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帮胡适做最重要的事情：借书、查书、录音、整理回忆录，也开车载他外出购物，处理些杂事，时不时地喊上一帮小兄弟陪陪师母打麻将，更重要的是那十几年间，唐德刚就充当了胡适以往讲台下的成百上千的听众，听任胡老夫子将他那不得不喷发的“一贯性”的思想，照准脑瓜“狂轰滥炸”。胡适喜欢辩论、讨论问题，而唐德刚正是个不大不小的刺头。这种关门单传，就使得他深得了“胡学”的精髓；对胡适来说，寂寥中也算过足了演讲瘾。
唐德刚还以他小乞丐的特殊身分，斗胆道破胡老师心底隐埋得最深的一层感情秘史，即胡适为爱女取名素雯（Sophia沙菲），是为了纪念他与陈衡哲女士的一段旧情；那首怀念亡女的诗，也是悼亡兼怀旧，“一石双鸟”的。唐德刚深为老师的“发乎情而止乎礼”的“胆小君子”而叹息。
摸鱼捉虾，误了庄稼
唐德刚曾经评价在抗日战争中任驻美大使的胡适是“摸鱼捉虾，误了庄稼”，原因是当时的胡大使理应多为当局争取些国际援助才是，而他却到处搞什么空洞的民主演说，最后，大使当不成了。其实唐德刚与他的老师也差不多，他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可是没写出一部哲学专著，而人物传记和文学类、史学类的著作却能找出一箩筐，诸如《梅兰芳传稿》《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记》《顾维钧回忆录》《书缘与人缘》《史学与红学》《战争与爱情》（小说）等等，那本在香港出版的《中国之惑》是研究毛泽东的，这不真应了他评价老师的话了吗？
但他的“鱼虾”使他名扬天下，不知有多少读者被他那洋洋洒洒、亦庄亦谐、自然天成的“唐派散文”所倾倒，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鱼虾”得来并不容易。
以《胡适口述自传》为例：先是以英语录音整理而成的，为使英译准确，师生俩常“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二十年后再由英文转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台湾《传记文学》社主编请他写篇“短序”，可正遇上他“旧情喷发期”，一发而不可收，一天一节，居然写了几十万言，最后竟成了脍炙人口的《胡适杂记》。
险些被调包的系主任
一九七二年，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同时在纽约市立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课。在纽约市立大学他只上中国现代史，只教一个班，每周不过一次课，而且时间排在学生最不要听课的周末三点到六点。可就这一门课，他也把人家闹了个锅底朝天。
按说这门课在大洋彼岸不会有多少学生选修，可他一出手就弄了个大班，令人难以置信地堂堂爆满，每次都有不少学生挤在门口和窗外听课，这就引起了洋人教师的反感。第二学期，他的这门课派给了洋人教师上，叫他上美国史，他照样弄了个大班，把学生一拨一拨地吸引了过来，又是人头挤挤，满堂生辉！
正当此时，校方决定成立亚洲学系，要从全美亚裔学者中选聘一位系主任，还设立了“选聘委员会”。由委员会拟定的十余名候选人名单中，唐德刚排在末尾，奇怪的是委员会秘密投票时，唐德刚竟“十发九中”成了“黑马”。学校当局瞧不起中国人，反悔不认帐，竟把投票结果秘而不宣，一拖数月，到新学期开学宣布时，系主任竟被调了包！受骗的学生直冲校长室质问，校长理屈辞穷，无计可施，只好向唐德刚求救。那天他正在二百里地之外上课，校长急电请他速回，当他乘坐校长安排的飞机回到学校时，校方和学生双方都派了代表欢迎他，纽约市三家电视台纷纷出动，唐德刚衣锦返校，一下子风光到了极点。
不出校方所料，这位黄皮肤的系主任一上台就大刀阔斧地把原有的课程砍掉了一半，接着又一口气开出了十几门美国教育史上史无前例的“亚美学”课程，诸如“亚裔民族移民美国史”、“美国政法制度与亚裔移民适应之研究”、“亚美文化冲突”、“亚美文学选读”等等，将那些洋人史学家有意无意地避而不谈的、百年来华侨移民美洲的血泪史搬上了大学讲坛。
一颗永远滴血的中国心
唐德刚已逾古稀之年，作为一介书生，和他的老师一样靠教书吃饭，他并不赞同老师“全盘西化”的主张，他认为近百年的美国史上，美国少数民族中华侨所受的苦难是远在美国内战后的黑人和印第安人之上的；而美国的发展进程中，恰恰又有着华人的巨大贡献。
他和夫人吴昭文（国民党元老吴开先之女）曾省吃俭用，捐出一笔钱加入一个华人的慈善机构，为华人子弟入托、入学，建造华人幼儿园和医院而奔忙。十几年前，他还梦想着设法把百余年来，美国各级法院所保存下来的有关华人诉讼的案情和判例中，华人遭到不公正待遇的实例，做个通盘的整理和研究，在美国司法界甩它一个“原子弹”。
近年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多次在侵华罪行问题上赖帐，甚至连南京大屠杀也想一笔抹煞，激起了全世界炎黄子孙的愤怒。唐德刚参与发起了全球性的征集一亿人签名的坚决要求日本付清战争赔款的运动。他在一九九四年七月台北师范大学召开的“日本侵华百年——华人对日索赔国际研讨会”上，慷慨激昂地作了《纪念抗日，对日索赔》的长篇演讲，以历史学家的犀利，历数了日本自甲午战争以来侵华百年的罪行，并且着重指出，关于战争赔款问题，按国际公法历来就有对国家赔款和对民间赔款这两个部分，过去的中国政府仅仅是在对国家赔款的这一部分上，作出了姿态，但是民间要求的战争赔款问题，历来没有个说法，我们必须对日本清算这笔民间的旧帐。他还提议每年在南京大屠杀的现场举行纪念受难同胞追悼会。爱国情怀，撼天动地。去年在台北，一小撮台独分子在中正纪念堂前，问他同意不同意台湾独立的主张？他义正辞严地说：“台湾独立的问题不是我同意不同意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话没说完，“咚”地一拳，鲜血就顺着嘴角流了下来。他那颗忧时忧民的中国心，时时在滴血……
废弃新圈点之争
？ 韩石山
其人其事
徐志摩真是个易招惹是非的人。
一九二二年十月回国，第二年春天，先为茅盾的一个错译，得罪了文学研究会，又为讥潮郭沫若的诗句“泪浪滔滔”，跟创造社的成仿吾大起干弋。而这期间，他与张幼仪离婚的事，正闹得不可开交。更料不到的是，到了七月间，又因为几句话，引起了“废弃新圈点”的争论。
徐志摩回国后，在硖石老家住到过了春节，年初应蒋百里之邀，去北京的松坡图书馆任职，路过上海时，《时事新报》学灯副刊的编辑柯一岑先生问他要稿子。他说，新作没有，在国外的烂笔头倒不少，就打开一包稿子让对方挑选。柯一岑选了几篇，其中有新诗《康桥西野暮色》，诗前且有一段小序。徐说，之诗很糟，只是随口曲，前面一段序也是无所谓的，那时他正在看Janos Joyce哄动一时Ulysses，所以乘兴写了下来，还是不要登吧。
上文中的英文作者名与书，就是七十多年后的如今，才在中国有了全译本的乔伊斯的《尤里西斯》。
一九二三年七月七日，《康桥西野的暮色》连同小序，一并在《时事新报》学灯副刊登出。
争论由此引发。
七月十三日，北京《晨报副刊》上刊出两篇文章，一篇是十地的《废新圈点问题》，一篇是松年的《圈点问题的联想》，对徐志摩在那篇小序中提出的主张或者说是看法提出批评。
徐在小序中是这样说的：“我常以为文字无论韵散的圈点并非绝对的必要。我们口里说笔上写得清利晓畅的时候，段落语气自然分明，何必多添枝叶去加点画……真好文字其实没有圈点的必要。”怕被人讥嘲为落伍，且说：“你们不要以为我守旧，我至少比你们新些。”
徐氏所以说这些，怕也是为他的那首《康桥西野暮色》张目——这正是一首没有标点的新诗。
十地是个刻薄人，文章写得很俏皮，先说他对徐先生的这个动议，首先站起而且举手表示同意。转念一想，却又觉得有点为难。我们说话可以不用圈点，但是一个人不能不呼吸，说到一定的地方就必须有长短的停顿，这实在也是很可厌的。我想最好能够接连的说百十句这样的话语，也不呼吸一口气。可惜我们凡人没有这样的才能，想到这里，举起的手不知不觉的又弯了下来。他质问徐，徐先生的书库里一定有不少没有圈点的西洋“圣经贤传”，何妨请用铜版印一页在《学灯》上，给我们长点见识呢。
松年的文章要平和些。他说，关于圈点，他最初知道的是句读（读逗），后来懂了洋文，方知西洋的圈点是怎么回事，确实便利读者不少。提倡与可能完全是两件事。有人提倡不用圈点，我根本反对；有人说不用圈点是可能，我毫不理会。一个人不吃饭自然是可能，只要不怕饿死；一个人不呼吸自然是可能，只要不怕闷死；一个人作文章不用圈点自然也是可能，只要不怕人家不懂，不怕人家误解，不怕人家骂死，千千万万人中只有一个人好奇不用圈点，这真是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牺牲他一个人的作品，没有人看罢了。妄人尽管提倡废除圈点，还有这样的傻子去听从他，我绝不敢相信。
七月十八日，《晨报副刊》上又刊出一篇批评文章，黄汝翼的《废弃新圈点问题》。
黄说，他要驳诘徐先生的意思，早被十地、松年两君说去一半了，他只把其余的疑点写出来和徐先生讨论。从徐文中能看出，徐先生似乎也承认圈点在文章上并不是绝对不可要的，不过反对在圣经贤传红楼水浒等等好文字里用新圈点罢了。由此便可推论出，一，好文字便可不用圈点，换句话说，好文字的阅者便念得成句逗；二，阅者念得成句逗的文字，阅者自己便可以完全了解内中的意思。这可称之为徐志摩定律。然而，这两条定律除了徐先生自己适用外，果能保证徐先生以外的人们都适用吗？恐怕未必吧！既是不能，那么徐先生那个提议尽可以撤回了。
刚回国，正是春风得意，徐志摩哪里受得了这个奚落。七月十八，也即是看到黄汝翼文章的当天，就写了致伏庐的《一封公开信》。伏庐者，《晨报副刊》记者孙伏园也。当年似无编辑这一职名，均称记者。
七月二十二日，《一封公开信》在报上刊出。
“徐志摩主张废弃新圈点！我自己听了都吓了一大跳。”一下笔先做出一副惊恐状。
接下来说，他那篇稿子是怎样在《学灯》发表的。又着重说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怎样了不起，尤其是后面一百余页绝对的不分章节，无句首大写，无一切的符号。同时作了个更正，因为《学灯》的校对太差，将他小序中的话排错了，原文“一部分诗，大可费圈点”，应为“一部分诗不必要圈点”。（韩注：这一错讹，在现在的文章中已看不出来了。）
在叙述了种种原由之后，徐志摩申明——
我相信我并不无条件的废弃圈点，至少我自己是实行圈点的一个人。一半是我自己的笔滑，一半也许是读者看文字太认真了，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