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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如此重要的秘密，包氏子孙后来为什么会一点不知情？
为搞清这一谜团，程如峰又通过丁宁的帮助，一头钻进了安徽省图书馆古籍部，他要在那些尘封多年的各种历史文献中，去解开这一谜团。
他终于注意到，从包公入葬，到宋宁宗庆元五年，这中间的一百三十六年，合肥就蒙受了三次金兵的侵扰。最大的一次兵火，当数“靖康之变”，金兵大举南下。《契丹国志》提到金兵灭辽时，就曾对上京乾川、显川等地的辽代陵墓大肆发掘，盗取金银珠宝无数，所有神殿烧毁殆尽。《历代帝王宅享记》和《历代陵寝考》中，也有金兵破坏北宋帝王陵墓的记录。从包公墓厚重的墓志碎成数块，地宫竟遭“大揭顶”的破坏来看，这绝非一般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盗墓者所为，多半是金兵。
金兵三次占领合肥的时间分别是：建炎三年（一一二九年）、绍兴十一年（一一四一年）和绍兴三十一年（一一六一年）。建炎三年十一月，金兀术攻陷合肥，不久渡江南下，次年九月败回，宋兵收复合肥；绍兴十一年元月，金兀术再陷合肥，攻至合肥城东百余里的柘皋，后被宋将刘、杨沂中所败，二月退出合肥；绍兴三十一年十月底，金主亮再克合肥，进至长江，在采石矶战败，退至扬州，后被部下所杀，这年年底，合肥复归于宋。
金兵占领合肥时间最长的是第一次，达十个月之久，攻势最猛，行径也最残暴，破坏包公墓的可能性最大。后两次侵扰的时间都不长，但金兵都是被宋大败之后的卷土重来，报复性的滋扰与破坏，其残暴与凶猛，甚至会比第一次有过之而无不及。三十二年中间，金兵拉锯似的三次出入合肥，作为宋朝重臣的包公之后，完全可以想象，他们是度日如年，躲之惟恐不及，谁还敢把包公墓中的秘密吐露半句，天长日久，后来的子孙们不再知情，也是符合情理的事情。
至于《重修孝肃包公墓记》里为什么没有明确写出包公墓的破坏者，程如峰认为，这个答案也只有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找。包公去世后的六十六年之后，北宋寿终正寝，虽其后出现了南宋，但就整个国力而言，已无法与北宋同日而语。尤其是南宋与金自“壬戌之盟”后，两国以淮河为界，宋已对金称臣，每年宋廷都得给金国进贡白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合肥距国境线淮河不过二三百华里，史称“边城之地”，作为南宋官员的林至，即使受淮西路安抚使王所托，撰写《重修孝肃包公墓记》，又怎敢触犯太上皇的尊严，指名道姓，署文勒石，直指金兵，以招来杀身灭族的大祸？
程如峰这些推测，很有道理，可惜没有更具体的史料可以佐证。而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迟到的盗墓者在一无所获之后，恼羞成怒因而实施毁灭性破坏的可能，也不能绝对排除。有时，历史也只能留给历史了。
第十三章河南也有个包公墓
一切清理工作，终于在一九七三年八月底结束了。
从四月到八月，从春到夏直到秋，大伙早出晚归，在大兴集的黄泥坎整整忙活了一百五十多天。辛苦是够辛苦的，但打点一下取得的成果，心里面还是乐滋滋的。
回头看看被发掘清理的现场吧：
一个坟头、一个墓室、两具棺骨，那是包绶夫妇的合葬墓；
一个坟头、两个石椁、两具棺骨，那是包夫妇的合葬墓；
一个坟头、一个石椁、一具棺骨，那是董氏的墓；
一个坟头、一个墓室、一具棺骨却有着两合墓志铭的，那是包公和董氏的迁葬墓；
只有一个石椁，已经被埋在公路下面既没有坟头也没有棺骨的，那是真正的包公墓。
除此而外，还有六座“无名墓”，以及只有坟头而既无墓室又无棺骨的“疑冢”假墓。
清理完了包公墓群，也就把深埋在地下的有关包公一家人的千古之谜，一个个地解开了。
但是，且慢，就在程如峰、吴兴汉也都认为这活儿干得“尽善尽美”的时候，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怀荃，却心事重重地从江城芜湖赶到合肥，来到了大兴集的黄泥坎现场。
他首先肯定包公墓志铭的出土是中国近年来考古事业上的一项重大发现；而一次性地把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的家族墓群一个不剩地发掘出来，这在全世界考古界也属罕见。
“不过，”他的话锋一转，“开封你们去过吗？”
程如峰不大清楚对方问话的意思，他摇了摇头。
陈怀荃说：“开封也有个包公墓。”
这意外的一句话，让程如峰一怔。在这之前，他从没听谁这样提过，但是陈教授说得言之凿凿，又叫他不能不信。
“你们最好也去看看到底是咋回事。”陈怀荃自己也希望搞明白。
程如峰当即向吴兴汉汇报了这个新情况，吴兴汉听了也感到意外。
河南省的开封市，北宋时曾一度作为京城。包公担任开封知府时，执法如山的故事是家喻户晓的，“包青天”的形象也是在开封树立起来的。但开封也有个包公墓这事，程如峰和吴兴汉都是第一次听说。
如果陈教授的话是放在发掘清理工作之前，他们或许能够相信，因为包公生在合肥，不一定就葬在合肥，再说合肥也早有“包公墓是假的”的传闻。等他们亲手挖掘了包公墓，还叫他们怎么相信别的地方还有包公墓？
当然要去看个究竟。程如峰考虑现场的发掘工作虽然结束了，但吴兴汉还有许多具体的案头工作要做，开封也只能由他去，就说：“你忙你的，我们市文化局来的两个同志跑一趟吧。”
于是就在吴兴汉转入室内，修补文物、绘制图表、冲印照片、研究资料、撰写发掘报告的时候，程如峰和汪冰盈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那时候，从合肥到开封的铁路线还没修通，他们得先赶到蚌埠，然后再转乘上海去西安方向的火车。到了开封，两人先找文化局，开封市文化局的文物干部徐伯勇热情接待了他们。
徐伯勇十分健谈，也十分坦率，他不问当下的报纸电台是怎样的贬损包公，他说开封人喜欢包公，非常崇拜包公，包公是开封人民的骄傲。
他领着程如峰和汪冰盈兴致勃勃地去看“包府坑”，介绍说那儿就是当年开封府衙门的所在地。他说，衙门外竖了一块大石碑，上刻《开封府题名记》，把北宋期间每一位当过开封知府的人的姓名、官职、任职年月，都刻在上面，共一百八十三位。包拯的名字自然也在其中，他是第九十三位。从宋仁宗嘉二年三月干到次年六月，总共一年零四个月。包拯虽只“坐堂”一年多的时间，却名声大振。由于人们非常爱戴他，凡看过《开封府题名记》的人，都要在上面寻找他的名字。猛地一下发现了，就激动地伸出指头指指点点。指点的人多了，那石碑便有了一个很深很深的凹坑，竟把“包拯”二字磨得水光玉亮。
他说这块珍贵的碑石至今完好地保存在开封市博物馆里。因为他们来得不是时候，没法看到，这使两人都感到遗憾。
程如峰打问起开封包公墓的情况。徐伯勇却惊讶得张大了嘴巴，说：“你们搞错了吧，开封没有包公墓呀。”
一听说开封没有包公墓，程如峰反倒傻住了。
马上，徐伯勇像想起什么似的，又说：“巩县有一个北宋皇陵区，那儿倒是有座包公墓。”
“巩县在哪儿？”程如峰曾在史书上见到过这地名，别的，就都一无所知了。
徐伯勇说：“巩县就在郑州与洛阳之间，不远。”
徐伯勇还说：“河南省历史研究所所长黄永清，研究包公比较早，曾发表过这方面的专门论文。他登在《开封师范学院学报》上的《论包公》一文，六四年我就读过。为研究包公，他没少吃苦头，运动中批他是‘封建统治者的乏走狗’。可批归批，研究照样研究，他认为‘清官比贪官更坏’、‘更具欺骗性’的观点纯粹扯淡！”
程如峰听说去巩县要经过河南省会郑州市，决定去拜访一下黄永清。
当程如峰找到河南省历史研究所时，才知道黄永清已调到河南省图书馆，并负责那里的工作。他在河南省图书馆找到了黄永清，但他毕竟是“不速之客”，黄永清并没有把曾经给自己带来过无穷麻烦的那篇论文交给这个一点不了解的陌生人。不过，他还是给程如峰提供了一条线索：
“你们不是准备去巩县，了解包公墓么？《河南府志》、《巩县志》均有记载，我们这里就有，可以查到。”
程如峰完全理解黄永清的这种态度。他高兴地翻开清代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年）纂修的《河南府志》，发现在巩县部分记载着这样一行字：龙图学士包拯墓在县西南孝义保。
再查看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重印乾隆年间修纂的《巩县志》，记载得就更为详细：《东都事略》载，拯相礼部侍郎、枢密副使，终于位，年六十四，赠礼部尚书，谥曰孝肃。《施府志》载，巩西南后泉沟，有孝肃墓，亦陪葬真宗陵也。
程如峰边看边寻思，不免有些意外的惊喜。《河南府志》和《巩县志》记载包公的身份和年龄，只有短短的一句，却非常真实，它与合肥大兴集出土的包公墓志完全相符。这表明巩县包公墓的历史也是悠久的，不可等闲视之。
事有凑巧。正在说着北宋年间的事，有人就送来几页用塑料袋装着的图书，说是货真价实的宋版书，是花了五百元人民币买来的。程如峰吃了一惊，他自一九四九年二月从军，参加革命二十四年了，月薪也只有六十六元；现在不过几页宋版书，就抵得上他大半年的工资，到底是什么宝贝？这么想着，就忍不住也凑上去观看一番。
办公室的人也都围了过去，有人赞不绝口道：“值得，值得！”
黄永清十分小心地鉴赏着，对程如峰说：“我们这里有几十万册图书，这几页要算图书之祖啊！”
程如峰只能算是看热闹的人，他发现，收购来的这几页宋版书，纸张近似宣纸而有微光，每页的骑缝处都清晰地留有抄写者的姓名。由于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虽然都是楷书，字形却相差很大，不像他见到过的那些宋版活字印刷体的横轻直重。收购来的这页书的内容也不连贯，好像既有《论语》，又有《大学》。
站在程如峰旁边的一位对版本颇有研究的中年人说：“‘物勤工名’，是宋代手工制品的一大特点，它可以增强劳动者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这几页书有抄写者姓名，正是宋版书的特征之一。每页书是一块整版雕刻的，这表明它是在毕常⒚骰钭钟∷⒅埃谇炖⒒漱匆哗査囊恢烈哗栁逅哪曛埃彩窃诨钭钟∷⒚挥泄惴罕皇褂檬钡挠∷⑵贰！薄�
程如峰点头称是。
这段时间他没少阅读宋版书籍，谈到这些年号与公历之间的换算，以及毕常⒚骰钭钟∷⑹跽庑┓⑸谒未拇笫拢翘煜ち恕０ナ狼埃铣｛发明的活字印刷术还没问世，纯粹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