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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生，对孔子思想的态度，比较复杂。大体说来，在青年时代，一方面明显接受了朱熹、王阳明、曾国藩这些“大儒”的某些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中，为了破除传统文化中“思想界的强权”，他反孔的态度也很鲜明，提出：“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1919年7月21日《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
到延安以后，通过阅读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并用它们来总结革命实践，毛泽东的思想作为一种体系走向成熟，这时，他对孔子的认识也随之全面和科学了。这是他提出孔子思想也有片面真理的主观前提，一直到60年代中期，毛泽东都没有简单地否定过孔子，相反多次说到孔子的“长处”。有几个材料值得一提。
1943年6月，一位党中央负责同志在给一位民主人士的关于“人性”问题的长篇通信中说：“一切剥削阶级的学者关于人性、是非、善恶、好恶联系起来所构成的学说，没有一个不是说得错误百出的。”毛泽东读后在一旁批注道：“剥削阶级当作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这位中央负责同志在信中还说：“我们决不能把这种哲学（即信中所说的‘中国封建阶级的伦理哲学’——引者注），把孔孟之道，看作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相反，这恰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毛泽东又批注道：“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1954年9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临时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谈到：郭沫若用很多材料证明孔子是革命党。（指郭沫若《十批判书》中的论述——引注者）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是孟子讲的，其实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哪里在造反他就到里去。孔夫子是革命党。此人不可一笔抹煞。
1959年11月，在武昌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但说是圣人，我们也是不承认的。
以上材料说明，毛泽东在较长的时期内，对孔子是持两点论的，注意到他的长处。只是到“文革”开始后，他对孔子的看法发生了重要变化，持全盘否定的态度。1968年10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说得很明确：“我这个人有点偏向，不那么喜欢孔夫子。”
13。“过犹不及”是反对极端的思想方法（读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
孔子在认识论上曾有关于“质”的发现。孔子说：“过犹不及”。这就是说：一定的“质”就是含有一定的“量”的，是包含在一定的“量”之中，“过”了一定的“量”，或者“不及”一定的“量”，就都是不合于一定的“质”。这“质”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所谓“中庸”。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关于这“过犹不及”之“质”的发现，这是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很大的功绩。
——摘自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三）中庸问题
伯达的解释是对的，但是不足的。“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一定的质含有一定的量”（不如说“一定的质被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是对的，但重要的是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它异质，作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在此。文中最好引《中庸》上面“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及“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更加明确地解释了中庸的意义。朱熹在“舜其大知”一节注道：“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地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这个注解大体是对的，但“两端”不应单训为“众论不同之极致”，而应说明即是指的“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摘自毛泽东1939年2月20日致张闻天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5—147页）
［解析］
中庸，是孔子提出的一个道德范畴，“过犹不及”是对它的具体解释之一。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师（子张）与商（子夏）哪一个人好些？孔子答道：“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又问：“然则师愈与？”（那么是不是子张比子夏好呢？）孔子又说：“过犹不及。”即过了头与未达到是一样的，也不好。因此，孔子在人格道德上所追求的是中庸之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就是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庸”即平常、常道。作为行为规范，达到“中庸”的方法，是“执其两端，用其中”，即掌握各种议论的两种极端，选择适中的办法。当然，孔子提出的“中庸”，并不是没有原则的折衷调和，“礼所以执中也”，即以“礼”为衡量的标准。以上观点，见于《论语》和《礼记·中庸》。
陈伯达在《孔子的哲学思想》中，从认识论的角度肯定了“过犹不及”的命题，并认为这是孔子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一个很大的功绩”。毛泽东读后同意这个评价。因为孔子的中庸观念及“过犹不及”虽主要是道德范畴和道德命题，但它又包含着执两用中的辩证的思维方式，确有其合理因素，“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为了更明确地理解中庸观念所包含的“过犹不及”的辩证法内容，毛泽东引了朱喜编注的《四书集注》中的大段解释。陈伯达在发表稿里把这些引文都加了进去。
毛泽东是以辩证法中的质量互变原理为指导，来对中庸观念的“过犹不及”命题进行新的解释的。他认为中庸的内涵是要求人们“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叫安定的质”。事物的发展变化包括量变和质变两个阶段。当一个事物处于量变阶段时，其质不变，这就是事物质态的“安定性”；当一个事物经历质变阶段后，它便转化成了另一个事物，所以事物质态的安定性又是“相对的”。在毛泽东看来，“过”与“不及”就是混淆了不同事物或不同阶段的质的区别。“过”，就是当事物处于量变阶段，未实现质的转化，它与未来的那个事物还有质的区别时，便“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入别的状态了”。“不及”，就是这个事物已经发生质变，成了新的事物，仍然“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毛泽东进而用现代观念对“过”与“不及”的实质作出新的解释：一个是急躁冒进，“左”倾；一个是顽固守旧，右倾。由于“中庸”的本意就是既反对“不及”，又反对“过”，毛泽东便从中引申出“过优不及”这一传统命题的现实意义：“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的思想方法之一。”此外，毛泽东还指出，作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是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它异质”。也就是说，反“左”和反右，都要有个标准，都需要确立一个标准。由于一定的质被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事物的量发展到了关节点就会引起质变，因此，确立标准，就是要从事物的量的发展变化中抓住那个引起质变的关节点，即毛泽东说的“设立界限”，而孔子提出的以“礼”为标准的中庸观念，恰恰是“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鼻端树立已说的意思为多”。这个批评是中肯的。
需要指出的是，大约半年以后，毛泽东在阅读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所作的批语中，对中庸思想的看法有了明显的变化，认为它“本来有折衷主义的成分，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又说：“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它知道量变质，但畏惧其变，用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这就从政治上，又从理论上基本否定了中庸思想。
14。知、仁、勇“三达德”新解（读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
孔子曾很完满地提到人类三种伟大的德性：“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孔子认为具有知、仁、勇三种德性，才是完全的人格，而事实上这三种德性的养成，就是在于人能对于一定的历史事业、一定的历史真理，见其大，见其远，不偏不倚，至死不变。然而孔子所提出的这些德性，完全是有其历史上的大限制的。如我们所知道的孔子的“知”，不是从客观事物出发的，不是根据于客观事实的理解的，他的“仁”是不及“庶人”的，他的所谓“勇”，如在一切事实所表现了的，也是勇于守卫封建制度，勇于为君，勇于谋禄求官
——摘自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