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二十年前，一个男人只要拥有忠厚品质，就足以成为待嫁娘的“那口子”了。就婚姻而言，忠厚者可以最大程度地确保婚姻之船不遭倾覆。如果“婚姻是女人的职业”（钱钟书语），嫁给忠厚佬虽然不是什么好职业，一般却不会面临下岗危机。“咱那口子，有贼心没贼胆”，这就够了。浪漫之情固然没有，花言巧语固然不会，但寻花问柳也就不必担心了。中国传统型妇女权衡利弊之后，往往也就认了。她们认为，婚姻就像钉马掌，首要的就是个“牢靠”。鉴于这个认识有着极大的生活指导意义，大量忠厚佬的存在，事实上便奠定了家庭这一社会细胞的基石。小俩口不用亲嘴也能把日子过得踏踏实实，无须调情也能生下一窝健壮的儿女，生活稳健得就像一只烧红的土坑。
当然现在情况有所不同，至少今天的都市女孩，已不再愿意沦为忠厚者的“那口子”了。随着城里女人流行管丈夫叫“先生”（世上最没道理的称呼），择夫标准也随之改变。虽然她们依旧不能容忍丈夫在外面寻花问柳，但也不想付出有婚姻没亲嘴的代价，那也太惨了。现在她们想脚踩两只船，内心甚至不切实际地希望丈夫在内是浪漫的唐璜，风流至极；在外是彬彬的君子，柳下惠二世。今天的女性普遍同意“男人就要有男人的样子”，甚至还会人云亦云地说什么“男人不坏，女人不爱”，那么，忠厚算不算男人样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它突然不算了。
不错，忠厚意味着不会背叛，不仅不背叛婚姻，也不背叛领导，得罪同事，总是两只手忙个不停，一只头点个不休。忠厚是一种依附性的性格。忠厚者的专长是追随，在家里追随老婆，在单位里追随领导和同事，永远不会主动发言，永远只会点头附和，一叠连声地说什么“那是那是”。他没有激情，喜怒哀乐不形于色。不是出于世故，而是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在他的意识层里总要降低一个等级。旁人感觉到侮辱的时候，他充其量只感到一丝不快，旁人怒发冲冠之时，他充其量只觉得有必要把头扭向一边。害人之心没有，防人之心倒也看不出来。所以虽然处处容忍，事事吃亏，好在他缺乏这方面的敏感，倒也相安无事。相反，任何时候只要自以为赚了点便宜，立刻便扭捏不安起来，内心冲突之激烈，不下于小偷初次行窃或姑娘首次失身。
中国人喜欢忠厚者，却未必愿意被视为忠厚者。这是因为，忠厚天然有着舍己为人的秉性，它是利他的，长着一只萝卜的样子。生而忠厚，对他人常常意味着极大的使用价值和安全感，对自己当然只能意味着被使用的价值，这一点它和田地里的耕牛非常相似。顺着这个比喻，我们亦可顺道得出结论：忠厚属于农耕时代的品质。
人情啊，人情
——错读《儒林》之十八
？ 陈四益 文 黄永厚 画
过年了，街上熙来攘往，乘车的，走路的，走亲串戚，手里都提着东西，大盒，小包，无非是点心、水果，时髦一些则是鲜花、补品。空着手到人家去，不免被人笑话，说这人不懂礼数。
如果你在都城，年关降临，到进京的高速公路边看看，定可见外省的大车小车络绎不绝，满载而来，蔚为奇观。过去是车子开到机关，搬下大箱小箱，再往各个办公室分送，就像这里临时变成了集贸市场。这样繁忙的景象，大抵在年前要延续十天半月。后来“纠风”了，明目张胆地送，太过招人耳目，于是车子不进机关，只在各地办事处里停靠，然后于暮色中一家一户地“送货上门”。随着时代的前进，官吏们受礼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于是送的东西也水涨船高，愈趋精细：体积越来越小，价值越来越高。大概是十几年前了，一位在经济欠发达省里当着不小职位的官员对我叹息，说：“我们实在太老实了，送礼都不会送，左手提只鸡，右手提只鸭，累得要死，人家还不领情。百姓们更是不体谅，前脚刚上火车，后脚告状信已经到了纪委。哪像人家，几只戒指，几条项链，一个小包就装下了，不显山，不露水，事情都办了。”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送礼又进化得多了。戒指项链算得什么！一张卡，什么都有了。
都说中国是礼仪之邦。礼，在哪里都是不能少的。诗曰：“人而无礼，何不遄死。”没礼，简直就没法活了。近来，有人把这“礼”描绘得美妙无比——文质彬彬，礼貌周全，谦虚逊让，应对得宜……其实，中国儒家的礼，其核心就是等级，而等级的背后则是权力。为了维持这等级与权力，在“礼”的温情面纱后面，是十分龌龊与残酷的。为什么各地要往京都送礼，各市要往省城送礼，各乡要往县城送礼？就是因为等级在那里摆着。而等级越高，权力越大。送礼不过是对于权力的崇拜与利用。送了礼，就像给菩萨磕了头，既要他保佑平安，又要他保佑发财。
送礼是单方的行为，但《礼》云：“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这一来一往，就变成双向行为了。双向就有了人际关系，说得直白些，就叫人情。中国人的人情，大都是同礼数连在一起的。送礼叫送人情，回礼叫回人情。没听往京城衙门里送财物的人说吗——不成敬意，只不过是为了感谢一年来的帮助和指导，聊表寸心，如此而已——多有人情味啊。
不过，同样是有来有往，办法是很不一样的。据说，一位县太爷过生日，因为属鼠，下属凑钱送了一只金鼠。县太爷一见，眉开眼笑，开言道：“下月是我太太的生日，太太是属牛的。”我不知道这些下属听了之后是何感受，只知道今天的某些县乡，老百姓确实已为当地官员变着方儿收礼弄得苦不堪言。当然县太爷的下属未必会如百姓那样有切肤之痛，因为他们毕竟另有来路，只要不掏自己的腰包，别说送个金牛，如果他当着泰安知府，为了讨好上司，送座纯金的泰山也未必会皱一下眉头。
同是人情，送法不同。这是古今都一样的。
比如老百姓要送个人情，那就只有自己掏钱。看病找大夫，给大夫送；办事找官府，给官府送；孩子上学校，给老师送；车子被扣，给交警送；做个小买卖，给工商送。总之，在等级有差的社会里，他在最底层，只有“往”的份儿。“往”了之后的“来”，则无非就是那些本来无须“往”就应该享受的服务。所以，“人情”对于普通百姓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沉重负担。
如果送人情的是一位衙吏，那就简便得多了。《儒林外史》里的潘三爷，是匡超人家乡大柳庄潘保正的房分兄弟，潘保正托他照顾匡超人，他自然要尽人情。这人情倒也简便。他把匡超人带回家，家中正有一伙儿赌徒聚赌。这聚赌的事，衙门里没有点靠山是不敢做的。大概是十多年前吧，在出差的路途上，遇到一位年轻人，说是在东北某地做生意。问他做什么生意，他说开游戏机店。那时报上关于以游戏机赌博的报道正多，便问他是否也搞赌博。他游辞闪烁，但还是老实地承认：“一点没有输赢，谁还来？”“你就不怕被抓？”他笑笑，说：“我那个店就是局里的三产。”再加探问，原来只是挂靠在同局关系紧密的一家公司。就这样拐了几个弯，他也觉得有恃无恐。潘三就更胆大了。他是当地行政首脑机关（布政司）的衙吏，若无更硬的靠山，谁敢老虎头上动土？所以赌徒们在这里聚赌，觉得十分安全。他们欠着潘三的人情，回情的就是所谓“头钱”。聚赌抽头，一直是黑道人物的生财之道。现在潘三要送匡超人人情，当然用不到自己掏腰包。“也罢，我有个朋友在此，你们弄出几个钱来热闹热闹。”说着，就拿出两千钱来，向众人说道：“兄弟们，这个是匡二相公的两千钱，放与你们，今日打的头钱都是他的。”又向匡超人道：“你在这里坐着，看着这个管子。这管子满了，你就倒出来收了，让他们再丢。”就这么几句话，一个不大不小的人情就送给匡超人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的头钱对于潘三不过九牛一毛，是算不得什么的。
潘三坐在家中，自有人找上门来，无非是拐丫头、卖寡妇、私和人命、买嘱枪手代考之类违法的勾当。这些勾当，都有进账，而且为数不菲。潘三拿了大头，分给匡超人些许，也都是他的人情了。拐丫头、卖寡妇两案，所收有几百两银子，给了匡超人二十两；买嘱枪手代考一案，因为是匡超人当的枪手，五百两银子给了匡超人二百两。尽管如此，潘三毕竟还是从自己非法所得中分出了部分，因此也还博得了“极慷慨的人”的名声。
若是官儿做得更大些，做起人情来就更不费事了。提刑按察使司在明代是各省主管司法与监察的衙门，又称监司。《儒林外史》中写到的那位太监的侄儿，姓崔，荫袭出身，做到按察司，是这衙门的主官。监查府、州、县的官员，本是他的职责。权限比今天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或监察局还大些。按说监察部门并不是一个有油水的衙门，但是因为它的权力所在，各类官员（真正干干净净的实在不多）往往惧它几分。明朝是准许风闻言事的，只要听到风声，就可以揭发检举，并不用调查落实。如果关系搞不好，找个碴子参上一本，说不定就要革职拿问，仕途不保，身家性命也危如累卵。所以官员们常常要讨好按察司，以求“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官僚机构的相互牵制，固然有助于中央的控制和防止权力的滥用，但也同时带来了官僚机构的相互勾结与相互利用。这中间的种种花样，也是官僚集团利益再分配的一条途径。而按察司要想送个人情，只要善用手中的权力，便可以轻而易举地着落到那些地方官员的头上，自己用不到花费分文。
鲍文卿是崔大老爷门下一个戏子。戏子，就是唱戏的（现在称作明星或歌星）。戏子的社会地位是很低贱的，但官僚需要娱乐，因此他们很容易接近官僚。又因为善于逢场作戏，或因歌喉，或因色相，极易讨得大佬的欢心。于是，低贱的戏子就有了某种优势，在官僚面前，他们的说话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效力，可以疏通关系，甚至弄个批文。一个受大官老爷恩宠的戏子，连小官老爷也要另眼相看，更不要说常人了。鲍文卿大概因为对老爷伺候得周到，崔大老爷便有心要想照顾他，送他一个人情。这机会说来就来。崔大老爷听说安东县令向鼎放着人命大事不问，却相与一些作诗的文人，原本已拟就揭帖，准备参奏，而鲍文卿因念过他做的曲子，爱惜他的才情，恳请网开一面，于是崔大老爷就对书办说：“这安东县不要参了。”因为一个戏子的说情，就置王法于不顾，从而改变了一个官员的命运，本已大奇，更奇的是，这位崔大老爷还写了一封书信，把此事的前因后果开写明白，派一个衙役送鲍文卿到向知县处——“叫他谢你几百两银子”。这一个天大的人情，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地送了出去。这一次，鲍文卿没有要向知县的五百两白银，但拖欠的人情总要还的，拖欠愈久，利息愈大。到向知县升了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