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上、政治上的特权，还有司法豁免权，——即使犯杀人罪也可以免死，不受大宋法律的管辖。
这誓书铁券是大宋开国皇帝太祖的庄严承诺，对后代皇帝、官员来说有着宪法一样的权威，理应高于一切的民事、刑事类法律，更不用说是寻常官员自己搞出来的土政策和随意的批示了。
可是柴进碰到的却是：一个鸟知府以及他小舅子的个人行为，高于具有宪法权威的誓书铁券。和官府亲近的段“府舅”根本不把誓书放在眼里，就像后世，合法财产在宪法和许多法律中都写明必须受到保护，可在拆迁中，商人和官家一联手，宪法算个什么？不如某县长一纸命令。
大宋这种有法不依的状态连李逵这样不识字的粗人都看得明明白白。当柴进还天真地想拿出宋太祖颁发的誓书来维护自己权益时，铁牛哥哥大叫：“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这句粗话说出了天下的乱源——即有条例（法）不依，所谓的法全留在纸面上，现实中谁有势力谁就可以践踏法律。
当段天锡又来强迫柴家拆迁时，而且叫嚣：“便有誓书铁券，我也不怕！”火爆脾气的铁牛哥哥便让这厮见了阎王。
知府的小舅子被打死后，铁牛逃走柴进被抓，他还迷信太祖颁发的铁券，以为知府不能把他怎样，何况又不是他教唆的。如果说段天锡作为一个混混，不知道太祖颁发的铁券之权威性，一个地方的最高首长高知府不可能不知。可在知府眼里，铁券照样一钱不值。
且看这官府的人如何操纵法律的。李逵是成年人，有完全民事能力，作为柴进的庄客，他打死人，该负一定连带责任的柴进也罪不致死，何况还有免死铁券。可高知府对柴进这位大周皇帝后代，大宋皇帝名令有司法豁免权的大官人严刑拷打，刑讯逼供之下，柴进只能招供：“使令庄客李大打死段天锡。”变成了主犯，关进了死牢，等待杀头。多受柴进恩惠的梁山众人自然不会坐视不管，救出了柴进一起上了梁山。
像宋江这样的小吏反了我不痛惜，李逵、张青之类的群氓反了更是自然，就算是秦明这样的中高级武官反了我也能理解。可受铁券保护的、大周皇帝后裔、举止温文尔雅的贵族柴进终于反了，这大宋还有什么希望？
在段天锡之死中，有连带责任的柴进被冤枉为主犯重判为死刑。可在阎婆惜被杀一案中，宋江杀人动机具有，犯罪事实清楚。可阎婆惜一个风尘女子，没人最后给她说话，而宋江黑白两道都通。宋江被父亲死了的假消息骗回老家，被官府抓捕后，弄出来这样一个供招：
“不合于前年秋间，典赡到阎婆惜为妾，为因不良，一时恃酒争论斗殴，致被误杀身死，一向避罪在逃。”
最后就依照宋江自己的供述，判了个刺配，服刑地还是渔米之乡江州（今九江），宋代的江西无论在经济文化上都属于最发达地区之一。你看宋江如何开脱的：先说被害人自己有过错——“为因不良”，然后说自己喝了酒两人争殴，最后的结论是“误杀身死”。宋江不愧是能吏，刀笔好厉害。不过比起级别更高，钱更多的人，他这番开脱也不算高水平。你看“某某案”中，一死十一伤，就被“精神溜号”、“忙乱中发动汽车”等理由认定为误杀误伤，判了个有期徒刑二年而且缓期执行三年。我靠，宋江还是现刑，真正的文了面，发配到江州了。不过想想，宋江只是个科级干部，神通当然还差那么一点点。
对照段天锡和阎婆惜两人被杀的案子，我们可以看到，在宋代，有罪可变成无罪，无罪可变成有罪。重罪可变成轻罪，轻罪可变成重罪。
中国的官家，自古没有遵循法律的传统，铁牛哥哥所说的“条例”，只是他们治人的工具而已。想起了民国初年，为清帝退位和清室签订了优待条约，允诺宣统长住紫禁城。可没几年民国还在，丘八们就用枪杆子把人家赶出去。
想到这些，心中有种寒意。
※版本出处：天涯社区·煮酒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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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看水浒 第三编 避免黑暗伤害的智慧
董超、薛霸的象征意义：朝廷送人上梁山
“逼上梁山”在中国民间已成了贩夫走卒望之皆能解其深意的成语，而且在社会生活中使用率很高。这种语言学现象是中国社会的一种悲哀，由朝廷即公共权力驱民为贼成为一种历史规律和社会常态，人们见怪不怪。失去公正的官府、贪赃枉法的官吏似已成为老白姓对公权力世代相传的诠释，而“包拯”、“海瑞”这样的官场另类只是百姓在无边的漆黑中，自我安慰与期盼的一、两点星星。
朝廷一百零八将中，像李逵、阮氏兄弟这样天生具有当强盗的心思与潜能的人毕竟是少数，——他们做贼也是因为穷，认为世道不公平。大多数人是逼上梁山的。其中秦明、徐宁、朱仝等人是宋江、吴用用计骗上梁山的，可算成“胁裹从贼”。但宋江、吴用都是利用朝廷的昏庸、官吏的残暴、律法的被践踏，诱骗这些人上的梁山。归根到底都是朝廷送这些人上的梁山。
而两个微不足道的的公人——董超、薛霸成了朝廷送人上梁山的象征。当柴进受梁山之托，利诱并威胁蔡福、张孔目等人后，卢俊义保留住一条性命，被刺配三千里，负责押送的公人正好是当初押送林冲的董超、薛霸。《水浒传》中写道：“原来这董超、薛霸自从开封府做公人，押送林冲去沧州，路上害不得林冲，回来被高太尉寻事刺配北京。梁中书因见他两个能干，就留在留守司勾当。”
这段突然冒出来的闲笔文字实在是大有意趣。作为“公人”（即替公家办事掌握一定公权力的人）“害不得人”便是过错，要被另外一个更大的“公人”高太尉惩罚。这是一大讽刺，说明在那种制度下，公权力处处都被私人化了，在东京这朝廷的公权力属于高太尉，而在北京则属于梁中书。正如林冲误入白虎堂一案的当案孔目孙定所说的那样：“这南衙开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太尉家的？”这这种政治、司法环境中，秉公办事不枉法不害人的小吏不但难以晋升，而且会得罪将公权力据为私有的上司，像董超、薛霸这样能干的人，杀不得林冲并非本人有恻隐之心，而是实在害怕鲁智深的禅杖，——你总不能要求自己的下属舍弃自己的性命给自己办事吧。就这样的不得已苦衷依然没有得到高太尉的原谅，被从首都刺配到边境。
两个公人的“能干”又被梁中书看上了，让他担当押送卢俊义的使命，这次倒不是梁中书授意他结果卢俊义，而是李固用金条收买，托他在半路上杀死卢俊义，“揭取脸上金印回来表证，教我知道，每人再送五十两蒜条金与你。你们只动得一张文书，留守司房里，我自理会。”
李固的这番话证明了司法黑暗之可怕。罪犯甚至嫌疑人只要进了官府之门，已无任何权利保障，生杀予夺已操纵于任何一个办案人的手中。——办案小吏有这样的非“法授”的权力，难怪小吏表面上社会地位不高，收入不高依然有许多人包括宋江这样的枭雄趋之若骛。而且董超、薛霸们这种枉法害人的行为，其风险远远小于收益。“你们只动得一张文书，留守司房里，我自理会。”
据李固这话，我们可以猜测如果不是燕小乙及时出手相救，而是在树林里顺利了结卢俊义性命，两人回去后会得到李固给的一笔巨款。那么如何解释卢俊义的死呢？“只动得一张文书”便可，可以想象两人签署的卢大员外意外死亡的文书是些什么内容，要么说看守不慎，卢俊义害怕刺配之苦，不堪妻子管家的背叛撞树自杀；要么说卢俊义突发心脏病或染上风寒而病亡。留守司房里，自有李固拿钱打点，去验尸的孔目肯定会被收买，出具的证明亦是：死者原来就有心脏病史，因劳累、激愤突然发病，抢救不及时而死。董超、薛霸顶多自己在梁中书面前轻描淡写检讨一番，不久又会押送另一个卢俊义上路，准备收取另外一笔巨款。而在林冲案中，如果野猪林中顺利杀林，可能连“一张文书”都不用准备，那可是替当朝太尉、皇帝的红人办事，风险更小，收益更大，也许从此被太尉垂青而青云直上。
自杀或暴病而亡，这样古老而有用的开脱理由，从古至今任由公人们选用。风险这样的低，好处这样的多。如果你是董超、薛霸，你能拒绝这样的诱惑吗？至于野猪林里花和尚救了林冲，结果卢俊义之前，两个公人被燕青用箭射死，只是文学家们杜撰出来的小概率事件，符合老百姓的阅读心理而已。在现实中这种概率小得不能再小。
由于在这样的司法环境中浸染日久，董超、薛霸并不觉得自己这样做有什么伤天害理。大多数人都这样做，而且这样做或是上司授意，或可以意外得财。——在具体的上峰命令、金条和虚幻的道德法律之间，开始也许会存在着一种心理冲突，是选择利益还是公道正义？可普遍的司法黑暗吞噬了一切，枉法得利而守法得咎，能奢望司法伦理对公人们起作用吗？随着时光的流逝，当新公人锻炼成老公人时，选择迎合上司或获取金钱变成了一种下意识的行为，行为之前根本没有了心理冲突。
当陆谦受高太尉之托，送十两金子给董、薛二人。当时董超对陆谦说道：“却怕使不得，开封府公文，只教解活得去，却不曾叫结果了他。亦且本人年纪又不高大，如何作得这缘故？倘有些兜搭。恐不方便。”这董超还像个新警察，此时或许还有心理冲突，要么完全在做风险分析。——为了十两金子结果了林冲对自己的风险有多大？他知道林冲这样年轻的武官，身体健壮报一个暴病而亡的理由难以搪塞过去。
可薛霸比他更谙官场规则。他对董超说：“老董，你听我说。高太尉便叫你我死，也只得依他。莫说使这官人又送金子与俺。你不要多说，与你分了罢，落得做人情，日后也有照顾俺处。前头有的是大松林，猛恶去处，不拣怎的，与他结果了罢。”薛霸的账比董超算得精，董超的顾虑他当然也理解，但他看到更高一层的规则，像高太尉这样的权贵要办的事没有多大风险，不合常理的理由照样没人敢公开质疑，那么林冲是否年轻力壮，暴病而亡是否能经得起考问无关紧要，关键是不但不能得罪高太尉，还要积极表现，趁机攀上这棵大树。
陆谦直夸薛霸爽快，并答应事成之后再给金子，并要求揭了林冲脸上的金印做凭证。在李固托他俩害卢俊义，也是先给两锭大银做定金，办完事后也以卢俊义脸上金印为凭据，再追加每人五十两金子。
从林、卢两案中幕后的交易可以看出，官场的枉法在当时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程序与规则，一如雇用黑社会报复别人一样，从残害肢体到杀人，都有一个不成文但普遍遵循的价格，先付定金，完成委托再付余款，参与人如何分肥和分担风险、如何验证结果等等都有了法则。——李固要害卢俊义，需要给每人五十两金子和两锭大银，而高太尉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