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如峰点头称是。
这段时间他没少阅读宋版书籍，谈到这些年号与公历之间的换算，以及毕常⒚骰钭钟∷⑹跽庑┓⑸谒未拇笫拢翘煜ち恕０ナ狼埃铣｛发明的活字印刷术还没问世，纯粹由人抄写的东西就难免不出现差错，才设法把重要的经书，当然也包括墓志，都刊刻在石头上。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合肥出土的包公墓志石，才越发显得珍贵！
告别了黄永清，程如峰和汪冰盈就上路了。
事隔近三十年，我们坐在程如峰的书房里，听这位老人讲述那次西行的感受，觉得很是奇怪，在河南的巩县，怎么能看到窑洞呢？他是不是记错了？过了几天，我们也沿着程如峰和汪冰盈当年的路线去了一趟河南，此时，巩县虽然还是县级建制，却已改作了巩义市。那天，车离开郑州，进入巩义的境内时，眼前的景象确实让我们多少感到有点意外。满眼是黄土高坡，在那些危岭陡壑之间，不时闪现出在介绍陕北风光的电影里才会看到的窑洞。
河南不是中原大地么，怎么成了“黄土高原”？我们打开地图才发现，巩义就紧贴在了黄河边上，原来它离陕西和山西都很近了。这是一块名符其实的风水宝地。北宋时先后出了九个皇帝，除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中途被金兵掳去，后来死于五国城（今吉林省扶余县），其余的七个，全葬在那里。建在那里的皇陵就有：宋太祖赵匡胤的永昌陵、宋太宗赵炅的永熙陵、宋真宗赵恒的永定陵、宋仁宗赵祯的永昭陵、宋英宗赵曙的永厚陵、宋神宗赵顼的永裕陵和宋哲宗赵煦的永泰陵。赵弘殷没做过皇帝，但他是开国太祖赵匡胤的父亲，赵匡胤尊封他葬在这里，再加上这座永安陵，就成了“七帝八陵”。此外，这些帝陵旁边还分别衬葬有他们的后妃、皇亲、皇族和功臣们，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坟茔就有三百多座，浩浩荡荡，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陵墓群。陪葬的名臣勋将中，可查的就有赵普、高怀德、寇准、狄青、杨延昭（即杨六郎）……能够陪葬皇陵，在那个时候是无尚光荣的事，是最高的奖赏了。按当地人的说法，包拯就在这种陪葬者之中。
当年程如峰和汪冰盈去时，接待他们的是巩县文化局专业文物工作者傅永魁。傅永魁的办公室里，放了一张条桌和两把椅子，还有一张床。桌子上、地上、床头上全摆满了陶器、瓷器、青铜器等出土文物。说是办公室，其实又是他的工作室、卧室、修复间兼库房。看得出，这是一个热爱文物工作，只顾埋头做事却不讲条件的人。
第二天，傅永魁就领着他俩去看包公墓。
巩义的包公墓，位于城南的芝田陵区，坐落在一个典型的黄土高坡上。边上，是一条大沟，沟很深，也很陡。一沟之隔的对面高坡，看上去与这边只是一箭之地，要想过去却很不容易，因为你得顺着这高高的沟沿走很远的路。周围的村庄，好像全建在沟沿上，因此地名也很有特色，就叫大南沟、小南沟、水泉沟……
包公墓就在后泉沟高高的北岭上。
包公墓呈扁圆形，他们当年去时，那上面被农民零乱地堆满了玉米秸。墓碑像个爬满了皱纹的老人，憔悴地站在那儿。碑头刻着云纹浮雕，正中是“大清碑记”四个字；碑身是用楷书刻着的八个大字：“宋丞相孝肃包公墓”。碑背面的文字大多脱落，已无法辨认。
据傅永魁考证，这碑是清代康熙年间所立。
墓前就是耕地，左边地里的望柱、石虎、石羊，均在原地，未经移动；右边只剩下了一只石虎，还被挪动了地方，与左边的已明显不对称。
程如峰围着墓转了一圈，当他转到墓的背后，顺着坟的陡坎望上去，不禁心里一沉。他发现包公墓的坎壁上出现了一个竹筛大的洞口，黑咕隆咚的大洞向墓内伸延着，深不可测。
这显然是盗墓者留下的，盗后竟然不曾填实。
程如峰掏出了随身带着的相机，将看到的情景一一拍了下来。
他走访附近的农民。接受采访的是一位六十六岁的老人，叫张书章。张书章老人是生产队的饲养员，牧养着五头耕牛。谈起包公墓上的那个盗洞，老人兴致极高地摆开了“龙门阵”。
说来也真够巧的，这位老人就是那次盗墓的参加者之一。
他说，那是一九四九年春上，国民党军队南撤了，解放大军还没有开过来，这儿成了“几不管”，社会秩序混乱，群众生活困难，就想到墓里挖点财宝救救急。
程如峰一听来了劲，问老人：“挖包公墓你也在？”
老人说：“在。这一带坟墓多，挖墓是平常事，家家户户住的多是窑洞，自古就有挖洞的本事。”
“包公墓被挖下去多深呢？”
“两丈多深吧。”
程如峰有些吃惊：“你们不怕墓土塌下去，把你们埋了吗？”
老人笑道：“咱们这里土不塌。”他指着窗外说，“你看家家的窑洞不是都很安全吗？”
“你们在里面是不是发现了石头？”程如峰突然问。
宋代的墓葬是有严格规定的，包公官至二品，已跻身“二府”，所以合肥大兴集黄泥坎清理出的包公墓的墓室是石棺。程如峰认为，认定包公墓这一点至关重要。
张书章老人直摇头，说：“石头蛋子也没有。”
“有没有发现砖头呢？”程如峰想了想，又追问了一句。因为合肥出土的包公墓志石，就是安放在棺前由六层灰砖砌成的方台之上。
张书章老人肯定地摇了摇头。
“也没有发现棺材？”
“啥也没有。”
“看没看到人骨呢？”这一点，至关重要。即便有棺材，有衣饰，都不能说明它是真正的包公墓，何况包公的遗骨已在合肥被发现。但程如峰仍要打破沙锅问到底，因为他太奇怪，这儿怎么会冒出个包公墓，而且还堂堂正正立有“大清碑记”。
老人说：“更没有。白忙活了一场。”
老人回忆道：“最后咱们不死心，不相信会一点收获也没有，就把墓土用口袋装上来。”
“结果呢？”
“啥结果，用筛子过了两遍，只筛出几颗小珠子来。”
程如峰边听边记，这时抬起头，问：“珠子是啥样的？”
老人说：“有的像豌豆圆，还有枣核样的，好几颗。”
“那些珠子呢？”程如峰停下了笔。
老人笑出了满脸的皱纹，最后耸耸肩说道：“谁还留那个呢，早给小孩换糖吃了。”
在清理包绶墓时，程如峰曾见到过这样的小珠子，有枣核大小。刚才他们路过宋真宗墓地时，在文官模样的石人的衣饰上，他也发现有这样的小珠子。根据张书章老人的介绍，后泉沟的这座包公墓里，既无石棺，又无棺骨，甚至连一块碎砖也没有，有的只是宋代文官衣饰上的小珠子，据此判断，这里的包公墓只会是座衣冠冢。
显然因为这里的包公墓已被冷落多年，平日无人问津，张书章老人又以为程如峰和汪冰盈二人是专门来此观光的，就说这包公墓平平常常，不值一看。并说：“看景不如听景。”
接着讲了一个关于寇准墓的故事。
他说寇准的墓早先是在洛河边，康熙年间有次涨大水，眼看要把寇准墓冲毁了，巩县张知县打算把寇准墓迁到东边的一个高地上去。谁知在动土的时候，无意间竟挖出一块石碑，碑上刻有几行字：“我是大宋寇莱公，康熙四年被水冲，巩县有个张知县，要把微臣移向东，要向东，狠向东，新人脚下有墓坑。”张知县一看，大吃一惊，想不到几百年前寇莱公早就算到这一天，神了！于是他们就按照碑文上指点的，抬着棺材向东走呀，走呀，忽然看到一顶坐了新娘子的花轿停在路上。张知县心里想，碑上说的“新人”，不就是眼前的这个新娘子么，于是就在花轿歇脚的地方，挖了个墓坑，葬了下去。这便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寇准墓。
张书章老人说完故事自己先笑起来，说道：“可不，听起来，不是比你们真的去看寇准墓有趣得多吗！”
这故事一听就知道来自杜撰。但张书章老人的坦诚热情风趣和富有民间艺人的乐观浪漫的色彩，都给程如峰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不知怎的，张书章老人在讲寇准墓的故事时，他的思想老是走神儿。他还一直在想离老人门外不远的那座包公墓。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天子驾崩是在七个月之内完成安葬，诸侯则是五个月。但是，包公从头年五月去世直到第二年的八月才安葬，这中间，就历时一年三个月，显而易见，已经大大超出当时制度规定的时间。如果没有特殊又特殊的原因，是绝对不可能允许的。这是犯了欺君大罪的。
当然，特殊的原因还是有的。从开封到合肥，当时只有水路，途中要经过黄河、运河和长江，然后经由巢湖进入南淝河，最后才能抵达合肥。路途较远，耽搁的时间将会很长。
可是这理由并不充分。因为，这段水路，无论怎么走，也不需要一年，似乎还有别的更复杂的情况。程如峰设想：包公在开封威望极高，死时“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闻于衢路”，连宋仁宗赵祯也亲自到他家吊唁。就在这举城哀悼声中，宋仁宗极可能一时动情，拟出让包公陪葬皇陵的圣谕，并下令营办冢墓。但是，丧礼过后，冷静下来，各种矛盾便逐渐突出。首先，包公职务不过枢密副使，官不过二品，如果敕他陪葬皇陵，包公之前以及当朝地位比他更高、功劳更大的重臣贤相，又当如何礼遇呢？再说，包公从中进士到去世，全部政治活动都在宋仁宗时期，陪葬宋仁宗在情理之中，但从巩县芝田陵区的现场看，包公墓距宋真宗赵恒的永定陵最近，仅有一两华里，而距宋仁宗赵祯的永昭陵则有十华里之遥，以包公陪葬先朝陵墓，这就涉嫌“僭越”，为宋代礼法所不容。可以想象，包公生前的众多反对者，这时势必会群起反击。在各方面的责难之下，宋仁宗权衡利弊，不得不收回成命，乃令包公回原籍安葬。
这么一费周折——也似乎只有这种周折才符合历史逻辑——在巩县已经建成的包公墓，就作为包公衣冠冢留存下来。
换一个思路，出于历史的某些误会，巩县包公墓也许是一座张冠李戴墓。因为张冠李戴的现象，在中国的历史上已是屡见不鲜。远的不说，在这之前不久，长沙马王堆的发掘就很能说明问题。
长沙马王堆在没有发掘之前，谁都认为它是五代楚王马殷的坟茔，所以大家才把它称作“马王堆”。打开之后，全傻了眼。原来它不是五代楚王马殷墓，而是西汉初年长沙王丞相侯利苍墓。
程如峰从张书章老人的家里出来以后，顺着沟沿，在周围作了一番认真调查。越调查，疑团越多，当了解到附近古墓的安葬情况时，他突然萌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从宋代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看，包公墓的位置不可能距宋真宗的李后墓不过里许，而且是葬在同一条高高的岗脊之上。李后原为宋真宗的司寝，因为是宋仁宗的生身母亲，宋仁宗执政后便将她追认为皇后，改葬在现在正宫的位置。包公同李后葬在一条岗脊上，而宋真宗真正的皇后及杨后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