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50年代前期到1957年死亡率降至6。1‰；1959年至1961年上海市的粗死亡率略有回升，但与全国相比上升幅度很小，1959年粗死亡率为7。8‰。（孙竞新主编：《跨世纪的中国人口》上海卷，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第155页。）
河北省1959年死亡人数462。364万人，死亡率为12。29％o（1958为10。92‰）；1960年死亡人数599。458万人，死亡率为15。84‰；1961年死亡人数516。288万人，死亡率为13。63‰（1962年回落到9。06‰）。
山西省1960年死亡人数23。94万人，死亡率为14。2‰（1958年为11。7‰；1959年为12。8‰；1961年为12。2‰；1962年回落到11。3‰）。（毕士林主编：《中国人口》山西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96…97页。）
内蒙古自治区1959年死亡人数11。26万人，死亡率为10。99‰（1958年为7。94‰）；1960年死亡人数10。65万人，死亡率为9。4‰；1961年死亡人数10。32万人，死亡率为8。77‰。（宋迺工主编：《中国人口》内蒙古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页。）
辽宁省1959年死亡人数29。3万，死亡率为11。8‰（1958年为8。8‰）；1960年死亡人数29。1万人，死亡率为11。5‰；1961年死亡44。4万人，死亡率为17。5‰（1962年回落到8。5‰）。（宋则行主编：《中国人口》辽宁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53页）
吉林省1959年死亡17。4万人，死亡率为13。4‰（1958年为9。1‰）；1960年死亡10。1万人，死亡率为10。1‰；1961年死亡16。9万人，死亡率为12。0‰（1962年回落到10。0‰）。（曹明国主编：《中国人口》吉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04页。）
黑龙江省1959年死亡20。7万人，死亡率为12。8‰（1958年为9。1‰）；1960年死亡18。4万人，死亡率为10。5‰；1961年死亡20。6万人，死亡率为11。1‰（1962年回落到8。7‰）。（熊映梧主编：《中国人口》黑龙江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页。）
江苏省1959年死亡62。19万人，死亡率为14。55‰（1958年为9。40‰）；1960年死亡78。59万人，死亡率为18。41‰；1961年死亡56。63万人，死亡率为13。35‰（1962年回落到10。36‰）。（杜闻贞主编：《中国人口》江苏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页。）
浙江省1959年死亡27。91万人，死亡率为10。81‰（1958年为9。15‰）；1960年死亡30。39万人，死亡率为11。88‰；1961年死亡25。84万人，死亡率为9。84‰。（王嗣均主编：《中国人口》浙江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15页。）
江西省1959年死亡25。30万人，死亡率为13。01‰（1958年为11。34‰）；1960年死亡32。01万人，死亡率为16。06‰；1961年死亡23。28万人，死亡率为11。54‰。（马巨贤、石淵主编：《中国人口》江西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08页。）
福建省：1959年死亡11。95万人，死亡率为7。88‰（1958年为7。46‰）；1960年死亡23，89万人，死亡率为13。3‰；1961年死亡18。81万人，死亡率11。89‰（1962年回落到8。23‰）。（傅祖德、陈佳源主编：《中国人口》福建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页。）
山东省1959年死亡98。5万人，死亡率为18。19‰（1958年为12。77‰）；1960年死亡124。8万人，死亡率为23。60‰；1961年死亡96。6万人，死亡率为18。49‰（1962年回落到12。35％）。（吴玉林主编：《中国人口》山东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页。）
河南省1958年死亡62。8万人（此前每年死亡人数在50…60万之间）；1959年死亡70。2万人；1960年死亡190。8万人；1961年死亡人数回落到48。9万人。（貊琦主编：《中国人口》河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页。）
湖北省1959年死亡46。04万人，死亡率为14。50‰（1958年为9。54‰）；1960年死亡67。03万人，死亡率为21。19‰（1961年回落到9。19‰）。（谭宗台主编：《中国人口》湖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页。）
湖南省1959年死亡478479人，死亡率为12。99‰（1957年为10。41‰）；1960年死亡1068118人，死亡率为29。42‰；1961年死亡618470人，死亡率为17。49‰（1962年回落到10。23‰）。（毛况生主编：《中国人口》湖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页。）
广东省1959年死亡43。51万人，死亡率为11。74‰（1958年为9。13‰）；1960年死亡59。36万人，死亡率为15。12‰；1961年死亡40。54万人，死亡率为10。67‰（1962年回落到9。32‰）。（朱云成主编：《中国人口》广东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页。）
广西壮族自治区1959年死亡383952人，死亡率为17。49‰（1958年为11。74‰）；1960年死亡644770人，死亡率为29。46％；1961年死亡422201人，死亡率为19。50‰（1962年回落到10。25‰）。（黄贤林、莫大同主编：《中国人口》广西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12页。）
四川省1958年到1962年，5年中平均每年死亡231。62万人，年平均死亡率为34。03‰。死亡人数最多的1960年，达到364。74万人，死亡率为59。97‰（1963年以后的13年间死亡率回落到年均10。38‰，年均死亡81。58万人）（刘洪康主编：《中国人口》四川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页。）
云南省1958年死亡44。20万人，死亡率为21。62‰（1957年为16。29‰）；1959年死亡34。34万人，死亡率为17。96‰；1960年死亡49。98万人，死亡率为26。26‰（1961年回落到11。85‰）。（邹启宇、苗文俊主编：《中国人口》云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页。）
贵州省1959年死亡35。03万人，死亡率为20。28‰（1958年为15。26‰）；1960年死亡88。62万人，死亡率为5233％；1961年死亡38万人，死亡率为23。27‰（1962年回落到11。64‰）。（潘治富主编：《中国人口》贵州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34页。）
陕西省1958年死亡19。99万人，死亡率为11‰（1957年为10。3‰）；1959年死亡23。58万人，死亡率为12。7‰；1960年死亡23。52万人，死亡率为12。3‰（1961年回落到8。7‰）。（朱慧珠主编：《中国人口》陕西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24页。）
宁夏回族自治区1958年死亡27936人，死亡率为14。98‰（1957年为11。06％）；1959年死亡31825人，死亡率为15。82‰；1960年死亡29331人，死亡率为13。90‰（1961年回落到10。71‰）。（常光主编：《中国人口》宁夏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10页。）
甘肃省1958年死亡272455人，死亡率为21。11‰（1957年为11。32‰）；1959年死亡230375人，死亡率17。47‰；1960年死亡538479人，死亡率为41。46‰（1961年回落到11。47％o）。（苏润余主编：《中国人口》甘肃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页。）
青海省1958年死亡27905人，死亡率为12。99‰（1957年为10。40％）；1959年死亡40216人，死亡率为16。58％；1960年死亡103582人，死亡率为40。73‰；1961年死亡26872人，死亡率为11。68‰。（翟松天主编：《中国人口》青海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59年死亡115992人，死亡率为18。84‰（1958年为13‰）；1960年死亡104618人，死亡率为16。67‰（1961年回落到11。71‰）。（周崇经主编：《中国人口》新疆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页。）
（作者系国防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李 晨）
国民党在大陆“二五减租”的失败
分类：党政法制 作者：杨天石 字数：2861 来源：炎黄春秋 第5期 12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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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后，国民党宣布其农村政策：“改良农村组织，整理耕地，制定最高租额之法律，增进农人生活。”其城市政策是“颁布劳工法及工厂保护童工及女工。”1926年10月，北伐军进军湘、鄂期间，为动员农民支援北伐，国民党在广州召开有大量左派参加的中央和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通过《最近政纲》，规定“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减轻农民负担，统称“二五减租”。孙中山生前说过，农民“由很辛苦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去大半，这是很不公平的”，“我们应该马上用政治和法律来解决。”1926年的“二五减租”方案可以说是孙中山上述思想的具体落实。当时各方，包括中共在内均无异议。但是，它仍然是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方案。同年底，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以极其严厉的口吻批评中共在土地问题上软弱，要求立即以激烈手段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1927年春，部分中共领导人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着手按国际要求开展农民运动，以致在中共和国民党内部都出现分歧，形成左右两派的对立。同年，蒋介石等在江浙地区发动“清党”，成立国民政府。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继续标榜实行“二五减租”。1927年5月，国民政府颁布《佃农保护法》，规定“佃农缴纳租项不得超过所租地收获量百分之四十”，“佃农对于地主除缴纳租项外，所有额外苛例一概取消”，“佃农对于所耕土地有永佃权”。根据这些精神，湖南、湖北、江苏都曾制订过相应条例，但是，真正实行过的只有浙江省。
1927年国民党“清党”后，浙江党政联席会议曾公布《最近政纲》，宣称“减轻佃农佃租百分之二十五，遇有重灾歉时，更得酌量减轻之”。1928年，浙江省主席何应钦等人认为：“佃农终岁勤劳，三餐难得一饱；业主一次投资，子孙坐收其利。事之不公，无逾于此。”同年由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和省政府联席会议通过《浙江省十七年佃农缴租章程》，规定“正产物全收获百分之五十为最高租额”，“佃农依最高租额减百分之二十五缴租”。这样，佃农只须向地主交纳收获量的百分之二十五，自己则可得百分之七十五。《章程》同时规定：“副产业之收入，概归佃农所有。”《章程》一方面对地主撤佃作了比较严格的规定，但另一方面也限制佃农“不缴租”。同时颁布的还有《工业理事局暂行章程》，规定省、县两级设佃业理事局，由省县党部、省县政府、省县农民协会等三方组成，处理农民和地主之间出现的纠纷。省党部在处理佃业纠纷决议案中声称：“浙江省本年佃农缴租实施条例，绝对不含妥协性。”“土豪劣绅、恶田主及农人中之地棍、流氓，仍其本来面目，而有挟制压迫他人之行为者，治以反革命罪。”既反对土豪劣绅、恶霸地主，也反对农民中的所谓“地棍、流氓”，力图不偏不倚，站在中间。1929年2月，国民党浙江全省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及决议案，继续声称实行减租。会后举行常务委员会，决定会同省政府，成立缴租章程讨论委员会，讨论施行办法。
浙江省的“二五减租”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