱外泄，引起国内严重的金融恐慌。宋代的对外贸易完
全由国家垄断，所有进出口贸易都由政府设专官管制，输入的商品除政府直
接征收一部分外，其余则由政府统购统销，即首先由政府全部收买，除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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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某些商品完全或部分留用外，其余则由政府增价公开出售，成为财政收
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外贸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政府对之极为
重视，采取种种措施，力图拓展贸易。
元代幅员广阔，陆海交通发达。统治者为了自己的政治军事上的利益，
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奖励对外贸易政策，因而终元之世对外贸易颇为繁盛。元
代海外贸易输出入商品，大体上与宋代相同。但奴隶贸易却有相当规模。贩
运进口的有“黑厮”和“高丽奴”；贩运出口的有汉、蒙和色目各族人民。
元时贩卖人口很盛行，政府曾多次诏令禁止。
（3）货币制度的演变
先秦时期，我国的货币制度很不统一。秦始皇时，黄金与铜钱被确立为
法定货币。这种币制一直维持到西汉时期。此后，由于社会长期动乱，尽管
西汉的五铢钱还在继续使用，币制仍陷于混乱之中。
隋初统一钱币，制定了新五铢钱，每一千钱重四斤二两，禁止古钱和私
钱流通。后期，政治腐败，钱币又混乱起来。除钱以外，绢帛仍被当作货币
使用。唐高祖武德四年 （公元621年），开创了开元通宝钱的历史新局面，
沿用近八九百年的五铢钱时代宣告结束。钱不以重量为名称，改称“宝”或
“通宝”、“元宝”，并冠以年号。这是中国钱币名称上的一大变化，是将
货币作为等价符号的一个历史性飞跃，使之更具有作为价值尺度的意义。采
用十进制计算，使计量单位得到统一，简化了计算手续，为商业交换带来了
极大的便利。然而与此相矛盾的现象是唐代仍钱帛并用。因商业发达，钱币
需要量增加，钱币十分缺乏，政府便下令强制人民兼用钱币和实物。绢帛在
唐代仍然当作货币使用，而且使用的程度似乎比两晋南北朝更为普遍。至于
黄金则仍作为贮藏手段，也用作价值尺度，但很少用作流通手段。
宋代币制本以铜钱为主，其他如铁钱、夹锡钱虽也曾流通，但或限于个
别区域，或通行时间很短。每年尽管有大量铜钱抛向市场，仍经常出现钱币
短缺、金融紧迫的状况。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过多地销毁铜钱以铸
造铜器，造成铜钱减少；铜钱外泄过多，不仅流向沿边各少数民族地区，而
且也流向海外。于是铜钱外又铸铁钱。铁钱笨重质劣，行使不便，种种弊端
随之而生。商业愈来愈发展，而钱币越来越恶劣，于是纸币代铜钱而起。
北宋的纸币叫做“交子”。“交子”发行初期，由于发行额，流通时间
和地区都有一定的限制，并有定额的发行准备金能够兑现，因此使用情况尚
好，对商业往来起了有益的作用。后来边界用兵，政府财政发生困难，“交
子”的发行量和界数 （当时规定“交子”发行每三年为一界，每界发行最高
限额为一百二十五万多缗，界满持旧换新）都超过规定。引起“交子”贬值，
物价上涨，给人民造成极大损失。
南宋时又改“交子”为“关子”、“会子”，关子和会子虽然名为有本
钱抵偿，其实并不很能兑现，和无本钱抵偿差不多，所以价格低落，无法维
持原价。同时因为会子利厚，伪造者多，严法禁止，不能禁绝。官府向民间
要的是现钱，而叫民间通用“关子”、“会子”，这自然要发生流弊。商人
们往往用低价收买会子，送到京城来兑换，政府为维持信用，不得已收下。
而旧会子已经破损，于是再造新会子，以三年为一界，按期造新换旧，禁止
伪造。正式的关子、会子之外，还有各种杂色纸币，往往只流行于某地境内，
信用更低。由此可见，南宋纸币使用非常混乱。
元朝统治者统一全国后，为了加强对经济的统治，以使用纸币为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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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钱币比其他朝代少。元世祖中统元年，发行了两种纸币：一是“丝钞”，
以丝为本位，以两为单位；二是“中统元宝宝钞”，中统钞以白银或金来维
持币值。钞币持有者可以按照法令比价兑换银或金。全国各路都设有兑换的
机关——“平准库”。兑换基金充足，准许兑现，钞币的发行额也有限制，
在初发行的一二十年间，物价尚称平稳。到了至元十三年 （公元1276年），
由于封建统治者大肆搜括，增发纸币，并将各路准备金银运往大都，引起物
价上涨。至元十七年 （公元1280年），纸币就贬值为原来的1/10，至元二
十四年（公元1287年），物价与至元十三年比较，已经“相去几十余倍”了。
由于发行增加，币值不稳，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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