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连同腾杰，都被他的大胆惊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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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永清，江西贵溪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时年32岁。经历龙潭、惠州等以艰苦著称的战役，他积军功年年递升，先后任教导团连长、第一军特务营长、编练团长等职。后作为第一批留德学生，被派赴柏林，学习装甲兵战技战术。
这是一个“实干家”。在德国，他曾以自己的吃苦耐劳、谦逊诚实，博得教官、同窗一片赞誉。他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掌握了以精深著称的德语；作为缺少理工知识训练的人，他更时常在深夜钻研课程。前后两年的拼死努力，终于获得回报，他最终以当期学员前三甲的优异成绩毕业。
毕业后，桂永清留在德国使馆担任武官职务。他的严谨习气、刻苦态度，也渐渐闻达于南京军界高层。不久后，军令部长何应钦以侄女配其为妻。
但，最能够表现桂永清形象的，却是隐藏在图书馆深处的一些陈旧文字。当年的一些独立报纸记载：1935年，蒋介石举行中国童子军大检阅仪式，是时桂永清任评阅长。当他巡视到满洲代表队时，他看到的只有稀稀拉拉的几十个人。此时，桂永清一下子想起了满洲沦陷的土地。他不顾军人的威严，顿时泪流满面。如果不是还有评阅任务，他肯定会放声大哭。
一直到报告蒋介石时，桂永清仍然哽咽。
这是万余名童子军代表共同目睹的一幕，会场因此寂然无声。从满洲流亡到淞沪的几十个孩子，也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放声大哭，哭声连成一片。素来注重军仪的蒋介石，眼角也略略湿润了，他亲自走到孩子们的面前，温言勉励。
从此，桂永清被认为是“黄埔军人之楷模”（蒋介石语）。
而在1931年的初冬。满洲事变爆发后，在德国的桂永清，接到蒋介石的密令，迅速从德国出发。他“一去万余里”，一路经由中东铁路，走过漫无边际的西伯利亚，跨过乌苏里江，最后到达满洲的林海雪原。
那时候，在五千里外北中国的一角，满洲的冻原上，由北海道渔民组成的日本札幌师团急速推进，意欲席卷北满，满洲军阀马占山部逐次抵抗，已经撤退到林海雪原的边缘。
这一天傍晚，马占山正下令“杀马为食”，卫士急冲冲地来到他的帐篷外，交给他一张两指宽的电文：“……特令桂永清往你部劳师。蒋中正。”
找到马占山部的营地时，满洲的第一场雪已经下过了。在高耸深黑的原始丛林的掩映下，马占山部队已经人疲马惫，但士气却仍然高昂着。桂永清决心为满洲保留下这个最大的抵抗力量。他与普通士兵握手，与伙夫寒暄。他的诚挚和热烈，博得了阅人无数的马占山的信任。史料记载：从此，马占山感到“应为中央分忧”，而决心在黑龙江的冻野上“抵抗到底”。
临别马占山部时，桂永清向南京发密电，指出该部“经济困难”，怕难以持久。然后，他由马占山部护送，秘密潜入蒙古东部地区。
他也迅速地和众多蒙古的王公、首领成为朋友，赢得了这些成吉思汗后代的尊重。在马头琴的弹奏、烈酒的浇灌和草原的漫漫视野中，他的满蒙活动“不辱使命”。
然后，已经去国有年的桂永清，以牲口、步行、汽车、铁路等方式，艰难辗转地回到南京。但几乎还没有安顿下来，他的旧日同窗贺衷寒、腾杰等，就邀约他到拔提书店聚会。
短短的一席交谈后，桂永清成为了力行社的新成员。
一个黄埔五期学生后来谈到：他“不仅很有军人本色，对政治见解和历史亦具相当眼光。……加入力行社后，他经常到筹备处工作”（干国勋，《回忆录》）。
就这么一个黄埔军人，在蒋介石面前，请求再次发言。
在所有人的惊愕中，蒋介石示意他开口。于是，在这一处苍茫的平房里，一个后来被史学界认为是“有意义的插曲”出现了。
桂永清言语铿锵，说他“希望能够为校长推荐一个人”，他称这值得他鼎力推荐的人为“对护党救国有‘具体计划’的杰出人才”
这个人是个文人，正担任他的叔丈何应钦的机要秘书，名字是刘健群。
第六章蓝衣社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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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健群，1902年生，贵州遵义人。他的一个幼年朋友后来写到，他“老家住在新城石门坎。从他家屋侧的巷子进去就是陈公祠。父亲早年在本街开帽子铺……”在遵义，这是一个既不贫寒也不算太宽裕的人家。
他早年的日子是平和的。但辛亥革命后，在兵匪统治下素本贫穷的贵州，“人民生活的困苦，几乎没有语言可以描述……这一幅血泪图，我从小便感受最深，长大成人活到几十岁之后，思之犹有余悸！”（刘健群，《艰困少年行》）
这形成了他关注大社会、大民生的性情。17岁那年，作为县城弄巷的一个出色子弟，他考入了贵州省立法政学校。就是这一年，“五四”风潮席卷全国，也波及到贵州。刘健群因缘际会，以学生身份加入了初初成立的“少年贵州会”。
“少年贵州会”受五四气息的影响，汇集了贵州最优秀、最具现代气息的一批青年。其领导人包括后来名重一时的何应钦，以及“现代宪兵之父”谷正伦等民国要人。不久，刘健群即出任《少年贵州报》主笔。
对法理、制度的熟悉，加上撰稿磨砺，使刘健群历练出了一副好口才。他的一个朋友曾谈到：“刘谈吐风趣，以擅长雄辩、演说驰名。……事后听人说，中国的演讲，第一数孙中山先生，其次是汪精卫、黄郛，第四就要算刘健群了。”
这副口才连同何应钦的发迹，使刘健群平步青云。1930年中原混战结束后，一批批部队被调集到江西围剿红军，何应钦出任南昌行营主任，刘健群被任命为何应钦机要秘书，兼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军衔少将。
他主要的工作，是负责组建“江西地方整理委员会”。“少有大志、饱读经史”是他的过去；文人气质很重、很有头脑，是他的形象。随着几次围剿的先后失利，在繁忙的军务中，他开始细心了解江西民众的心理，思考朱毛等人在江西蒸蒸日上的原因。
在1931年的黯淡辰光里，目不识丁的汉子们一拨一拨地加入朱毛军队，使这支缺少给养、弹药、军饷的队伍连连壮大。相反，装备精良、人多势众的国军，总是一触即溃。刘健群为此几近痛楚：是民众愚昧，还是国民党真的沉沦了？
29岁的刘健群，深知“官逼民反”的道理。朱毛红军以区区几千华里贫瘠之地，养兵数万，征敛自然也重，就正赋而言，甚至重于政府。但一是注重剥夺富户，二是宣传得力，再是负担平均，四是并无杂税苛捐。显而易见，朱毛财政的特点是取法公平。对山民来说，负担虽然也重，但公平这一点使他们更容易接受朱毛。
反之，国民党却“贪污成风，腐败横行，作威作福，低效无能”。他和他的朋友宣介溪以及南昌行营的四个青年同僚交谈时，他神态激愤说：“日本气焰嚣张，剿匪屡屡失败，这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承认，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毫无建树，源之于党的失败！”在日记里，他说得更加直截了当：“……我们的党现在似乎对于群众的愿望变得毫无兴趣，党不仅变得远离群众，而且在许多地方，国民党简直被群众所痛恨！”
而宣介溪也曾苦笑地谈到，他和普通百姓交往时，“不敢承认自己是一个国民党员。”
这一年夏天的宁粤分裂，使刘健群的声调更加沉重：“这决不是几个人的问题。我们只要好好算一算党曾经分裂过多少次，我们就能知道为什么不能扑灭赤祸……党的混乱、党的软弱无能、党的颓废，已经到了非根本整治不可的地步！”
刘健群认为，党已经到了生死关头，而挽救党的惟一路子，就是取得领袖的支持，在国民党陈朽、腐败的机体上，注入一股名为“蓝衣社”的清新力量，以彻底“改组”国民党。
于是，在宁粤分裂的沉闷夏天，一个只有区区6人的布衣团在南昌组成了。它被视为“蓝衣社”的预备组织。即使几十年以后，蓝衣社并非从布衣团脱胎的真相已被披露，史学界仍然认为，蓝衣社“承袭了布衣团的主要构想”。
“杜绝腐败，重组国民党，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这也是布衣团的主张……布衣团最主要的特色，是限制团体成员的个人财产。”1969年，在接受来自美国的易劳逸教授采访蓝衣社旧事时，已年近古稀、重病缠身的刘健群，面貌里似乎一下子有了神采。他迷离的目光，似乎在注视着在南昌的那个29岁的自己。
那是他多么富有活力的岁月呵。世俗的一切得失取舍，连同追逐金钱的本能，在救党救国的旗号下似乎都微不足道。“一个反腐败、有活力的团体，首先要保证自己不腐败。因此我们规定，每个加入布衣团的成员，一个月的最高收入不能超过200元，多余部分必须上缴给团体。反过来，月入不到20元的也能从团体里获得津贴。成员或其家属有灾病，老人的赡养、子女的就学出现困难时，也能得到救助……”
这是一个相当温馨的组织图景。但作为一个严谨的历史学家，深知民国社会风气的易劳逸，当即对它的可行性表示怀疑。
从布衣团的这个“主要特色”里，可以看到乌托邦、互助公社的深重痕迹。在20年代，公社理想曾经席卷数以十万计的青年。一度，北平、上海等城市先后出现了几十个公社，但没有一个公社的延续时间能超过一年。
这是易劳逸最后一次见到刘健群。短短几个月后，在大洋彼岸的易劳逸就听到了刘健群去世的消息。此时，他已开始《中国国民党的法西斯——蓝衣社》一文的写作。这篇文章的资料来源，除了他对刘健群的谈访记录外，还有刘健群送给他的一个小册子《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
这个小册子起草于刘健群的江西时期。它不仅是布衣团的纲领性文献，而且，刘健群本人的发迹，布衣团的并入力行社，以及力行社演变为“蓝衣社”的历史轨迹，都和这个小册子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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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中，刘健群痛陈“党已经完全堕落了”，现在它仅仅是“军阀和官僚政客，争权夺利和贿赂成果的一个竞技场”。然后力主改组国民党。“……我们赞成保留党的原有的结构，但是此外在党内应组织一个献身于民族和普遍民众的队伍，它将给党注入活力并培育出党的精神。”
也就是说，以布衣团、蓝衣社来“修正”国民党组织。在以“中国国民党蓝衣社”为标题的《意见》的第二部分，刘健群明确写到，布衣团将以“墨索里尼的黑衫党人和希特勒的褐裳党为效仿”，力行独裁，使中华民国法西斯化。
命运有意地让刘健群、腾杰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几乎同时想建立一个挽救国家的秘密组织。而且，这个巧合如此完整：一个来自外侮，一个来自内患；一个突出组织，一个强调理论；一个致力基层秘密，一个致力领袖权威；一个用缜密的思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