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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想要再次见到穆医生？在去往医院的途中，我想了想：最初，接近穆医生，是为了把郝音单独留给父亲，同时，也是为了给可怜的穆医生一点类似于维生素B：的营养，但现在呢，这样到医院看病，并不会增加父亲接触郝音的机率，况且，医院里的穆医生，显然是圆通且自给自足的——他并不需要我，那么，我去的目的到底何在？算了，不必如此严厉地拷问，去了便去了吧。
穆医生还是那个白大褂里的穆医生。他沉着地新换了一盒苯海拉明，又另加了外搽的药膏。我主动让他看我的腰部与下肢——虽然不好看。但我还是撩起衣服，暴露出部分肌肤——他大略地扫了一眼，职业的司空见惯，“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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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
在淮海路怎样横穿街道
作者：于晓威
我说过，你如果想通过搞文学来讨女孩儿喜欢，千万不要选择写小说。写小说发表太慢，你上次跟人家讲过的一个沧桑的故事，等到发表出来，人家早已经把那次见面忘了；再说，写小说人的性格不适合跟女孩儿萍水相处，他们太讲究构思，深思熟虑，谋篇布局，等到下决心热爱一个女孩儿时，她们早已经跑到别人怀抱了。也不要选择写散文，写散文的人容易流露真性情，感情这东西一较真，就没什么乐趣可言了。你最好选择写诗歌，写诗歌的人一般都热情奔放，情绪像诗歌一样具有跳跃性，这对女孩儿们足够吸引，再说，诗歌这东西发表快，实在不行还可以当场朗诵或吟哦来献给女孩儿。这些都是你要好好想一想的。
但是那一次，在淮海路上的一家咖啡店里，我们六七个人正围在一起闲聊，一个我初次见面的女孩儿说她喜欢读小说。
“女孩儿”这个意思——按照惯例，就是指还没结婚或是结了婚还没生小孩儿的人。我需要在这里说明，是因为在她用小匙搅动咖啡的时候，我看见她左手无名指戴着一枚精巧的戒指。而此前同事们都在打趣说，她将来肯定会生一个男孩儿。
她说她喜欢读小说。并且，读过我写的小说。
因为那次聚会是一个专题聚会，在座的人又没几个懂文学的，所以我俩的话题没有深入进行。有两个同事还有其他事情，当晚的聚会只好九点多就结束了。
临离座时，她跟我要了手机号码，我想这无非是她想表露第一次见面的礼貌吧，就随口说了出来。
不知道她把它存在了手机里。
一行人走出店门，淮海路车水马龙，高楼林矗，灯光无数。我们想横穿街道去对面的站牌那里乘公交车，但是面前的车流确实太密了。
几次跃跃欲试均告失败之后，有几个同事彻底失去了耐性，我们只好顺街绕到很远处的天桥，从那里走了过去。
过了两天，我的手机接到她的一条短信：“我们究竟要对世界做多少改变？”
我想了想，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她，因为这个命题太大了，就只好用一种类似循环定义的方法回答她：“世界究竟要改变我们多少？”
我觉得她挺聪明。
当然我的回答也不赖。
她再没有回话。
到了下午，我给她打电话，我问她：“在做什么？”
“在忙。”她说，声音淡淡的。
“什么时候请你喝咖啡。”
“嗯，再说吧。”
电话就撂了。
那一阵子我难得轻松。来上海这家办事机构两年了，日子每天都在缝纫机轧动一样紧张的状态下度过。我所在的小镇，是福建靠近鼓浪屿的一个地方，叫港尾。同样是临海，那里的海风比上海吹得缓慢多了，而且混合着风的气息。每天傍晚，我都愿意独自到海边看日落，我的身边一侧是温馨的湿地，另一侧是山坡上的羊场和牛场。彤红的夕阳融在深蓝的海色里，衬着山的暗影和点点白帆，像是一帧凝重的油画。如果不是为了谋生，我真愿意一辈子呆在那个小镇。
我知道她在淮海路一家上海著名的百货公司做化妆品营业员。我回忆了一下淮海路的咖啡店，应该靠近黄陂路的那一家比上次去的更好。这样又过了两天，我约她。她在电话里说：“没时间。”
我说：“见个面不行吗？”
她说：“为什么要见面呢？打个电话不也挺好吗？”
我说不出话来。
“就这样吧。有空再说。”
我决定忘掉她。虽然我还不到三十岁，但类似的情境我见得太多了。一般来讲，在偶然的场合下跟女孩子见过面，哪怕心存良愿，过后也要忘掉。这就像乘火车时，对面坐了一个你自认为彼此心照不宣的淑女，哪怕相互陪伴了漫长的旅程，下了车各自走散就是。如果离开了特定的窗边，离开了特定的行进中的地板，双脚踏在坚实的大地上你还想追逐人家，那就俗气了。
差不多一周后，在我去宁波出差回来的第二天早上，我还躺在被窝里，浴室里的手机响了。那是我昨晚淋浴时忘在洗面台上的。我走过去，接了电话。
“你为什么不理睬人家啊？”是她的声音。并不清脆，有点慵懒，但是富有弹性。
“没有啊。”我承认我脑袋不灵便，再说刚睡醒。
“那我打电话你这么久才接？”
“我在睡觉，手机不在身边。”
她那边没动静了。
“你在哪里？”我问。
还好这回她不是撂电话。“我在家里啊，在睡觉。”
“吃饭了吗？”
“没有。”
“那我们吃饭去吧。”
“去哪里呢？”她想了一下说，“裕通路有一家蛋糕城，我们去那里吧？”
“早晨去吃蛋糕？好像不大对劲儿。”我说。
“那我们去天潼路吃肠粉吧？”
“天潼路？太远了啊……你家在哪里？”
她说了一个路名，原来离我的住处并不远。
“这样吧，不如我下去买一些食品，给你送过去。”
她接下来说她家具体的××号××单元××室，我却怎么也记不住。这样她又把电话撂了。
半分钟不到，我的手机接到一个短信，是她把详细的住址，写在了上面。
我去到她家的时候正要敲门，才发现房门已经提前开好锁了。
她竟然还躺在卧室的床上。她的房间并不大，而且还稍微有点儿凌乱。不过她躺在床上，盖着被子，却显得那么安静，洁雅，让整个房间变得十分亮丽和清爽。
她说这间房子是租的。
我问，你怎么还不起床？
她说昨晚跟同事喝酒，喝多了，现在只是感觉到饿。
我把买来的食品放在客厅的茶几上，在长沙发坐了下来。过一会儿，她起床了，穿着睡衣，从卧室径直走到沙发这边，吃我带来的那些食品。她吃东西的时候样子很雅，也很餍足。我可以细心地观察她。她比我初次见到的时候还要美，而且更有亲和力。她的目光很纯净，眉毛修长而自然。她的鼻梁虽不够挺，却线条流畅，恰到好处，显得可爱。她似乎隐藏着一股笑意，从她白皙而端庄的脸上，我能够看出来。
我问她，这座房子只她一个人住吗？
她说当然不。她的丈夫在杭州的一家公司上班，跑通勤，每周回来一次。
我们又聊了一些别的，话题算是浅尝辄止。我那时才知道，她和她丈夫都是北方人，她跟随丈夫来到南方工作，却又喜欢上海，所以不愿住杭州。
她问我，我的小说为什么总是有一种忧郁的情绪在里边？
我说我也不清楚。
看来她是真读过我的一些东西。
后来不知怎么聊到了作家的职称上面。我得说，我不是职业作家，我只是一个公司的职员，写小说是业余的，但这并不影响我取得作家这一职称。
她问我作家的职称怎么分类？
我说从一级作家到四级作家。我是中级职称，对应的是三级作家。
“一级作家就是一流作家吗？”她好奇地问。
“那不一定。”我如实说。
“哦，我知道了。”她用吸管吸着原装苹果汁，笑着说，“一级作家不一定是一流作家，但三级作家一定是三流作家！”
我也忍不住笑了。
从这以后，她就开始叫我“三流作家”了。
她要用纸巾擦嘴，我离茶几更近，于是我替她拿了。递给她的时候，她不知在想事还是怎么的，似乎并没有伸手来接。我一激灵，轻轻为她拭去嘴角的果汁。
她的眼睛微微阖上。
她的嘴唇那么湿润而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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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忍不住吻了她。
她没有给我舌尖。我想这已经足够了。这曾经是我做梦也不敢想得到的。
窗外的阳光很好。虽然有点儿闷热，但我还是看见一阵微风将碎蓝花的窗帘吹动了一下。另有一只泥塑的小猪在窗台上，几支旁逸斜出的插花遮住了它半只眼睛。
地板是暗旧的颜色。有一刻，我的目光只能落在她的拖鞋上。
她似乎害怕我继续有所动作。事实是，我的双手已经不自觉钳住她的腰了。她挣扎着站起来，甩了一下干净而柔美的长发，说：“我该走了。约好了十点之前到我姨家。”
她这是下逐客令了。我有点尴尬地站起来，刚一迈步，脚下的拖鞋发出轻微“啪”的一声。
“真不好意思，拖鞋带儿断了。”我连忙说。
“没关系。”她看也没看，毫不在意地说。
我们向门外走去。在走廊里，她突然喊住我：“喂，三流作家，我说没关系的意思就是，你应该把那双拖鞋给我扔出去。”
我只有拎起拖鞋照办。
我们第二天下午在“伊藤家”会面。她休班。“伊藤家”是老牌日式料理店，我们去的分店在淮海路中环广场三楼。我以为店面很小，进去后感觉竟还宽敞。服务小姐用日语跟我们打招呼，她其实是看得出我们是中国人的，这样做也许只是为了彰显她很好的日式口语。
我们找了一个带榻榻米的包间坐下来，有窗，这样可以看到淮海路上繁华的景象。我点了一条红鲷活鱼，按正宗的日本料理来做。她点了一份神户牛肉，烤吃。之后，我又要了培根芦笋，寿司拼盘，豆腐海带汤和日式凉面。点酒水的时候，我征询她的意见，问要日本清酒还是韩国真露。她想了想说，还是喝梅酒吧，喜欢那种酸酸甜甜的味道。
服务小姐笑吟吟地问我们，梅酒要杯装还是瓶装？
要瓶装。我和她几乎同时说。
这是没错的。杯装酒往往要加冰或水，味道变了，而瓶装的才原汁原味。再说，在伊藤家，瓶装酒喝不掉可以让饭店帮着保存，他们会记住顾客姓名并编上号，留待你下次来喝。
就在菜肴陆续上来的工夫，我坐在那里重温了一下窗外的地形。是的，我不知怎么突然想到了跟历史或时间有关的事物。距此往南，大约三个路口，是中共“一大”会址；大约六个路口，是邹韬奋故居；往西南，约十分钟车程，是孙中山寓所，寓所的主人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