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悟空，以及治水的圣人“大禹王”。他们否定了曾经世世代代压在他们头上的“玉皇大帝”和“海龙王”，而自豪他说：“我就是玉皇”，“治水龙王社员当”。他们深信自己能够使“万水千山听调动”，使自己家乡的粮食增产的水平迅速地“跨黄河、过长江”。总之，人们摔掉了压在他们头脑中的一切旧东西，抬起头来蔑视一切因袭势力，不再迷信鬼和神，相信自己就是神，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克服任何困难，他们不再盲目地在自然力面前屈居奴隶的地位，而要做自然界的主人，向自然界发号施令了。这种精神，这种自信，这种思想解放的境象，不正是毛泽东倡导并十分乐于看到的吗？
“大跃进”初期的民歌，主要是表现人们在生产斗争中神话般的力量气概。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展开，民歌的主题又转向对新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风貌的神话般的颂扬。于是，天上的神仙们也耐不住人世间美好社会的诱惑，主动要下凡参加人民公社了：“神仙来到大公社，个个申请当社员。牛郎耕地自带牛，织女纺花会种棉。王母娘娘爱儿女，参加公社幼儿园。玉皇没有啥技术，食堂来当炊事员。九天仙女下了界，手打腰鼓作宣传。”
大跃进中产生的民歌，想象是浪漫的，内容则多为空泛、浮夸的口号。艺术自有艺术的规律。就其艺术形式而言，收入《红旗歌谣》，被编选者在序言里称为“形象鲜明，气韵生动，音调和谐，形式妥帖成为不朽的典型”的作品，毛泽东看后也认为“水分太多”，并对编选者周扬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还是旧的民歌好”。为什么？旧民歌是经过长期的实践和积累才涌现大量佳作的，并已将许多味同嚼蜡的作品淘汰掉了，而“大跃进”民歌，由于采用群众运动的形式来创作，自然是泥沙俱下，诗意无多，有的甚至连韵句都不齐，沦为标语口号。收入《红旗歌谣》的便有这样的作品：“衣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好像四十颗太阳当头照。太阳也比不上它温暖，处处地方它都照到，没闭住的嘴巴笑出了声，咱社员们有了指路的大明灯。”
民歌运动开展一年后，毛泽东在1959年3月郑州会议上对其弊端作了分析，就是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那段话。“几亿农民都要写诗，那怎么行？”这是他对大跃进民歌粗制滥造的根源的看法。放诗歌卫星，随即取消了。
110。不能打动我，但能打动青年（读郭小川《致青年公民》等新诗）
［原文］
困难
这是一种愚蠢而又懦怯的东西，
它
惯于对着惊恐的眼睛
卖弄它的威力，
而只要听见刚健的脚步声
就像老鼠似地
悄悄向后缩去，
它从来不能战胜
人们的英雄的意志。
那么，同志们！
让我们
以百倍的勇气和毅力
向困难进军！
不仅用言词
而且用行动
说明我们是真正的公民！
在我们的祖国中
困难减一分
幸福就要长几寸，
困难的背后
伟大的社会主义世界
正向我们飞奔。
——摘自郭小川《向困难进军》，《致青年公民》组诗之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现在的新诗不能成形，我反正不看新诗。
——摘自毛泽东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
——摘自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见《毛译东书信选集》第608页）
［解析］
在诗歌欣赏上，毛泽东喜欢旧体诗而不喜欢新诗。对此，他直言不讳，多次说过。他说他不看新诗，是表明他不喜欢和认为新诗成功的太少的意思，并非说他真的一点不读新诗，否则，他就不会觉得新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了。对新诗，他也都是从诗歌形式上说的。或许，正是由于对新诗的形式很不习惯，毛泽东很少读新诗。但他对新诗的内容及其在社会上的实际效应的评价，却是很谨慎的。
诗人郭小川（1919—1976）1959年发表了《望星空》，同年11月，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12级干部以上的干部会，批判郭小川在这首诗以及此前发表的长诗《一个和八个》中宣扬的“不健康的思想感情”；《文艺报》、《人民文学》等刊物也相继发表文章进行批判。当时，毛泽东从香港的《真报》上看到“号召”郭小川到香港去“避难”的文章。引起他的注意。便让人找来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致青年公民》等作品看了。
《将军三部曲》和《致青年公民》，是郭小川的代表性作品。《将军三部曲》长达三千几百行，作者以抒情的笔调，塑造了艰苦战争年代我军一个高级指挥员“将军”的形象。这一形象是那样的血肉丰满；内心世界是那样的高远而壮美；“将军”和部下的关系是那样的深厚和亲密。诗人曾说：“我将通过它写出我的全部哲学”。《将军三部曲》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独创，是当时文坛上叙事诗创作的重要收获。《致青年公民》包括《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在社会主义高潮中》、《把家乡建设成天堂》、《让生活更美好吧》和《闪耀吧，青春的火光》，称作《致青年公民》组诗，是有作者的用意的：“诗的读者当然主要是青年，而我的写作，更没有一篇不是针对青年读者的。”（《致青年公民的几点说明》）在这些产生于郭小川创作于50年代中期的作品中，诗人确实像演说家、鼓动家一样，以急雨鼓点般的旋律，纯熟地驾驭着炽热的、战斗性很强的词汇，来催动青年们前进，成为建国初期中国人民蓬蓬勃勃的建设热情的写照。这些诗的鲜明特点，是把今天与明天、理想与现实、困难与斗争辩证地结合在一起，映现出诗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态度，对党对人民的热爱，以及对青年一代的期望，成为时代的喉舌，成为青年的知己和良师益友。这些篇章还常常是议论入诗，于感情汹涌中常见真理的闪光，这也可以看出诗人对如何写作政治抒情诗的探求。在青年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反响。在很多群众性的集会上，都有人在朗诵他的《投入火热的斗争》和《向困难进军》等诗，听众为这些潮水一样汹涌的诗句所深深打动。
对这些作品，毛泽东读后曾对人说：这些诗并不能打动我，但能打动青年。看来，他是承认和肯定这类新诗的社会效果的。
谈到郭小川的《望星空》，毛泽东认为，没有幻想，就没有科学、文学和艺术。应当给这个善于思索，长于幻想的热爱祖国的诗人给以鼓励。
111。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读何其芳主编《不怕鬼的故事》）
［原文］
（耿）生乃自往，读于楼下。夜方凭几，一鬼披发入，面黑如漆，张目视生。生笑，染指砚墨自涂，的的然相与对视。鬼惭而去。
——“耿去病”，摘自蒲松龄《聊斋志异·青凤》，该篇收入《不怕鬼的故事》
南阳宋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问曰：“谁？”鬼曰：“鬼也。”鬼曰：“汝复谁？”定伯诳之，言：“我亦鬼。”鬼问：“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遂行。数里，鬼言：“步行太亟，可共递相担也。”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担定伯数里。鬼言：“卿太重，将非鬼也？”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复担鬼，鬼略无重，如是再三。定伯复言：“我新死，不知鬼悉何所畏忌？”鬼答言：“唯不喜人唾。”于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先渡，听之，了无声音。定伯自渡，漕漼作声。鬼复言：“何以作声？”定伯曰：“新死不习渡水故耳，勿怪吾也。”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担鬼着肩上，急持之。鬼大呼，声咋咋然，索下。不复听之。径至宛市中下，着地化为一羊。便卖之。恐其变化。唾之。得钱千五百，乃去。于时石崇言：“定伯卖鬼，得千五百文。”
——“宋定伯捉鬼”，摘自晋人作《列异传》，该篇收入《不怕鬼的故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中国的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你们的小说里也会有的。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说编成一本小册子。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有狂生夜坐的故事。有一天晚上，狂生坐在屋子里。有一个鬼站在窗外，把头伸进窗内来，很难看，把舌头伸出来，头这么大，舌伸得这么长。狂生怎么办呢？他把墨涂在脸上，涂得像鬼一样，也伸出舌头，面向鬼望着，一小时，二小时，三小时，望着鬼，后来鬼就跑了。
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
我们的策略是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劳动人民得到一次教育，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也学会不怕鬼。
——摘自毛泽东1959年5月6日同苏联等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和驻华使节的谈话（见《毛译东外交文选》第374—375页）
你的问题我现在才回答你（指何其芳请他审阅的《不怕鬼的故事》序言稿子——引者注）。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韦（指《不怕鬼的故事》。——引者注）上，就有这样的例子。《聊斋志异》的那篇《妖术》，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可能被妖术谆害死了。还有《宋定伯捉鬼》。鬼背他过河，发现他身体直。他就欺骗它，说他是新鬼。“新鬼大，旧鬼小”，所以他重嘛。他后来又从鬼那里知道鬼怕什么东西，就用那个东西治它，就把鬼治住了。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写战术上重视。
——摘自毛泽东1961年1月4日约见何其芳讨论《不怕鬼的故事》“序言”的谈话（见《毛泽东之歌》，载《何其芳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解析］
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着“大跃进”之后的天灾人祸，中国进入困难时期。特别是在这个时候，国际局势趋于恶化，反华势头增大。如何克服困难，怎样看待日趋紧张的中外关系，对人们的意志信念是一个考验。在这期间，毛泽东经常谈论古代小说中描写的不怕鬼的故事，以鼓舞人们的志气。在他看来，一切敌人、对手和困难，都属于“鬼”，只有不怕它，才能战胜它，克服它。
据笔者读到的文字，毛泽东在50年代末谈到“鬼”的问题，是1959年2月郑州中央工作会议之后。这个会议着重讨论了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些问题，接着各省相继传达这个会议的精神。3月30日，毛泽东读到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关于山西各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在上面写了一些批注。其中说到：“有些地方不是这样，他们怕鬼，不敢将郑州要点立刻一杆子通到生产队、生产小组和全民中去。”“群众一到，魔鬼全消。本来设有鬼，只在一些同志的大脑皮层里感觉有鬼，这个鬼的名字叫着‘怕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