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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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05年第3期- 第5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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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席话,说得程如峰热血上涌,好不感动。 
  谢过了包璋,程如峰和包义旭跟着两个年轻人走了二十多里的崎岖小路,在包家洼十分顺利地见到了包训甫。 
  包家洼,这是隐在大山褶缝中的一座宁静的小山村。虽已不是刀耕火种,但生存条件的艰苦,还是让程如峰感到意外。更感意外的,当然还是包家洼人待客的纯朴热情和实诚,以致让他一时犯了糊涂:自己来到的是一个不能再偏远的小山村,是离文明更远了,还是更近了? 
  当时,天气已开始变得炎热,山里的各种蚊虫很多,包训甫把有蚊帐的床铺让出来给客人,宁肯自己去忍受叮咬。程如峰和包义旭都要求按当时出差的标准付粮票和伙食费,包训甫死活不肯收。程如峰过意不去,只得说:“那就算是给孩子买点饼干吃吧。”那时买饼干是要粮票的,城里人才有粮票,包家洼的孩子不可能会吃到饼干,这对他们是不敢想像的奢侈品。显然是程如峰的这句话起了作用,只见包训甫的爱人感激得双手直抖,羞涩地收下了钱和粮票。 
  这可是“深入批修整风”的宣传调门居高不下的一九七三年夏天,外边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但大山深处的包家洼,却过着另外一种生活。村民们安详而平和地劳作着。不时还可以听到几声高亢而幽远的山歌,全然没有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的嘶叫,和铺天盖地令人心悸的“红海洋”和大字报。尽管这里的山墙上,也写有几条刺眼的标语,但它在一望无边的大山丛中却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这使程如峰一下就联想到了“天高皇帝远”这句俚语,用在这里是再恰当不过了。正因为这样,包训甫才毫无顾忌地向他们说出了保护包氏家谱的真实情况。 
  家谱本来是收藏在包训甫家的,这事谁都知道,公开得已无密可保。文化大革命兴起后,身为大队长的包训甫到公社开会,最早接受发动社员破“四旧”的任务。按上边的要求,他应该首先把自己保存的家谱拿出来交上去,或当众烧毁,以表明与封建社会的东西彻底决裂。但他没有这样做,苦思冥想了一个晚上,觉得老祖宗包拯毕竟是老百姓真心拥戴的一个“清官”,家谱记载的也全是包公后裔一脉相承的来由,叛祖忘宗,是要遭天打五雷轰的。 
  包训甫想得并不复杂,一旦决定又是义无反顾。他私下与大队书记包先德碰了个头。包先德也有同感。两人一合计,便下了个决心:谱必须保护,不能交出,更不能被销毁,即便为这挨批斗,进“牛棚”,哪怕是蹲“班房”,也不能吐露半点真情! 
  但是,形势又是明摆着的,谱不能再放在包训甫的家里了,必须立即转移。转到哪儿才万无一失呢?包训甫把脑袋都想大了,最后才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这就是姚河公社三江大队的包先定。 
  包先定为人热情,办事机敏,有多年的农村工作经验,遇事冷静,又十分注意方式方法,这事委托给他,是最叫人放心的。再说,包先定住在姚河,姚河那边包姓的门户小,目标不大,不容易被人注意。姚河地处边界,即便有个意外,走漏了风声,只要转移几条田埂,就又是另一个公社了。 
  包训甫和包先德商定好了之后,趁一个夜里把谱送了过去。 
  包先定接到包氏家谱以后,深感责任重大,左思右想,自己也是一个生产队长,这职务算不上个鸟“官”,但这身份与这事多少有些相抵触。为更稳妥起见,他又选定了一个更为理想的角色:包训根。 
  包训根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成分好,读书不多,性格耿直,是村上有名的“杠子头”。如果他说“生姜是树上结的”,他是这么认为的,你就别指望让他改变看法,用上九牛二虎之力也甭想。大家都熟悉了,就都对他谦让三分。但此人心地善良,还极有正义感,路见不平,定然相助。 
  包先定把包训根叫到自己家里,话往明里说道:“眼看就要扫‘四旧’了,我这儿保存着咱包家一套完整的谱……” 
  话只说到这儿,就被包训根打断,他惊喜地问:“队长,你家保存了一套谱?这事以前咋没听你讲过?” 
  包先定嗔怪道:“这事可以随随便便朝外说吗?” 
  包训根寻思着点了点头。包先定这才接下去又说:“我考虑你为人可靠,想听听你的意见。你看这谱是交上去或是把它烧掉,还是秘密地保存下去?” 
  包训根脖子一梗道:“瞎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家谱,怎能交出去烧掉?没有谱书,还不没大没小了,上下辈分乱了套,成什么体统!” 
  “你的意思是……” 
  包先定属于有着一定社会经验和组织能力的农村基层干部,是比较聪明的一类农民,聪明中带着狡黠。他话只说了一半,就神态认真地盯着包训根瞅。 
  “当然要保存!” 
  包训根说得信誓旦旦。包先定一听,心里乐着呢,却装出了满面的愁容。说道:“训根,不行啊。我是生产队长,谁只要把这事捅出去,谱是肯定保不住的,人倒大霉不说,家族一班人今后还不知会把我说成啥样呢。” 
  包训根听队长这么一说,心直口快道:“你是干部,我算个屁,你收藏不方便,就把谱交给我!” 
  包先定等的就是包训根这句话。不过,他依然煞有介事地诘问:“真的追查下来,你就不怕?” 
  包训根豪迈地笑道:“你不朝外说,鬼知道?怕,我怕谁?它天皇老子来,我也不搭睬他。” 
  “真的?” 
  “你咋看不起人!” 
  包训根感到天大的委屈。 
  “好!” 
  包先定佯装终于下了决心,往包训根的前胸猛地擂了一拳,说道:“训根啊,难得你有这片好心。你小子要能把谱保护下来,就是给包家立了一个大功!” 
  说罢,便连谱带盒子用事先洗干净的塑料袋套好,郑重地交给包训根。包训根望着沉甸甸的一塑料袋的包氏家谱,突然变得十分激动。他的脸涨得通红,脖颈上的青筋也暴突出来。他说:“大叔,你放心,只要我训根在,谱就在!” 
  包先定非常高兴,至此,他可以完全放心了。但他想了想,依然严肃地说道: 
  “谱在,你训根也要在。这事一定要严守秘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连侄媳妇都不要告诉,懂吗?” 
  包训根脑袋点得像鸡啄米:“知道,知道。” 
  包先定又再三叮嘱:“万一有人找你麻烦,一定要沉着,别胡来,你只管顶住,有我给你开脱。” 
  包训根不再说话,眼只管直勾勾地瞅着手里的东西。包先定看出来了,话也只能说到这个份上,已经足够了;再多交代,对方的牛脾气说不定就要爆发了。 
  最后,包先定充满感情地说道:“好,大叔不说了。大叔信不过你,这么大的事会交给你么?” 
  包先定留包训根吃了顿晚饭。虽摆不出像样的鸡鱼肉蛋,包训根却已经受宠若惊了。因为包训根有任务在身,包先定没敢请训根喝酒。 
  饭后,包训根背着塑料袋悄悄出了门。 
  包训根开始把谱藏在家中。扫“四旧”的挨家挨户地扫,一进门便把香炉、烛台,乒乒乓乓一齐扔到地下,砸了个稀巴烂;墙上画的“麒麟送子”、“麻姑上寿”之类的吉祥画,不是用锹铲掉,就是用烂泥糊上,然后就是上上下下地搜。包训根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气。眼看要扫到自己家时,包训根情急之中,突发奇想,他装着浇菜,挑了两桶大粪水,晃晃悠悠地把粪桶朝家门口一放,双手捏着条扁担,单等扫“四旧”的人找上门来。待人一走近,还没进门,他就直着嗓子大喊大叫起来: 
  “我可是八代贫农,有话说在前面,谁想在太岁头上动土,在我家翻箱倒柜,砸砸掼掼,有他的好果子吃!” 
  包训根的倔劲远近闻名,这种叫板儿先就把大家镇住了;再望望门口的粪桶和他手里的扁担,就更怕三分。扫“四旧”的嬉皮笑脸地为自个儿找梯子下台说:“你他妈穷得叮当响,翻箱倒柜会‘扫’出个金观音、银菩萨来吗?” 
  他们故意夸张地伸头探脑往门里瞅,一边说笑着就从门外走了过去。有人还讨好卖乖地说:“谁敢跟你斗?你包训根是当然的革命造反派。” 
  一场虚惊总算过去,粗中有细的包训根发现,原来扫“四旧”是只扫家里不管屋外的。他心想:谱藏在家里,迟早会有危险,要是哪天我外出去干活,他们中的冒失鬼突然跑到家里把谱搜去,再给烧了,不就后悔也来不及了么? 
  这天他出了村子四处观望,看到屋后的树林子里有一座自家的大草堆,那稻草秸被盘得就甭说有多严实了。他不觉心中一动。“要是把谱藏在草堆里,日晒不着,雨淋不着,还神不知鬼不觉,等于进了保险箱。” 
  包训根趁一个月黑天把谱从家里转移到屋后的大草堆中。就这样,一部十四本的《包氏宗谱》被完完整整地保存了下来。直到程如峰和包义旭到来,谱还完好地藏在包训根处。而且这事除了生产队长包先定外,谁也不知道。 
  程如峰拿到这部十分完好的《包氏宗谱》时,兴奋得心里直发颤。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看到如此齐全的谱书。它续修于民国七年,即一九一八年,仅仅是谱诰、旧序、绘像、艺文、实录、谱论、凡例、家规、家私以及渊源世纪等等内容,就用去了两卷的篇幅。 
  程如峰最想知道的“墓图”及“碑记”,更是赫然载于其中,这太叫他感到惊喜了! 
  看了《包氏宗谱》,程如峰才知道,原来包姓的始祖是公元前五世纪春秋后期楚国大夫申包胥,其后的子孙便“以字为姓”,由此姓包。到了包公包拯,已是申包胥的三十四代孙。《包氏宗谱》上的许多事情都记载得十分详细,包姓始祖的第五十四代孙包相是在明代的弘治年间,即一四八八年至一五〇五年期间,由合肥迁往舒城的山区,成为今天包家洼包氏宗族的一世祖的。 
  程如峰暗下判断:这部于民国七年续修的《包氏宗谱》,实际只应该称其为《包氏支谱》。不过,他又认为,虽为“支谱”,但却因其记载内容的翔实,还是很容易地可以窥视出包氏渊源清晰的脉络的。 
  程如峰在这部难得的《包氏宗谱》上,发现了有关包公墓的三条非常宝贵的资料。谱中有一幅包公墓园图,图上绘出了包公墓周边的地形,这大概就是风水先生所说的“龙脉”。墓前,除有一座香炉、一张供桌而外,还有一对石人和一对石羊。这些摆设,在今天的清理现场已都不存在。据住在黄泥坎的一位老农说,在他的印象中,解放大军进城之前,包公墓的周围就没有了东西。可见从续修《包氏宗谱》的一九一八年,到解放大军进城的一九四九年,在这三十多年中,包公墓园一带的地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多半与日寇占领合肥八年有直接关系。 
  谱中还有一篇林至写的《重修孝肃包公墓记》的文章,记述了南宋庆元五年,即一一九九年,包公诞生二百周年的时候,淮西路官员见包公墓被严重破坏,惨不忍睹,遂拨公款进行了一次重修。修复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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