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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宋仁宗宝元初年进士，后任天章阁侍制兼侍讲，知谏院。宋英宗命其编《历代君臣事迹》，遂设局，选刘恕、刘攽、范祖禹等人为同修官，全力编纂。宋神宗即位，以其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为《资治通鉴》。时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坚辞枢密院副使之职，退居洛阳15载，六任冗官，致力于《资治通鉴》的编写，于元丰七年（1084）告竣。该书是一部编年体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3），下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录1362年之事迹，成294卷，另有《考异》、《目录》各30卷。共300余万字。除宗于正史以外，又用稗官野史、奏议、笔记、文集、墓志、谱录诸种书籍300余种，是现存的最大的编年体通史。司马光在该书的《进表》中，说其宗旨在于：“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所以，“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在毛泽东看来，这部巨制，“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本末毕具，我们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这个评价是恰当的。
其实，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认真读过以其他形式编印的《资治通鉴》。
《纲鉴易知录》是清朝康熙年间吴乘权和他的朋友周之炯、周之灿合作编纂的。他们认为《资治通鉴》“卷帙太烦，岂能一概记诵”，因此起意编一部篇幅适中繁简适度的历史书，他们三人为此工作了六个寒暑。吴乘权在自序中说了此书的编辑方法和编辑思想：“苦简编之汗漫，为之摘要而删繁；虑大义之不明，为之提纲而挈领。”他们的编辑的依据，从太古神话传说时代直到战国，主要依据参加编修《资治通鉴》的刘恕的《通鉴外纪》和金履祥的《通鉴·前编》；从战国到五代这1300多年，据朱嘉的《资治通鉴纲目》，宋以后则依据后人著述，如商辂的《续资治通鉴纲目》，《明鉴易知录》等。这部简明的中国通史读本，是过去私塾中常用的教本。
从现有的资料看来，《纲鉴类纂》是毛泽东读到的第一部中国通史，他从这里最初得到系统的中国历史知识。那是1910年他在韶山本地东茅塘私塾念书，塾师毛麓钟教他读的。使他很早就对历史发生浓厚兴趣。
1912年春天，毛泽东考进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就是后来的省立第一中学）。这个青年学生的历史知识和对历史的兴趣使教师感到惊奇。国文教员胡汝霖很看重这个学生，特地将自己的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借给他看，《御批通鉴辑览》就是《四库全书》里的《御制评鉴阐要》一书的另一个书名。乾隆皇帝原来决定要出一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删节本，定名为《通鉴辑览》。臣下将《资治通鉴》上经乾隆皇帝朱笔批了的800多条汇集起来，就成了这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卷首有乾隆写的序言。这部书，对于青年毛泽东来说，却起到了一个借书给他看的教师没有预料到的效果；他竟因而下定了退学自修的决心。1936年，他同斯诺谈往事，这样说起这事：“我下一个尝试上学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一块钱报了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这个学校很大，有许多学生，毕业生也不少。那里的一个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很愿接近我。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其中有乾隆的上谕和御批。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我读了《御批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还不如自学更好。我在校六个月就退学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书同他后来关系之大了。我们不知道的是，当时使毛泽东感兴趣的，究竟是《资治通鉴》中写的那些史迹还是乾隆的批语。但是我们确切地知道，毛泽东对《资治通鉴》的兴趣终身不衰，直到晚年还常常阅读《资治通鉴）、《续资治通览》、《通鉴纪事本末》这一类书籍；遇到他以为重要的内容，还送给他最亲密的同事去看。
毛泽东认为《资治通鉴》“叙事有法”，除了指它“历代兴衰治扎本末毕具”外，更主要的是认为它突出了历代治乱之根本所在，即“治国就是治吏”、“上梁不正下梁歪”。为此，毛泽东很欣赏司马光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为起始点开写。他晚年同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曾评论司马光从这一年写起的想法。他说，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主要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噢。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真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作上面的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看来，问题常常是出在上面。但是，最要害的是，在封建社会不可能有一种机制保证“上梁”不歪。这才是其痼疾所在。在1975年同孟锦云的谈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这点，他说：中国的皇帝很有意思，有的皇帝很有作为，有的皇帝简直就是个糊涂虫，可那是没有办法的事。皇帝是世袭啊，只要老子是皇帝，儿子再糊涂也得当皇帝，这也怪不得他，生下来就是皇帝嘛。还有两三岁就当皇帝，当然要闹笑话，他那个皇帝好当得很，什么事都有人替他办噢。毛泽东又说：中国历史上有三岁的皇帝，但没见过三岁的娃娃拉着车满街跑，六岁也不行。你说当皇帝与拉车哪个更难啊？皇帝糊涂，当然大臣们就胡来，就拼命地搜刮老百姓。老百姓不服就要镇压，那方法残酷得很。《通鉴》上就有这样的记载。当时有一种刑罚，把人的肚子割开，拖着犯人的肠子走。暴政到了这种程度，老百姓忍无可忍了，就造反，镇压不下去，就完蛋。
历代兴衰治乱的重要道理。似乎就在这里。
49。观人要论大节（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六十七《汉纪》）
［原文］
法正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眶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或谓诸葛亮曰：“法正大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时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
──摘自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六十七《汉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观人观大节，略小故。
──毛泽东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六十七《汉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91页）
［解析］
法正（176—220）是三国时蜀汉的重要谋臣。起初依附益州牧刘璋，为刘备献策攻取蜀地。后任蜀郡太守、尚书令等。由于他利用权势，报个人之恩，泄个人之怨，于是有人劝诸葛亮向刘备汇报，加以节制。诸葛亮则从当时刘备所处不利环境这一大局出发，指出法正正像羽翼一样辅佐刘备，使他能自由翱翔，不能因为小的过失就限制他的权力和自由。毛泽东读此的批语，表明他是同意诸葛亮的看法的，从而提出：评价人、使用人都要“观大节，略小故”。
50。“善人少，恶人多”是谬论（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齐纪》）
［原文］
魏主以有罪徙边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道亡，阖门充役。光州刺史博陵崔挺上书谏曰：“天下善人少，恶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阖门，则司马牛受桓魋之罚，柳下惠婴盗跖之诛，岂不哀哉！”帝善之，遂除其制。
——摘自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齐纪》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古人一贯谬论
——毛泽东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齐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93页）［解析］
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记载，南北朝时，北魏孝文帝定都洛阳后，急于进攻南方的齐朝。当时，获罪谪戍边疆的人，多有逃亡，孝文帝因此制定一条制度，一人逃亡，全家都要服劳役。时任光州刺史的崔挺上书进谏，孝文帝采纳了，遂即取消了这个制度。崔挺进谏中提到的司马牛、桓魋，柳下惠、盗跖，都是春秋时的人物。司马牛是孔子的弟子，他的哥哥桓魋本为宋国的大夫．后叛乱。柳下惠是鲁国大夫，以善于讲究贵族礼节著称，他的弟弟盗跖却被贵族们视为“天下大盗”。崔挺引用这两对兄弟善恶各异的事例，是为了说明一人犯法累及全家是不对的。毛泽东是同意崔挺的主张的。可崔挺进谏的前提是“天下善人少，恶人多”，这是毛泽东不同意的。他在这句话旁，用红铅笔画了一条粗重的着重线，在天头上又用黑铅笔写了“此古人一贯谬论”的批注。
51。策略分析很重要（读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石勒寇河朔》）
［原文］
二月，石勒纂严，将袭王浚，而犹豫未发。张宾曰：“夫袭人者当出其不意，今军严经日而不行．岂非畏刘琨及鲜卑，乌桓为吾后患乎？”勒曰：“然，为之奈何？”宾曰：“彼三方智勇，无及将军者。将军虽远出，彼必不敢动。且彼未渭将军便能悬军千里，取幽州也。轻军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虽有心。比其谋议出师，吾已还矣。且刘琨、王浚虽同名晋臣，实为仇敌。苔修笺于琨，送质请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俊之亡，终不救浚而袭我也。用兵贵神速，勿后时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佗已了之，吾夏何疑。”遂以火宵行，至柏人，杀主薄游纶，以其兄统在范阳，恐泄军谋故也。
──摘自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石勒寇河朔》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
──毛泽东读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石勒寇河朔》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吏古籍批语集》第297页）
［解析］
袁枢（1131—1205），字机仲，南宋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宋孝宗初年，试礼部词赋第一，后累迁工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知江陵府。其《通鉴纪事本未》一书，给史籍著述开创了一种新规格。北宋以前，我国史书体例，不外编年、纪传两种，皆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读者如果要集中了解“一半之木未，原始而要终，则编年者患其前后隔越，纪传者患其彼此错陈”，因此很不方便。于是，袁枢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材料，“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迄，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始干三家之分晋，终于周世宗之征淮南，几二百二十九目。包括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遂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实前古之所未见也。盖枢所缀集，虽不出《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