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正对着收银处不远的一张转角小台子边坐定，从乱七八糟的手袋里掏出几样毫无秩序感可言的东西：口红、KOOL牌香烟、几张写着字的纸，还有一本《克尔凯戈尔日记选》，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喜欢上这个一八五五年就已死去的丹麦哲学家写的书，也许只因为他在离别人世的前一年就说“钉上盖板，要极牢固，因为不是我躺在棺材里面，不是的，躺在那里面的是我所极其渴望抛弃掉的我那有罪的肉体，是我生来就穿在身上的囚服……”
我那有罪的肉体，生来就穿在身上的囚服。多好的句子啊。她不止一次地翻这本书，看这些精彩的句子；不止一次地想让人们在自己身上也钉上盖板。她尽管年轻，却常常想到死。她的命不好，从离家出走的卫，到为了一桩毫不起眼的事在地铁上把一个陌生人捅死而自己也吃了一颗子弹的海海，现在又是与A在朝不保夕地磨蹭。她害怕男人带给她的不安全感，更害怕一个人独处，一个人的时候，魔鬼一样的昔日往事纠缠在她的耳边，台灯整夜整夜地亮着，也无济于事。也许，她是有病了，但病得还不重，还没有让她厌弃自己那因为年轻而粉嫩的皮囊。
她一边默念着愿上帝宽恕这有罪的肉体，一边继续寻找着手袋里的东西。还是没能找着自己的打火机。穿着赭红西式上装和白裤子的服务生上前来了，递给她一份饮料单。她为自己要了水果酸奶和红茶。服务生走开了，她还是没找着自己的那个点火的东西，往后看收银台的小姐，实在不想再惹她烦。往前看呢，前边侧摆着一张桌子，桌子旁独坐着一个戴眼镜的男人，那男人也正在不时对着那台电话张望。他的台子上有烟，当然，也有火。
先生，借个火。他点了火，手搁在她的台子上，她只能凑过去就他手里的火。这个时候，他似乎是把她看了个仔细。不必细看，谁都能看出她心不在焉的神态。
小姐，你等电话？这时候和她答话应该是自然而然。
是的，不过说好过一个小时才打来的。
我怕那电话是根本不会响的，有的这种店里只让人投币，却接不到电话。我打传呼，等了二十分钟了还没响。
可能是人不在上海吧，那小姐说回得进的。
真是怪无聊的，一个人坐在这里等电话。
他和她同时看看旁边一排车厢座上坐着的动作亲密、眼神暧昧的男女。
你来多久了？她问，语气好像并不陌生。
二十分钟吧，所以看着你进来，急急匆匆地打电话。
是啊，打电话，也许并没有什么事好急的。
有时候是为急着见一个人吧。他好像开始试探。
她嫌他多事，不想说话了。于是各喝各的红茶。厅里回荡着不知名的英文歌，还有啤酒泡沫和咖啡的氤氲。周旋着踏着舞步节奏的服务生，他们在工作着，也许工作着使他们忘记自己的一切烦扰，他们是快乐的。
水果酸奶上来了，椎形的透明玻璃杯，下面映衬出黄的菠萝和火红的橘片，上面浇着纯纯酸酸的奶油。她一个人品尝着这好味道，心里被勾起近乎同样的酸甜滋味。
突然有电话铃响，她看他一眼，笑了笑说：还是响了吧？
男的朝收银处的小姐看了看，那小姐接了电话没有叫人的意思，顾自在说话。还是不是我的。奇怪，他怎么还不回电。
再等等吧，要是接到呼机总是会给你回的。
为什么坐在这里就要去打一个电话呢？他问。
也许一个人坐在这里又没别的事是太无聊了。她说。
而且还傻傻的。他补充说。我们干吗不合并桌子说说话呢。
她迟疑了一下。要不你坐过来吧。
他很快就坐了过来，太容易了，只须移动一下屁股，从一张凳子到另一张凳子。
他们相视而笑，似乎现在是正式认识了。
他顾自笑着说，现在人的观念真变了，以前我是想象不出能和一位陌生小姐这样认识的。
他又看了看她，说她抽烟的动作很美。
她开始怀疑他根本没有打过什么电话，只不过就是为了钓一个她这样的单身女人说话。
就在这时，电话响了，是一个传呼的回电。他很快站起来去接。
她只听到他说你是小吴吗？对方好像不是。又对了一下号码，号码是对的，然后他说可能是他把号码抄错了。是的，这是很容易写错的，到处都是号码，到处都是传呼机，一个数字搞错，就是另外一个人了。
不认识的人是不会和你多嗦的。
他退回位子，说：还好有你，不然我傻乎乎地可等惨了。现在倒幸亏他没接到呼机，不然他来，我不是冷落了你吗。
她想说自己也是有人有事在等的，并不一定要他陪，但想想还是没说出来。
他像熟稔地献殷勤说，你再点点儿什么，我来买单。今天有幸认识你。
她漠然地看看他，又看看手表，还有半个小时，希望A会打电话给她。只要A一来电话，她就马上走。
他看着她说：你看上去像潘虹，特别是那神态。
这种话按理她是不会信的，可是记得以前刚与A认识的时候，A也曾这样说过。她竟信了。
是的，以前A说过的，以前他还曾小心翼翼地与她交往，留意她的一点一滴感受，怕她一不小心就不开心了。而现在，是她像在缠着他，主动打电话给他，女人一到这种地步，就被动了。她常感觉自己像被个网套住了，要挣又挣不开，A对她时寒时暖，一时让她难以左右，她恨着自己的无能。
你拿潘虹来打比喻，可见你不年轻了。她没好气地说。
没办法，六十年代出生，我们长大后，看到的不是潘虹，就是刘晓庆，相比较而言，还是潘虹气质好一点。
你是做生意的吗？她问。似乎是为了不再矜持，也不要纠缠在私人回忆里。
是，有一个公司，平时高兴做做生意，有时炒炒股。
她怀疑地看看他。
他又问：小姐你是做文化方面工作的？是记者吗？
她不置可否，反问他：记者就有文化吗？我怎么就像有文化的了？
他说她刚才拿进去的是一本《克尔凯戈尔日记选》，一般人是不会碰的。
他说有书卷气的就是和一般女孩子不一样，一看就看得出来的。
她停顿了一下，慢吞吞地说：炒股票的人，总觉得像是很没有文化的，挤在证券所里眼睛往同一个方向看，白痴一样。
你说的都是炒散股的，像我们都有自己的房间，看看屏幕，打打电话，就可以炒进卖出了。不过，这一段时间，大户小户都没有花头，全部吃进。
所以你有时间，在这里等人了。她发现自己突然对他的直言不讳有了了解的兴趣。也许进入别人的话语，就是回避了自己需要面对的问题。她不再关心现在离三点半还有多少时间。
有个人打打岔好像也蛮好的。她一向是个喜欢听人说话的人。
他谈兴大开。说他以前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都是泡在证券所里，神经很紧张的，都在里面泡了五年了。
她说：缠着你们的小姐大概很多吧？
不，不。他一脸严肃，我们那里的房间女人都不可以进的，炒股票的人迷信得很，怕手气霉了。
这她相信，父亲搓麻将的时候总是不要母亲陪在一边的。
他看了看手表。都三点半了嘛，你那朋友不打电话来了吧。不然我们去欧登打保龄球，我有很久没有玩过了，看样子只能打一百多分了。
第二部分偶然（2）
她还在期望着A的电话，但铃声迟迟响不起来。她是恋旧的人，她不想跟他去打保龄球，可是如果A不来，她也不愿一个人像傻瓜一样坐在这儿。
她犹豫着是不是还要等下去。
她要面前的男人再说说他的经历。
他似终于放松而信口开河起来，不管她是否心不在焉地听，他只是连贯地说下去：在一个不值一提的城市长大，从不值一提的中小学毕业，小时沉默寡言，长大百无聊赖。和一个不值一提的女孩相识，有了不值一提的初恋。蹉跎岁月，至今还未婚配。还想听什么？我们边打保龄球边说，你就不要等那朋友的电话了，好吗？
再让我等等，他说有一个人来找他，可能会耽搁。等到四点吧。她看他的眼神是软弱的。
他看着她，一句话也不说。摆弄着自己黑色的公文包，一个摩托罗拉的手机从里面滑出来。
她问：刚才干吗不用自己的手机打电话。他说，忘记充电，电不够了。
她喜欢男人手里拿着一个手机，她喜欢看那些手机广告，巴黎、洋房、女人懒懒地带着浴后的娇慵坐着，拨通一个电话对守候在那座桥下的木瓜男人说：你还在啊。搞这个手机广告创意的人肯定是个傻子，事实分明是有了手机就再不会有男人在哪里痴等一个女人。她怕打A的手机，就是因为她能那么方便找到他（当然任何熟人都可以如此方便找到他），却仍然感觉他离她那么远那么远，听到声音又能说明什么呢？
仔细看面前这人，他的脸其实还挺好看的，除了戴了副黑边眼镜不太惹人喜欢。她觉得很奇怪，对男人，她要是先喜欢上了那个人，那人再长得不怎样，她也照样觉得他棒，一点不计较他的长相。如果是平常的关系，她的眼光就会变得挑剔和世俗。也许无非是两个方面，有些女人为钱而会动心，有些女人只为情左右。钱与情其实都是一种暂时的慰藉。有时情会烟消云灭，钱也会千金散尽。
三点三刻，他看她的眼光变得孩子气，仿佛她是应该跟他走的，根本不应该再等什么人的电话。于是她也有了点委曲求全，准备再给那个人最后一个机会，她对他说：我去打个电话，说一声。他点点头。她打A的电话，电话是忙音，她打不进去。于是，她回过头来说，我们走。
铃声在她的身后响起来，但现在她的脚步已经变得轻松了。他们走出落日酒吧，她发现他没有招手扬车的动作，而是径直走到转角，把一部黑色的小车开到她的面前，他很绅士地为她打开车门。
现在，这个故事中萍水相逢的男女，已经没有了羁绊。车子开在城市的大街上，整个城市都是为他们这些及时行乐的男女准备的。那些日夜商店、美食总汇、百货商场、时装精品屋，整天敞开着成为他们的大厨房和大衣柜。车窗外的街景是一面活动着的彩色屏幕，这一对素昧平生的男女，在别人的眼睛里看不出丝毫的破绽。
他们不知道对方的名字，说话倒还是热烈。车子从欧登巨大的保龄球模型旁像鱼一样滑进地下车库。她看着他熟练地倒车、停位，一时有些心神恍惚，仿佛自己真的不是和一个陌生人在一起。
开票的时候，他问她打几局？她说两局吧。他说四局！最起码打四局。那就四局。他们俩换了鞋，上了三楼。在电梯间，她有意和他保持距离，他敏感地觉察到了。
一时间他们不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