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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非正常死亡数字的种种说法
对这场灾难主要源于天灾还是人祸？人们仍有不同的认识。国内有研究者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的统计资料认定，1958年、1959年、1960年这三年，即便说不上风调雨顺，至少没有全国性的大的自然灾害。气象部门把全国气象状况划为五个等级，叫做负二度区、负一度区、零度区、一度区和二度区，分别表明涝、偏涝、不涝不旱、偏旱、旱。就是说，结果越接近零度，全局性的灾害就越少。在公布的从1954年到1972年长达十几年的年份里，1958年、1959年、1960年这三年，比1954年、1957年、1965年和1970年、1972年都更接近零度区值。这个统计是根据水文总站历年的历史资料来说的，应该是有说服力的。因此，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薄一波在30年后回顾这段历史，就曾坦诚地承认：
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因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
中国从1959年到1961年所发生的全国范围的大饥荒，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总数究竟是多少，迄今还没有一份官方的统计数字或研究报告。现有的半官方出版物及国内外学者研究的情况，大体有1000多万、2000多万、3000多万到4000多万的四种说法：
《当代中国的人口》一书对1959年到1961年的人口状况有如下记述：
全国人口死亡率1960年高达25。43‰，农村地区高达28。58‰。据有关部门统计，超过20‰的有675个县，其中超过100‰的有40个县。根据这一时期不够准确的统计数字，总人口的变化情况是：三年累计，按总人口计算减少135万人，按自然变动增加622万人，两者相差757万人。从1964年普查结果看，三年困难时期里这两个数字都有一定的问题。1959年是困难时期的第一年，这一年里出生人数减少、死亡人数增加的现象已经开始。这一年自然增长677万，比前一年增长数下降40％是比较接近实际的。而总人口增加1213万，只比上一年少增128万人，增长率仍保持在1。8％是不符合实际的。原因是，当时不少地方政府不相信人口增长速度已减慢，特别是浮夸风盛行，有些地方为維持较高的增长率有意多报人口。从1960年来看，总人口减少1000万人，自然变动减少304万人都偏低，实际人口减少还要多，1961年总人口继续减少，而自然变动却增加249万。两者方向相反，数字也都是不准确的。根据1964年普查资料计算，在1962至1964年的三年中，总人口增加数和自然变动数不一致，主要是1961年以前统计不准造成的。根据1964年普查资料回推，1961年人口应当是64508万人，比原统计数大约减少1486万。
中国科学院的一份国情报告中曾经提到：“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度减产，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约1500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
中国人口学研究者蒋正华在1986年撰写的《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的专论中，估算1958年到1963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700万。
美国著名人口学家科尔1984年写的《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估算中国1958年到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700万。
英国记者菲力普，肖特著的《毛泽东传》中说：“1959年和1960年，有大约2000万人死于饥饿……。1961年又有500万人饿死了，”据此，作者提出非正常死亡人数在2000万到3000万之间。其依据是：“1980年，中国的头号领导人胡耀邦公开承认饥荒的存在，确定死亡数目为2000万人。这一数字依据了常委会编纂的临时文件。以后一些西方作家和中国作家们提议说，总死亡数目为4000万人到6000万人。然而，这些估计都是在受损最严重的地区取得了数字后，再将之推广到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后达到的数字，与那一段时期总的人口趋向的相互关联松散。在缺乏与之相反的结论性证据的情况下，2000—3000万额外死亡数字应当是最可信的。这个数字也的确是充足的”。
贾斯柏，贝克先生著的《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认为，美国人口学家裘蒂丝·巴尼斯特博士在《中国人口的变化》中得出在1958到1961年的饥荒年间，中国“死亡人口比正常死亡人口超出三千万”的结论，“这是目前能找到的最可靠的估计数字”。
曹树基先生在《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文中，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基础，以虚拟的“府”级政区为单位，重建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结论说：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45。8万。
丁杼先生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文中，以中国政府近年公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指出：“有了逐年出生数、正常死亡率和统计局发表的人口数，我们就可以比较准确地计算非正常死亡数了。计算结果是：1959年非正常死亡数是212万，其中196万是农民。1960年至1962年间非正常死亡数分别是1778万、1190万和291万。连同1958年的非正常死亡数，整个大跃进期间非正常死亡数约3500多万”。
丛进先生在《曲折前进的岁月》中认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0‰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加上前述减少的1300万，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
金辉先生在《“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中的结论是：1959—1961年的三年灾难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4060万。文中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4》公布的1949年至1965年的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推论说：
1964年底总人口70499万。从1964年的总人口数按公布增长率逐年递减回去，就可以得到它：1963年底——68603万（70499÷1。02764）；1962年底——66390万
（68603÷1。03333）；1961年底——64645万（66390÷1。02699），甚至更低。它比公布的1961年总人口数65859万少了1214万。
我们以1959年底的公布总人口为基数，按1960年、1961年的公布增长率计算，得到的结果就比1961年的公布总人口多1295万人。这样，我们就有了三个数字：1324万、1214万、1295万。三数平均为1278万。其与公布总人口净减数字1348万之和为2626万。
三年灾难的后果之一，是使中国少增长了6000—8000万人口。1959—1961年间非正常死亡2791万，加上1961年公布总人口数中抹掉的这1270余万，中国在1959—1961年的三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4060万。
两本“中国人口”公布的数据
以上出现的不同数据，既有计算方法的不同，也有起止年代的不同（1959—1961，1958—1961，1958—1962，1958—1963），因而也就很难求出一个统一的数据。本文根据中国大陆出版的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专著：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袁永熙主编：《中国人口》（另有全国除台湾、西藏以外27省市的分册）提供的数据（1959年到1961年的死亡人口总数，扣除按1957年正常年份死亡率的人数），计算出一组1959年到1961年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以及据此推论出一组1958年到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的参考数字。
袁永熙主编：《中国人口》总论中发表的数据是：
1957年中国死亡687万人，死亡率为10。80‰；
1959年——1961年中国死亡人数和死亡率为：
1959年970万人，14。59‰；
1960年1693万人，25。43‰；
1961年939万人，14。24‰。
1959年——1961年三年共死亡3602万人。按1957年正常死亡率三年应扣除2061万人，余下1541万人为非正常死亡。
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提供的1957、1959、1960、1961年的人口死亡率与《中国人口》相同。但书中称：从1964年人口普查的结果看，这段时间（指1959—1961——笔者注）的实际死亡率可能还要高。1963年底全国人口数为69172万，1964年底为70499万，全国增加人口1327万人。而1964年全国自然增长率是27。64‰，增长人数应为1930万，比总人口增长数多出603万。这603万人的虚报数如何产生的？根据1964年6月30日普查时人数69458万人计算，上半年增加286万人，下半年增加1041万人，两者的比例显然不合理。问题就在于，这多出的603万是以前的死亡人口未销而留下的虚假数字。……这批死亡人数主要是1959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积累下来的。如果把这603万死亡人口考虑进去，1960年前后的死亡率可能要提高10‰左右。
这样，上述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的1541万人加上603万人，总计非正常死亡应为2144万人。
值得指出的是：非正常死亡情况最早出现在1958年（如四川、山东、河南，而甘肃1958年死亡率高达21。11‰），有的省份延续到1962年，如四川省1958…1962年平均死亡率高达34。03‰，普通死亡率仅为7。02‰。据原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1962年6月28日下午在中南海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汇报说，四川省1958年到1960年死亡1000万人（1957年的《户籍年报》四川省人口7215。7万，1960年底为6236万），1961…1962年四川大约还有250万人死亡，因此认为1958…1961年四川省饿死1250万人。据此笔者推论，从1958年到1962年间，中国因大跃进导致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在3000万人左右。
尽管研究者对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量的说法不一，但无论是一千多万，抑或四千多万，都丝毫不会影响到对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共和国历史上这场灾难的严重性的估计。
附录：
《中国人口》各省、市、自治区分册公布的1958年——1962年间的人口死亡数和死亡率北京市1961年死亡7。9万人，为1958年的1。56倍，死亡率升至10。80‰（1958年为8。08‰）。（李慕真主编：《中国人口》北京分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页。）
天津市1959年死亡55。094万人，死亡率为9。88‰（1958年为8。66‰）；1960年全市死亡人数59。485万人，死亡率为10。34‰；1961年全市死亡人数57。745万人，死亡率为9。89‰（1962年回落到7。36‰）。（李竞能主编：《中国人口》天津分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4页。）
上海市50年代前期到1957年死亡率降至6。1‰；1959年至1961年上海市的粗死亡率略有回升，但与全国相比上升幅度很小，1959年粗死亡率为7。8‰。（孙竞新主编：《跨世纪的中国人口》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