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中还有一篇林至写的《重修孝肃包公墓记》的文章，记述了南宋庆元五年，即一一九九年，包公诞生二百周年的时候，淮西路官员见包公墓被严重破坏，惨不忍睹，遂拨公款进行了一次重修。修复后的包公墓，“祭享有堂，墓道有门”，“植艺松桧，立表树阡”，规模还挺大，“缭以周墙，方一百五十步”。
这篇《重修孝肃包公墓记》，使得程如峰的思维顿时活跃。有一道耀眼的亮光划过脑际，一下子把他纷繁的思绪照得彻亮。
他想：既然包公墓早在南宋庆元五年之前，就曾经遭到过严重的破坏，破坏到了“惨不忍睹”的程度，那么，今天清理出的包公墓志石碎成五块，且中有凿孔，包公夫人董氏的墓志石也裂成七块，就都不奇怪了。
不过，他又想：既然包公墓曾经遭到如此的破坏，那么，是否在南宋庆元五年重修之时，就已经把真正的包公墓给搞错了呢？否则，我们今天怎么可能会在位置卑下、埋葬草率的一座小墓之中，清理出了包公和董氏二人的墓志铭呢？
总之，读到这篇文章后，有一点程如峰已经坚信，这就是，被吴兴汉编为“一号墓”的那座小墓，显然不会是包公夫妇二人的原葬墓，而只应该是遭到了一场变故之后的迁葬墓！
他甚至可以确认，被包氏后裔世世代代年年岁岁祭扫的主墓，就是包公夫妇二人的原葬墓。
程如峰开始变得兴奋起来。因为，意识到这一点，困惑着清理发掘小组的那许多异常的情况，也就烟消冰释了。比如，一棺两铭的问题不仅变得清晰起来，而且，反过来又成了支持这种结论的强有力的证据。正因为它不是包公的原葬墓，也不是董氏的原葬墓，所以才会出现有两合墓志石，却只发现一个人的遗骨；同样，董氏的墓志盖才会少了一角，而在那座小墓中也无法找到。
程如峰回到合肥以后，一个完全偶然的机会，他又听一个包氏后裔说，桐城县一个叫包先国的人也偷藏有一部包氏家谱。那人告诉他，扫“四旧”时，包先国是将谱藏在屋后的石洞里，藏谱的箱子里因为包了一块生石灰，既吸潮又防虫，可以说是万无一失。但他依然不放心，又把箱子秘密地悬在山洞的深处，绳子上还捆了一束老鼠刺。这样一来，就是老鼠也啃不着谱箱。
程如峰立马去了桐城。在包先国的帮助下，他又看到了二十四本的《包氏宗谱》。这是属于桐城一支的包氏支谱。桐城包家的一世祖叫包裕祯，为包公的第十三代孙，当过玉山县令，致仕后，由合肥前往桐城，时间大致是元代中期。由于出自同一渊源，在各支系分出之前的部分，也称“谱头”。各支谱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所以在宗谱即便失传的情况下，有了支谱，仍可以看出总谱的基本内容。
现在，用舒城包家洼的《包氏宗谱》去对照桐城的《包氏宗谱》，程如峰注意到，桐城谱修于清朝光绪三十年，即一九〇四年，舒城谱修于民国七年，那已经是一九一八年。可以看出，桐城谱比舒城谱又早了十五年。谱头不但内容相同，其中的人物画像、祠墓绘图，舒城谱都是从这部桐城谱中翻刻而来的，一模一样。但是，这中间，仅仅只有十五年之差，包公墓图上绘制出的祭奠摆设，就又少了一对烛台、一对石虎和一块墓碑。这种不同的墓图，正好反映出了历史上的变化。
从光绪三十年，到民国七年，中国的历史上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从太平天国的教义看，它承认上帝，却是把庙宇和祠堂都视作“妖”的。他们所到之处，此类建筑均全部烧毁，夷为平地。合肥地方志上就有这类记载，众多的庙宇和祠堂就在那段时间无一幸存。另据《宋史·礼志》规定，宋朝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员，死后墓前准许设置石人两个、石虎两只、石羊两只，并且，可以享用望柱——即天安门金水桥前那样的华表。包公生前曾任枢密副使，官至二品，当然应该具有这些石象生。桐城谱的包公墓图，基本上反映了这种情况，只是少了一对望柱。
这对重要的望柱，又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呢？程如峰的思绪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漂游。他想，自包公入葬的一〇六三年，到桐城包氏支谱续修的一九〇四年，八百多年间，大的改朝换代就有金兵南下，北宋灭亡；元兵南下，南宋灭亡；农民大起义，元代灭亡；满清入关，明代灭亡等四次之多。在这诸多的社会动乱之中，包公墓被破坏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读着这些已经发黄变脆的陈年家谱，程如峰深切地感受到，其中记载的又何止是包氏一个家族的真实历史呢！巴尔扎克说过：“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不用说，比小说更真实的包氏家谱，透过它，对我们去认识自己民族被深藏的“秘史”，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程如峰对保存了这么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的藏谱人，打心里钦佩。
第七章一个真实的包公
程如峰兜了这一圈，重新回到大兴集的黄泥坎，拿出铁杵磨成针的耐心和蚂蚁啃骨头的劲头，把有着五十一行的刻文、两千二百多字的包公墓志铭整理出来。
由于墓志遭到严重的破坏，三千多字的志文有近三分之一的部分已无法辨认。虽说这只能是个残篇憾文，但通读下来，我们还是会被其中陈述的故事，深深感动。这里，不仅有对包公一生经典的评价，还有大量生动的故事，甚至把许多故事的细节都做了绘声绘色的交代：天长巧断牛舌案、端州为民掘井取水、庐州板打阿舅、池州昭雪和尚冤案、开封府正门放告、清理惠民河河障、六弹国丈张尧佐……
可以说，这是当今人们能够读到的，记述包公生平政绩最真实可靠、最翔实生动而又最具权威性的一篇文章了。刻有这文章的志石虽断裂为五块，依然不妨碍它的价值连城！
从墓志文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包公之所以能够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清官典型，绝非空穴来风，他在生前就已是有口皆碑之人。
“宋有劲正之臣，曰包公。”吴奎撰写的这个墓志铭，开篇就气势夺人，接下来说到包公在当朝和邻国中的影响，吴奎用了两句十分精彩的话：“其声裂表爆天下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士大夫达于远方学者，皆不以其官称，呼之为公。”
寥寥数笔，便把一个人人敬重爱戴的清官直臣的形象活脱脱勾勒出来。
包公一开始就以孝敬老人而闻名州闾。天圣五年，即公元一〇二七年，包公二十八岁考中进士，且得进士甲科，初命大理评事，再任建昌知县。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得此大邑，一个知县月俸十二至二十二千缗，禄粟三至五石，收入不算太低。但是包公父母均年事已高，老人家希望住在家里，不愿意跟儿子远去，为了照顾双亲，包公竟恳请上司辞去知县一职。上司知情，顾念他一片孝心，就改调包公到和州，因为和州邻近合肥。可是，包老大人和老夫人连和州也不乐意去，仍叫包公独自上任，见父母心意已决，包公便毫不犹豫地辞去了官职，他“乐处乡里，不欲远去”，回到家里侍候父母，直到双亲撒手西去，包公又“居丧毁瘠甚，庐墓终制”。直到了三十八岁时，才去外地任职。因此，包公比一般官员入仕晚了十年。
从政较迟，包公做官的时间相对地说也就比较短，算起来，前后只有二十七年。在这二十七年当中，包公的工作被调动得十分频繁：先后出任过天长县的知县，端州、瀛州、扬州、庐州和池州等地的知州，以及江宁府和开封府两府的知府；出使过契丹；先后供职于工部、刑部、兵部及礼部；在财政部门，他就担任过判官、副使、转运使，一直干到三司使；在监察部门，他也出任过监察御史裹行、御史、知谏院、谏议大夫、御史中丞；还率领过北宋的军队，擎帅旗卫戍边关；最后做到了枢密副使，成为中央政府的宰辅，并在这个职位上去世。
包公的官职，不能算高，最高不过是中央主持军政工作的副长官，这在当朝的官僚中，远不及富弼、韩琦、文彦博等人显赫；论舞文弄墨的才情，显然也不及同一个时代的欧阳修、司马光、苏东坡等人的出类拔萃；而且，在当时改革的潮流中，其理论和实践的建树，更无法与同期的范仲淹和王安石等人相提并论。可是，就是这位看上去并不特别显赫的封建官员，却能够在同时代的历史人物中脱颖而出，成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深有影响的一位人物。这其中的奥妙，在吴奎为我们提供的包公墓志铭中，便可窥知一二。
孝亲不为扬名，忠君不为显才，心中意中“无欲”，这便是包公为官处世最基本的态度，也是他能成就为千古英才的根本所在。
无欲，并不是不想有所作为，只是不热衷于功名利禄，淡泊于个人得失。
想想看，包公为奉养双亲十年亡宦，这是一种多么从容安详的人生态度，同“虽下流庸较，犹数日月以望贵仕”之辈，是何等鲜明的对照啊。包公做官虽越做越大，但他处处却是“确然素守”，时时“期以勉循”。在端州任职时，端砚天下闻名，但他“岁满不持一砚归”，近水楼台不取月，其清正之名，在当时就家喻户晓。他做官做得相当大时，仍十分地节俭，生活“一如布衣时”。即便回到家乡当官，“亲旧乘势扰官府”，包公依然不徇私情，立命正法，“自此亲族皆屏息”。后来到了“素号难治”的东京汴梁做开封府知府时，其执法如山的浩然正气，更是朝野一片赞赏声。开封旧制，告状的人不得直接进入大堂，状纸要由知牌司收转，收转之中敲诈勒索便常常发生。包公破了这个规矩，他命令打开开封府的正门，凡告状者可以直至庭下自道曲直，以致“吏不敢欺”。
学有远识，心无私欲，确实是包公区别于绝大多数封建官吏的最重要的地方。程如峰查阅过与包公同时代的许多名士大家对他的评价，足见吴奎撰写的墓志铭，并非出于他和包公曾经是同榜进士，后又同为枢密副使的挚友之情。
朱熹就称包公“复为京尹，令行禁止，立朝刚毅”。
欧阳修称他“清节美行，著自贫贱；谠言正论，闻于朝廷”。
刘敞称他“识清气劲，直而不挠；凛乎有岁寒之操”。
奉敕编纂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司马光也称赞他：“仁宗时，包拯最名公直。”
翻开《宋史》，有关包拯的文字，更是闪烁其间：“公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与人不苟合，不为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
包公从政时，上距太祖开国已有七八十年，建国时期的那种勃勃生机，励精图治的风气，正在逐渐消失。官员冗滥，吏风颓败，土地集中，赋税繁重，民不堪命；再加上法令松弛，特权猖獗，政权已经面临巨大的危机。而文武官员又大多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只顾贪图物质利益和精神生活的享受。已经是民不聊生了，政府仍然“恩施于百官者惟恐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有余”。特别是吏风每况愈下，“一人得道，鸡犬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