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还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更长期的共同奋斗，我们所做的只是一种新的尝试；是否已经比较接近预想的目标，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了这一目标，还有待于读者和同行们的检验。
我们期待着读者与同行们的反馈，希望这套书能为读者打开艺术之门。
2001年冬，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傅杰先生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史考据文录》。该书二巨册，计2129页，内收二十世纪165位文史学者的考据文章，且多为长篇巨制。虽然，百年学苑，群星灿烂，目不暇接，仍难免有沧海遗珠之憾（如：先师陈守实教授（1893～1974）的长文《明史稿考证》，梁任公曾评曰：“得此文发奸敗晡南壬申杂诰旁印！薄段穆肌肺词沾宋模晃抟藕叮到芤砸蝗酥Γ鼙喑鋈绱撕竦难醯浼涯芸晒螅焕⑹堑贝枞逋踉壬母咦恪５牵娑哉舛蟊揪拗诰沓了迹也唤氲剑呵嗄晡氖费耍虻闷鸫耸榈模苡屑溉嗽眨扛挥盟刀镣耆榱恕：眉改暌郧埃以确⒐耸昀醋已д咝吹亩唐季菸恼拢〕鋈舾善辔徊岬南敕ā６亮恕抖兰椭泄氖房季菸穆肌泛螅舴⑽冶嗉耸椤Ｎ野驯嗍樯柘氲绺胬贾荽笱С霭嫔缱鼙嗉趴朔墙淌冢衔夂苡醒跫壑担钟诔霭妫⒑芸旒睦闯霭婧贤＃ò矗何烁佣钥冢蟾挠芍谢榫殖霭妫┪掖�2004年春天开始选编，因不断还忙着其他的事，陆陆续续，直到已是炎夏，过端午节时，才将此书编完。我并非是研究史学史、文献学的学者，而且健康不佳，没有精力在各大图书馆奔波。好在我平素性喜杂览，寒斋藏书不少，基本上只能就家中管窥所及，进行选编。计划只编一本小书，故穷数月之力，也仅选出64篇文章，约十几万字，书名冠以《新编日知录》。
《日知录》是三百多年前思想家、史学家顾炎武（1613～1682）的一本重要著作。全书32卷，除了少数条目，如卷十的《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文字稍长外，其余多为短篇，一条或数十字，或数百字，很少超过一千字的。但顾炎武写作此书，“积三十余年乃成”，差不多倾注了一生的心血。他在《与人书十》中曾说：“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及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顾亭林诗文集》第98页，中华书局1959年）顾炎武对《日知录》寄予厚望。他在《与人书二十五》中说：“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当然，这只能是历史的悲哀：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开出的治世药方，并不切实际，因而封建统治者并未将此书当一回事。倒是顾炎武以严谨学风、千锤百炼般铸就的这部大书，成为学术经典，对开创清初朴学之风，起了重要作用。我将这本小书名曰《新编日知录》，不仅在于我相信书中所有学者，都读过《日知录》，受过此书的熏陶，还在于这些文章，除个别篇什外，大部分都是短文，在不同程度上类似《日知录》。这些考据文章，大部分都考得铁证如山；有些文章虽非考据，但所引史料，都经严格检验，结论是科学的。因此，编辑本书，不是东施效颦，而是继《日知录》余绪，发扬其考据的求实精神。
诚然，史料考据并非万能。但研究文史，第一步就是搜集史料，实证是基础工作。如何取得可靠的实证？这就必须懂得考证功夫，去伪存真，否则就不可能获得第一手的可靠材料。因此，我编辑本书，绝不是鼓吹回到乾嘉时代。本书不仅仅是向读者展示若干可靠的历史结论，根本上说，是为了向读者展示治学的基本方法。值此学风日颓、浮躁之风甚嚣尘上之际，我希望通过本书，向文史学人——尤其是青年学子，提倡像顾炎武那样“矿山采铜”，踏踏实实，孜孜以求，持之以恒地做学问；下一番考证功夫，使文史立于坚实的基础之上，而不要浮于沙滩，转瞬即成泡沫。坚信区区悬衷，不至落空。
我在台湾生长，在美国任教，对北京的印象却还不算陌生。这不仅是因为我个人对旧时京津戏曲风物，一向独有兴趣，也因为早期研究的作家如老舍、沈从文等，都与北京关系深厚。1988年我因探亲之行初次来到北京，颇有一偿宿愿的感觉。虽然民航机上空姐空少的服务绝对不假辞色，冲着他们滑不溜丢的京片子，我也愿意自作多情起来。 人到北京，少不了访问古迹名胜。从故宫到天坛，从北大到清华，多能印证想象所及。也有些地方，像琉璃厂、大栅栏、王府井，却是见面不如闻名。但偌大的北京真正让我开了眼界的，反而是些意外发现。记得当时中国现代文学馆坐落在万寿寺里，看来无甚可观。后来才知道那是十六世纪末的古刹，到了晚清，甚至是慈禧太后驻跸的行宫。这也只有在北京吧？今昔交错，俗雅纷陈，早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 我的专业是近现代中国文学文化史，北京对我的感召更有甚于一般风景者。在这里，广东来的康有为曾号召上千士子公车上书，揭起中国政治改革的又一新页；留德的蔡元培，留美的胡适打造了现代大学的基础；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则点燃政治与文化革命的烽火。北京也成为铸造中国现代“有情”主体的舞台。徐志摩、林徽因、陆小曼，鲁迅、朱安、许广平……，多少恩怨，留待后人评价，而张恨水在这里谱下他的啼笑因缘，梅兰芳台上台下演出动人风情——古城可以是浪漫的。也许正因如此，在一代中国文人的内心深处，北京总有着神秘牵引。1921年沈从文从湘西跋涉到此，从此有了不解之缘，周作人的政治选择，难谓没有心系北京因素，而老舍的一生，不就见证了北京城与北京人命运的悲喜剧？
这些年来有关上海的研究已经成为显学。相形之下，北京未免逊色。我们对北京的认识，除了政治中心外，不脱文化古都的刻板意象。当学者挟西方理论研究中国城市，上海以其半殖民历史，以其国际都会风情、资本经济形势，显然更能符合所谓现代的定义。但北京在二十世纪也经历了大起伏、大蜕变——也因此体现了多重新意。如何在易于辨识的物质性坐标之下，发掘这座城市前世今生的谱系，其实是城市研究学者的一大挑战。
比起上海，北京因为缺乏可以借镜的现成理论模式，它所凸现的现代性经验反而更为复杂。如果上海的现代意义来自于其无中生有的都会奇观，以及近代西方文明交错的影响，北京的现代意义则来自于它所积淀、并列的历史想象与律动。已有学者指出，老北京心目中的北京其实并不老。这不是说北京没有历史可观；恰恰相反，而是说北京到了民初，历经前所仅见的时代裂变，才真正显现了时间流转、传统纷陈的可能。
不论作为文化场域或是政治舞台，北京在过去与未来，传统与摩登间的曲折发展，更点出现代经验下欲盖弥彰的时间与空间焦虑。在这里，该过去的并不真正过去，该发生的也未必准时发生。从民国的故都到人民共和国的国都，每个时代在北京留下片面光影，烘托出既新且旧的都市风景，也不断改变市民主体的特性。北京的“城”学，也必须是北京的“人”学。时间到了后现代，学者戴锦华甚至视京城如“镜城”，用以参看它所折射的种种虚实现象，可谓良有以也。
是在这样的理念下，陈平原教授和我在2003年秋天策划了《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会议。我们期望藉由不同的文化、历史、文学角度，勾勒近现代以来北京——尤其是北京想象——的多重视景。如上所述，比起已成气候的上海论述，北京研究仍然有待推动。惟其如此，这次会议更具有思辨的潜力。我们的目的不在于刻意标榜门派学说，而在开拓议题，深入历史和文本肌理。如这本会议论文精选集所示，议题包括了金元到明清的北京文化抽样；近代北京声情与色相的白描；通俗文学、新文学、新旧媒体的对话；“京味儿”民俗志学考察；北京城与北京市的景观政治；北京从城外到域外的想象；甚至后现代、全球化的北京叙事学等，不一而足。每一组议题都足以显示这座城市所召唤的修辞力量、和所投射的想象维度，其复杂深邃处，较上海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或有论者要指出，会议既有“文化记忆”之名，多数论文又以民国或民前时期为讨论焦点，似乎有耽于伤逝怀旧之虞。我们却以为，正因为北京城蕴积丰厚，才能提供我们回顾与记忆的素材。回顾与记忆不必只是消极的乡愁姿态，更可以是诠释——甚至干预、解散——已被物化的历史的方法。借着北京所含蕴的历史纵深，我们叩问过去，并由此探勘未来的可能与不可能。试问当年五四君子的抗议精神，京派文人的抒情美学，以迄沈从文所描绘的北京乌托邦蓝图，梁思成为北京城墙所作的抗议，放诸今日，不仍有其批判的适切性？
参与这次会议、发表论文的各国学者将近四十人，来宾则超过三百人。三天的议程紧凑生动，其中一场圆桌讨论，舒乙、陈丹青、阿城、莫言等知名作家、艺术家也拨冗参加，尤其是高潮迭起，众声喧哗。著名摄影家沈继光先生在会场展出北京摄影，一样吸引大批观众。
特别应该致谢的是陈平原教授。平原兄的学问文章，早有定论，难得的是他的经理长才，在在令与会者有意外惊喜。平原兄是南人，来到北京后却深为这座名城所倾倒，以发展北京学为职志。我个人虽然身在海外，也觉得事有可为，愿意共襄盛举。
自1988年后，我曾多次来到北京。十五年一晃过去，北京如今范围更大，也更为人车杂沓。在迎向奥运的憧憬下，一切景物都似乎有了快速拆解和重建的理由。我不禁感慨：这些年北京变化得太快了吧，或还不够快？北京研究只是一种有闲的回顾，还是“回到未来”的批判？值此之际，与会的所有学者愿以一册精选的论文集，作为我们对北京——它的文化，它的过去，还有未来——的关怀与愿景，也期待北京研究的持续壮大。是为序。
记得是十年前，我在东京访学时，问过许多日本学生，最喜欢的中国历史人物是谁，都说是诸葛亮。为什么？除了聪明才智，还有就是身上那种特有的“妖气”。说来有趣，同一个孔明，中国人欣赏他鞠躬尽瘁，日本人喜欢的则是其神秘色彩。这与中日两国民众看待生死、幽明、神人等的方式，不无关系。
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谈及《三国演义》写人的缺失，有这么一句：“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第十四篇）前半句我很赞同，后半句则不无保留。因为，在我看来，这是用今人的眼光苛求古人，没考虑到中古时代人们的知识结构与思维特征。像孔明那样的绝代军师，知晓天文地理，熟悉阴阳五行，还会摆弄奇门遁甲等方术，—点都不奇怪。以军师而兼巫师，神神鬼鬼，虚虚实实，这样的描写，既有历史依据，更符合“小说家言”的特性。晚清以降，崇信科学的中国人，开始质疑诸葛亮的智慧超常与法力无边。那是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而且过于相信“七实三虚”之类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