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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秦可卿”哪里去了？金陵十二钗之一、悬梁自缢的“美人”难道不是她吗？“淫丧天香楼”又“死封龙禁尉”、喜气洋洋大出丧，不都是写明了“秦可卿”三字姓名吗？这笔糊涂帐之特别“引人入胜”即入迷，尚待专文与“脂砚斋”理论才弄得清。这里且稍涉天机：十三回以后，“贾蓉妻子”仍不断露面，唯姓氏难定，或说姓胡，或言姓许。而“胡”、“许”均可做疑似发语之词。“程甲本”好做解人，在二十九回添上一句“贾蓉新近续取的媳妇”，其意当然是怕“秦可卿”不死。但也说不出新媳妇姓氏。“三家评本”偏偏批上一句：“妙在无名无氏。”其妙安在？行文至此，读到《书屋》二期陈村《意淫的哀伤》，有言曰：
曹雪芹绝妙的手笔是将虚实含混，似真又假、似假又真。这一切全都是为了贾宝玉。书中的其余人物都是实的，连那空空道人与警幻仙姑都很实在。唯一的例外是贾宝玉。……我们不能确定贾宝玉的身份，他是神，是魔？他是成人，孩子？《红楼梦》只是用力告诉我们，他是个男人。
漫读红楼，达此境界，可谓渐近“大观”。还可再进一解：虚实含混之虚中，恐怕并不只贾宝玉是“唯一”。陈村言：“警幻仙姑是贾宝玉的精神领袖”，又说这位“仙姑很实在”，便隔了一层。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警幻”太实，与陈村意近。秦可卿的形象却是“虚实含混”的巨大投影；若有若无徘徊于仙凡两界的幽灵，“情天情海幻情身”，一个幻字正此意也。她担负着巫山神女、行云布雨的使命，把“神瑛侍者”引向迷津渡口，又是他潜在的“精神领袖”，能令“通灵宝玉”面临万糹不复的深渊时，清醒、顿悟，发出“可卿救我”的惨烈呼叫。所以陈村关于“他是神、是魔？”这个使某些“红学”大家不肯逼视的极有深度的提问，实在也应当包括“秦可卿”在内。谓予不信，且俟再论。
画说《金瓶梅》
？ 牧惠 文 ／ 黄永厚 画名著重读永厚此说源于顾准的《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却又有所发明；有所发展。
顾准认为，中国不可能从内部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法权体系。商业城市只有在合适的政治权力和强大的武装保护下才能长出资本主义来。而在重农抑商传统下的中国，商人只会如西门庆那样舐一些太监的唾余，绝不敢要求政权。“舐太监的屁眼”形象得多，堪与《金瓶梅》匹配。
顾准此论，振聋发聩，这里不必也无需阐释。妙处在于永厚替西门庆作出的申辩词。而妙中之妙，全一个个“咬”字。《金瓶梅》里，何止西门庆，几乎所有的官员都争先恐后地“舐太监的屁眼”。但是，“傍大款”之说一出，“太监”们是否只被舐而不反舐，就百花齐放了。故此西门庆改舐为咬，绝非意味着“太监”割他的屁股做成红烧肉大嚼，而且所“咬”部位与“舐”的距离相差绝不超过万分之一毫米。
时代不同了，“咬”“舐”都一样！
奇书难得话《何典》
？ 陈毓峰
旧书新阅
我记得一九七四年先后读过鲁迅杂文集《华盖集续编》和《集外集拾遗》，前者有一篇名《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后者有一篇叫《〈何典〉题记》。写作时间同出一天：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由此，我才知道中国近代有这么一本书叫《何典》，但《何典》是何许书，我没见过。鲁迅在《题记》中说：“我知道那名目，却只在前两三年，向来也曾访求，但到底得不到。现在半农加以标点，先示我印成的样本，这实在使我很喜欢。只是必须写一点序，却正如阿Q之画圆圈，我的手不免有些发抖。”我想见多识广、访书不遗余力的鲁迅，都曾经求之而不可得，那大概是一本难得的奇书了。
在读过的自家的书上，遇到有趣或有用的地方，我往往用红笔加上尺子给划上直线。在鲁迅有关《何典》的两篇短文里，划有红线的语句有：“我看了样本，以为校勘有时稍迂，空格令人气闷，半农的士大夫气似乎还太多”、“三家村”、“应酬不免，圆滑有方”、“以革命为事的陶焕卿，穷得不堪，在上海自称会稽先生，教人催眠术以糊口”，“《何典》快要出版了，短序也已迫近交卷的时候。夜雨潇潇地下着，提起笔，忽而又想到用粗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
这些借题发挥的文字，大概和《何典》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过，在铺天盖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是首当其冲的。“三家村”一语出自陆游诗句“偶失万户侯，遂老三家村”（《村饮示邻曲》），没想到无独有偶，《何典》故事的背景竟也名曰“三家村”。“应酬不免，圆滑有方，”这也算一副颇有哲理的对子。像我这样“做人认真，不会随和”（朋友忠告语）的人，实在应该把它奉为圭臬，无奈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其余两处就是道出了鲁迅对刘半农、陶焕卿为人的看法。尤其是对陶氏当年的处境，鲁迅是既感滑稽，更具同情，你看“夜雨潇潇地下着，提起笔，忽而又想到用麻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无法排遣、难以忘怀的追念之情溢于言表，简直是一首真挚的悼念诗。
一九七七年五月间，看到一份材料里说，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以后，在一九七二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到林彪，先用两句话来批林彪叫做“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意思是说药只能够医不会死的病，如果病入膏肓、非死不可，那就无药可医了。像林彪那样，是已经患了死病，是无可救药的了。看到毛泽东写的《我的一点意见》，林彪表示悔改，要求把他的名字从中去掉，不要向下传达，毛泽东为了再次挽救他，把他的名字去掉，但结果他还搞“五七一”反革命工程纪要，这样的人是无可救药的。接着毛泽东又讲了两句“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江湖郎中，嘴上说得好听，口袋里却没有好药。而林彪岂不也是“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讲好话，背后下毒手”。林彪阴谋败露，仓皇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汉，就是“一双空手见阎王”了。这四句土话俗语十分形象地勾勒出林彪的嘴脸。在座同志听了觉得很新奇，批得很好，就问主席这几句话从哪里来的，毛泽东说，他是从一部小说里面看来的，鲁迅写过一篇序文，推荐了它，这部小说叫作《何典》，作者是清末上海人张南庄。于是当时政治局就要求把《何典》找来，用大字体重印了一次，十六开本，政治局委员每人发了一本，连中央委员都没有资格分到，郭沫若还是后来多方想办法才弄到一本。我又想连当时中国最权威的文学家，也是党中央委员的郭沫若都发不到的《何典》，那确实是一本十分难得的奇书了。好奇之心人皆有之，从此也就更想窥见这一本神秘的奇书了。
历史总要向前发展，尽管有时曲曲折折。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六日晚，我到一位友人房间闲聊，他是刚从省城下来的，一见面就说：“我有一本奇书，你要看吗？”这自然求之不得，拿出来一观，原来是《何典》。我要他借我一周，赶忙取回一睹为快，结果第二天晚上即阅读完毕，还摘录了十几页笔记。看过之后并不感到有什么新奇之处。不过奇却奇在：这部方言俚语写成的小说，为什么当年讳莫如深，严而禁之呢，真是“《何典》《何典》，典出于何？”
这本《何典》还是直排版，封面右上端印有一行小字：“清代章回小说”，中间印着似是魏体的两个大字“何典”，底下印着“张南庄著”几个小字。扉页上写着两行：“张南庄著，陈得仁评”，“鲁迅题记，刘半农校点”。版权页有“内部发行”“工商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二月北京第一版”等字样。我想出版此书应是得到上峰批准，但看来出版者还是心有余悸，因而扛出“内部发行”的挡箭牌来。我只知道北京能够出版古书的有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没有见过还有“工商出版社”这名堂，感到蹊跷。然而，书中却有一篇相当好的“出版说明”，摘录如下：
《何典》是一部多用俗谚写成的讽刺性滑稽体章回小说。它的题材、构思，乃至语言、写法，都是别具一格的。
小说共有十回，写的全是鬼蜮世界。作者主要通过三家村财主活鬼一家两代的不同际遇和祸福，嘲笑了阎罗王同着妖魔鬼怪所在的阴曹地府的形形色色。在这里，到处也是“有钱使得鬼推磨”，“杀人弗怕血腥气”。作者借此讽喻和抨击了我国封建社会崩溃前夕的黑暗现实。鲁迅在一九二六年写的《题记》中，说它“谈鬼物正像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一九三二年，日本编印《世界幽默全集》，鲁迅应增田涉之托，把《何典》作为中国八种幽默作品之一，提供给他们，并在五月二十二日致增田涉信中说：《何典》一书“近来当作滑稽本，颇有名声”。
《何典》也有其封建性的糟粕。作者对镇压被压迫者的起义用赞赏的态度来描写，实际上是维护封建君主统治的。虽然作者的基本倾向是愤世嫉俗，但在小说结尾也流露出贪慕功名之心。在语言上有些过分油滑，失之低级趣味。所以鲁迅也批评它“其实是‘江南名士’式的滑稽，甚为浅薄”。
《何典》的作者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上海才子张南庄，他化名过路人。……为当时上海十位“高才不遇者”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