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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冻得哆哆嗦嗦，坐着机帆船离去。我发现自己的一个日记本怎么也找不着了，只能自我解嘲，也许这纯属天意：让过去的一切消失无痕。事实上，因为这个日记本的丢失，很多无从记忆的事情就真像没有发生。
二
十多年以后，我迁往海南岛，与曾经演奏过的海南音乐似乎没有关系，与很久以前梦境中的椰子树、红棉树以及尖顶斗笠似乎也没有关系——那时候知青时代已经成了全社会所公认的一场噩梦，被人们争相唾弃和忘却。我曾经在琴弦上拉出的长长万泉河，银珠跳动或孤鸟飞掠般的旋律，已在记忆中被删除殆尽。我甚至再也没有拉过琴。
我是大年初一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启程的，不想惊扰他人，几乎是偷偷溜走。但很多人还是知道了，很多人还是出现在站台上，其中一位同事伤了腿，扶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赶来送行。他没有说什么，一张突然拧歪了的脸上泪水哗哗——使我有些慌乱甚至难为情，因为我与他说不上有交情，甚至说不上熟悉，只知道他是单位上一个事事不顺的倒霉蛋。他哭什么呢？他的泪水是一件奇怪的物证，不可理解却不容回避，使我不能不对自己的记忆生疑。人们也许总是这样：以为自己了解一切，到了车站或者机场才会突然惊异自己的无知。
海南正处在建省办经济特区的前夕。满街的南腔北调，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在这里卖烧饼、卖甘蔗、卖报纸、弹吉他、睡大觉，然后交流求职信息，或者构想自己的集团公司。“大陆同胞们团结起来坚持到底，到省政府去呵……”一声鼓动请愿强烈要求就业的呼喊，听来总是有点怪怪的，需要有一点停顿，你才明白这并非台湾广播，“大陆同胞”一词也合乎情理：我们确实已经远离大陆，已经身处一个四面环海的陌生孤岛——想到这一点，脚下的土地免不了有了船板晃动之感，船板外的未知纵深更让人怯于细想。“人才”也成了对大陆人的另一种最新称呼，大概源于“十万人才下海南”的流行说法。同单位一位当地女子对我撇撇嘴说：“你看那两个女的打扮得妖里妖气，一看就知道是女人才！”其实她是指两个风尘女。风尘女也好，补鞋匠和工程师也好，在她看来都是外来装束和外来姿态，符合“人才”的定义。
各种谋生之道也在这里得到讨论。要买熊吗？熊的胆汁贵如金，你在熊身上装根胶管笼头就可以天天流金子了！要买条军舰吗？可以拆钢铁卖钱，我这里已有从军委到某某舰队的全套批文！诸如此类，让人觉得海南真是个自由王国，没有什么事不能想，没有什么事不能做。哪怕你说要做一颗原子弹，也不会令人惊讶，说不定还会有好些人凑上来，争当你的供货商，条件是你得先下订金——虽然接下来可能要蹭你一碗面条。
没蹭上也不要紧，下一次见面还能“哥儿们”相称，还会与你谈现代派诗歌或者新加坡将要承包整个海南岛的一类传闻。海南就是这样，海南是原有人生轨迹的全部打碎并且胡乱连结，是人们被太多理想醉翻以后的晕眩和跌跌撞撞。
“人才”涌来使当地人既兴奋又疑惑。特别是女“人才”们，有一共同特点让当地人惊疑不已：她们居然要男友或丈夫干家务：买菜，洗衣，带孩子，甚至做饭和做蜂窝煤，真是不成体统。阿叔，你好辛苦呵！当地男人常常暗藏讥笑和怜悯，对邻家某个忙碌的男“人才”这样亲切地问候，走过去好远还回望再三，暗暗庆幸自己没有摊上一个大陆婆。海南的男人一般是不受这种罪的。因为他们的女人太能干，不光包揽家务，还耕田、砍柴、打渔、做买卖、遇到战争则当兵打仗——《红色娘子军》中女子成军的传奇故事，发生在这个海岛，纯属普通和自然。她们虽然大多有美艳的名字：海花，彩云，喜梅，金香，丽蓉，明娘，美莲……大方而热烈，热带野生花卉般尽情绽放，不似大陆很多女子名字用意含蓄、矜持、典雅、温良，吞吞吐吐的，但她们马来人种的脸型总是透出热带的刚烈，钢筋铁骨，赴汤蹈火，所有似乎只适合男人辛劳的地方，都有她们瘦削而倔强的身影，尖顶斗笠下射出锐利逼人的目光。
连满街驾驶机动三轮车的司机也大多是这些女人，使初来的外地人深为惊讶。热带盛夏的阳光过于炽热了。这些司机总是一个个像蒙面大盗，长衣长裤紧裹全身，外加手套和袖套，外加口罩和头巾，把整个脑袋遮盖得只剩下一双闪动的眼睛。这在北国是典型的冬装，在这里却是常见的夏装，是女性武士们防晒的全身盔甲。她们说话不多，要价公道，熟练地摆弄着机器和修理工具，劳累得气喘吁吁，在街角咬一口干馍或者半截甘蔗，出入最偏僻或者最黑暗的地段也无所畏惧。你如果不细加注意，很难辨认她们的性别。你完全可以想象，如果生存需要她们挎上一支枪，她们一定会顺理成章地接受，同样能把任何枪械玩得得心应手，用不着丝毫改装就成了电影里那些蒙面的敢死队员，眼都不眨，就能拉响捆在自己身上的炸药包，或者敏捷如兔子在战火硝烟中飞跑。
有人说，海南岛以前男人多是出海打渔或者越洋经商，一去就数月或者数年，甚至客死他乡尸骨无存，家里的一切生活压力全由女人承担。正是这种特殊的生活处境，才造就了女人们的吃苦耐劳，也造就了当年的红色娘子军。南北朝冼夫人率一千多黎洞归顺中原朝廷，元朝黄道婆向江浙传播纺织技术，还有宋庆龄三姐妹在现代中国史上的举足轻重……岛上关于这些女人的故事也特别多。
三
成立于一九三年万泉河边的红军某部女子军特务连，还有后来的第二连，即“红色娘子军”共同的生活原型，曾经历过惨烈的战斗，在马鞍岭尸横遍野，一个个女兵被开膛破肚，但有的手里还揪着敌人一把头发，有的嘴里还咬着敌人一只耳朵。她们也曾经历过残酷的内乱，在丁狗园等地风云突变，忍看成批的战友一夜之间成了AB团、取消派或者社会民主党，成了内部“肃反”的刀下冤魂。当革命的低潮到来，更严峻的考验出现了。队伍离散，生活却还在进行。有的在刑场就义，有的蹲进了感化院，更多的是自力谋生，也有的在媒婆撮合之下嫁人成家，包括一部分成了官太太和地主婆，包括有些人成了官太太和地主婆以后又在抗日斗争中牺牲——没有人来指导和规划她们的人生，人生只是在风吹浪打之下的漂泊。这样的生活并不是时时充满诗意。这样的生活不是出演在舞台的聚光灯下，出演在管弦乐队的旋律中，更没有仿《天鹅湖》少女们轻盈而细腻的舞步。没有诗意的生活，却真实得没有一分一秒可以省略。面对着更复杂而不是简单的冲突，投入更琐屑而不是痛快的拼争，承受更平淡无奇而不是显赫惊世的心路历程，女人们付出了同样沉重的代价，甚至更多代价，只是不再容易进入缤纷舞台。
她们在清理战场的时候，发现一个个牺牲的战友，忍不住号啕大哭。一位血肉模糊的伤员，却没有任何遗憾和悲伤的泪水，临死前只有一个小小请求，请姐妹们给她赤裸的身体盖上一件衣衫，给她戴上一只铜耳环——这是她生前最隐秘也最渺小的愿望。老阿婆讲述的这件往事，可惜没有进入样板戏，因为人情以及人性是不可接受的，像耳环这样的细节总是让当时的文艺家们避之不及。恰恰相反，样板戏把敌我双方的绝对魔化或绝对神化，到了最极端的地步，暗示着一种冷冷的政治划线和政治拷问。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极富讽刺性的效果，是样板戏《红色娘子军》风靡全国之际，却是大多数在世当事人大为恐慌之时，大喇叭里熟悉的音乐总是让她们心惊肉跳。你不就是当事人吗？奇怪，你为什么没有在战场上牺牲？为什么好端端地活到了今天？哪怕你当年没有在感化院写过忏悔书，哪怕你后来也没有当过官太太和地主婆，但你也可能隐瞒了其他历史污点，至少也是个胆小鬼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吧？……面对这样的质问，没读过多少书的女人们有口难辩，也找不到什么证据，来证明历史远比舞台上的剧情更为复杂。于是，她们只能为自己历史上真实或虚构的污点长久赎罪。涉及到娘子军的政治冤案，在海南岛随处可闻，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得以陆续平反。
在一个乡村福利院，我参加了春节慰问孤老们的活动，事后散步后院，闻到了一丝怪味。循着这股怪味，我来到了一孔小小的窗口，发现厕所边的一间小屋里，一条赤裸的背脊蜷曲在凉席上，上身成了一个骨头壳子，脑袋离骷髅状态已经不远，掩盖下体的絮被已经破烂如网，床头则有半碗叮满苍蝇的剩饭，浓浓恶臭就是从这里扑面而出——大概是管理员好多天都捏着鼻子不敢进去清扫了。我看见了耳朵上的一只耳环，看出这是一个人，但窗子和房门上加钉的粗大木头如临大敌，是对付猛兽的严厉和威猛。人们告诉我，这就是一个“文化大革命”中被专案组逼疯的阿婆，据说还是娘子军的什么班长，虽然已经平反，但疯病没法治好了。平日关住她，是怕她乱跑。
你们到前厅去喝茶吧，喝茶吧。管理员这样说。你们没必要慰问她，反正她什么也不明白的。
呵呵，这没有什么好看的。
我突然想起了少年时的演出，想起了舞台上雨过天晴的明丽风光里，那些踮着脚尖移动的女兵们，朝着红旗和彩霞碎步轻轻地依偎过去。我站在这个故事延伸到舞台以外的一个遥远尽头，不知道自己今后还能不能平静如常地回首那如幻天国。万泉河，特别宁静和清冽的水，从五指山腹地的雨季里流来，七滩八湾，时静时喧，两岸很少有寄生性的村落和人烟，全是一座座移动的青山，是茂密的芭蕉叶和棕榈树的迎送，把它们肥肥大大的绿色填埋在水中。你在船头捧起一捧河水，无法打捞沉积了千年的绿色，只有一把阳光的碎粒在十指间滑落，滴破你自己的倒影。
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