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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毛泽东1939年2月20日致张闻天信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7—148页）
［解析＇
以知（智）、仁、勇为核心的道德论，是孔子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几千年儒家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其基本目的是为了培养和规范一种理想的、符合封建社会礼教秩序的主体人格。故称“三达德”。语出《礼记·中庸》：“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三德之中，仁为根本。孔子的社会理想是“天下归仁”；孔子所要求的最根本的做人原则，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仁”有许多解释，在《论语》中，“仁”字出现达109次之多。其较为基本的意思是“仁者爱人”，由此引申出来的被孔子推崇的人格内容和道德规范，如忠、恕、孝、信、义、慈、智、勇、刚、毅等，似乎都可以用“仁”来解释。但有一条明显的界限，“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就是说只有少数君子才可能具有仁德品格。
孔子提出的以仁为核心的“三达德”，是有一定的阶级限制的。因此，毛泽东强调要“加以更多的批判”，并从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指出了其主观唯心主义（知）和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实质（仁、勇）。其基本论断，如“知”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仁”“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勇”是“勇于守卫封建制度”，都被陈伯达加写进发表稿中。
以仁为核心的“三达德”后来衍变和固定为仁、义、礼、智、信五个方面。汉代的董仲舒称之为“五常”，唐代的韩愈称之为“五德”，宋代的程朱理学称之为“五性”、“五论”，总之是越来越成为做人的根本法则，并各有纷繁复杂的解释和发挥。所以，毛泽东说：“‘仁’这个东西在孔予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
仅仅指出孔子提出的知、仁、勇“三达德”的错误实质和后人的昏乱解释是不够的。毛泽东并不满足于此。在他看来，对这三个概念重新作出唯物论的改造，拿来为无产阶级所从事的现实斗争服务，也是有必要的。于是，他以制定正确的理论政策释“知”，以“亲爱团结”释“仁”，以“克服困难”释“勇”，又加上做事“忠实”等，遂成别具一格的一家之言，也可视为无产阶级道德品格中的应有之义。此外，毛泽东还反对传统的仁义对举的做法，信中所说的“义者事之宜”，语出朱熹的《四书集注·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原文为：“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制事之宜”，即认识和处理事情正确得当。故毛泽东认为“义”属于知的范畴。
毛泽东注重对知、仁、勇、义这些传统的道德概念进行改造，并非只此一例。在青年时代，毛泽东曾孜孜于建构能够济时救民的理想人格，孔儒的道德论便是他思考这个问题的基本素材。他把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格也称为圣贤仁人，同样包括知、仁、勇三个方面。关于“知”，他说：圣人由于探得了作为“宇宙之真理”的“大本大源”，所以能’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惟在得一大本而已”（《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关于“仁”，他说：“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讲堂录》）关于“勇”，他说：在“三达德”之中，“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1916年12月9日致黎锦熙信》）。青年毛泽东所说的“勇”，主要是强健的体魄，如果说智（知）、仁（德）是本休内容的话，那么，强壮勇武的体魄便如“载知识之本而寓道德之舍”，故而，毛泽东特别强调体育锻炼的重要性，认为它可以“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这些反过来都可以加强和推进知、仁的实现。否则，“一旦身不存，德智则从之而隳矣。”（《体育之研究》）青年毛泽东对知、仁、勇的叙述，特别是对勇的发挥，显然已扑传统的“三达德”的重复，更不用说它有着强烈的现实背景了。1916年12月9日，给当时任北京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纂处主持人的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说，“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言。”
值得一提的是，在读了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两个月后，即1939年4月29日，毛泽东在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报告中，对忠、孝、仁、义等传统道德概念作了更通俗的发挥。他说：“对国家尽忠，对民族尽孝，我们赞成。忠孝是古代封建道德，我们要改变它，发扬它。就是要特别忠于大多数人民，孝于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忠于少数人，教于少数人。至于仁义，同情大多数人，拥护大多数人，对大多数人有益处的，叫仁；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如农民的土地问题，工人们的吃饭问题，处理得当，才算是真正的行义者。”这种发挥，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为抗战发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号召中所抽象谈论的忠孝仁义，确实“有原则的区则”。
15。反对孔夫子的书，我都注意看（读赵纪彬《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等）
［原文］
在孔门内部，“先进”的颜回与子贡是一个对立面，“后进”的有若与樊迟亦是一个对立面。樊迟与子贡同近于变革派别，均为春秋末期的进步思潮在孔门内部的反映。
矛盾只能通过斗争来解决，不能利用调和来避免，凡调和矛盾者必陷于自相矛盾；孔子当过渡时期因反对变革而调和矛盾，其自相矛盾亦必更为露骨。正因如此，孔门遂亦不能不成为矛盾集合体。
凡此史实证明：孔子从“和而不同”的“君子”维新立场出发，力求将过渡时期的阶级矛盾“一以贯之”，而历史辩证法的铁则，却使孔子的“从周”愿望彻底破产；孔门自始就一是个对立统一体，从未“合二为一”；在孔子死后的“儒分为八”过程中，终于出现了“一分为二”的儒墨显学对峙局面。此乃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思想史规律，亦即孔子的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
——摘自赵纪彬《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孔门充满矛盾。赵纪彬，《论语新探》。——毛泽东1965年12月读赵纪彬《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的批语
［解析］
赵纪彬（1905—1982），有名的哲学史家。建国前在多处大学任教授，建国后历任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开封师范学院院长等，后调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顾问。中国古代哲学史方面的著述甚丰。其《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一文，是其著作《释一二》初稿的第三章，发表在《哲学研究》1965年第4期，约2万字。文章对《论语·子路》里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分析。前面所引的三段原文，体现了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
《哲学研究》是毛泽东经常阅读的学术杂志之一。他1965年12月在《哲学研究》上读到赵纪彬的这篇文章，在文内作者名下划了双杠，在文章题目上面写道：“孔门充满矛盾”，看来是同意文章观点的。如果联系当时对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观点的批判，赵纪彬文章提出的“矛盾只有通过斗争来解决，凡调和矛盾者必陷于自相矛盾”，在哲学观点上，也是吻合毛泽东当时的思路的。
在这期《哲学研究》的扉页上，毛泽东还写有“1965年《哲学研究》第2期”、“赵纪彬，《论语新探》”等字样。前者指的是赵纪彬发表在《哲学研究》1965年第2期上的《关于“一”、“二”范畴的形成过程问题》一文，这是其《释一二》初稿的第二章，第4期上赵文标题的注中提到了第2期上的这篇文章。毛泽东记下来，也可能是表示有兴趣找来第2期《哲学研究》读一下这篇文章，也可能是表示因读第4期的这篇文章而联想到读过的第2期上的文章。《论语新探》是赵纪彬194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一本专著，初版时怕“有碍销路”，改题为《古代儒家哲学批判》，1959年人民出版社再版时，特恢复《论语新探》原名。该书影响较大，曾由美国学者译成英文出版。分“历史证件”，“儒学究元”上、下两部，10余万字。作者在书中强调：“孔门所代表的古代前期儒家，是‘人’中的‘君子’学派，而以继承西周维新路线、维护氏族遗制、调和春秋矛盾为自觉的历史任务；先秦孔墨显学的对立，即为当时权隶主阶级内部维新与革命两条政治路线的派别斗争在学术上的反映。”（《论语新探》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页）
由此可见，赵纪彬发表在1964年第4期《哲学研究》上《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一文的观点，同他此前的《论语新探》，是一脉相承的，对孔夫子是持学术批判观点的。毛泽东读过赵纪彬的《论语新探》，并且是在1965年12月读《哲学研究》上的这篇文章之前读的。在同年10月8日的一次谈话中提到日本人写的基本粒子的对话文章时，毛泽东便顺便让康生去研究一下《论语新探》这本书。
毛泽东在1968年10月31日的谈话中提到的赵纪彬和杨荣国（1907—1978），说他们都是反对孔夫子的，所以对这两位的书我都注意看。杨荣国是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学家，当时是广州中山大学教授。
据刘大杰回忆，1965年6月20日毛泽东在上海找他谈话，“这天，主席本想找三个人谈话，周谷老（周谷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