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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非常时期或者非常事件能够让人重新发现相互之间那些重要的和不重要的关系。康维在生日时候赠送的游戏改变了尼克的一切。在那些深深嵌入真实生活以至于相互不能加以区分的游戏情节中，CRS公司的职员逐渐变得面目可疑。尼克发现自己的财产被人图谋，而逃亡中听从克里斯蒂诱导去核查账户，又无意中泄露了密码。最后他被抛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去经验乞求、贫困和潦倒，还得找一个货柜车搭车回来。回到旧金山的尼克带着轻伤，尤其是鼻梁上那一小片伤痕，不仅仅是一个滑稽的点缀，还是尼克的特殊印记：他是一个正在游戏中的人。
游戏的危险是显而易见但是会消除的危险，如果对于支撑整个商业社会的信用机制有信心，那么和CRS签订合同的尼克就相当于获得过保障。即使游戏也不能颠覆这些根本的规则，质询和怀疑几乎没有，它们都和尼克一起被圈定在游戏当中。一个游戏的命名、来自各个方向或深或浅的无数暗示，影响尼克的思维，就像那些将尼克的住宅改变得面目全非的灯光，将日常熟悉的空间和事物换成另一种色调。
游戏有游戏的规则，无论游戏的内容是什么，尼克显然可以相信他所参与的游戏有规则要遵守，有顾客利益被保障。在以尼克的测试数据为基础，为其量身定造的游戏中，刺激指标主要是危险，因为尼克一帆风顺的职业生涯中应对最少的就是危险。那些被选中锻造让尼克体验的危险要素，在生理上刺激了激素分泌引发亢奋感，将游戏和快乐相联系。通过外在的事件来精确控制人的生理反应，调控游戏者的神经。这里有实验数据作为保证，冒险是安全的冒险，只是游戏中的人暂时不知道。参与游戏的人们对游戏中的技术基础持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信任态度，仿佛尼克沉没到水里、开枪、跳楼的每个环节，都已经被计算出安全的结点，绝对没有可能发生意外，彻底保证尼克在不知情的情形下安然无恙。
参与游戏的人们情愿将放弃部分主体性，放弃对自己的把握，实际上在哲学意义上也放弃了自我满足。量身定做的游戏意味着自我权限的移交，在游戏过程中，人们不再对自己的快乐负有责任。这场游戏展示了人们在娱乐和体验的名义之下彻底自我异化，仿佛非如此他们不能快乐，因为生活已经更为彻底地被追逐商业利润的事业异化。异化的成本如此高昂——在皆大欢喜的结尾中，康维笑眯眯地在厚厚一叠账单上一页一页地签字——谁能说这不是一场永远难忘的经历？在不知不觉当中，一切人物都被一纸事后支付的合约动员起来，环环相扣，面目各异，只是为了将游戏主角在狂喜和震惊当中，推送到精心计算的兴奋顶点。
模拟的危机，事先给予答案的危机，并且这危机的难易程度经过了智力和体力的精确测试和计算。游戏销售的只是贴近真实，在真、幻的边界处准确停止，永远不会变成真实的危机，触及和挑战的只是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绝不会去违反“游戏”这个最基本的规则。那份被认真签订的合同，同尼克现实生活中的商业合同一样，是被规则所担保的。只要对交易的信任存在，那么危险便不会发生；对于像尼克这样在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的人物，市场规则已经将他的成功推广到超出其感知的范围。在那些严重翻动他的往事和经历的游戏过程中，亦真亦假使他难以识别，戏法一点一点地颠覆了所有他一向以来信任的事件和人物，最后将他推到只能够和他的前妻相对。尼克面对这个自己此刻唯一相信的人，为从前共同生活中对她的忽略向她道歉。
游戏终结于尼克跃下摩天大楼的纵身一跳。这让所有人在瞬间震惊，使人们以为48岁的尼克这意外的一跳终于成为家族的宿命。全景镜头里一个人飘然而下，落叶般的身影正在被很多的人凝望，然而只是在惊讶中凝望。孑然一身的尼克跳楼，不会如往日他父亲的自杀那样，成为他人的创伤。那个曾经被尼克凝望过的身影，在跳下高高的古老屋脊之前短暂停留的渺小身影，透过少年尼克的眼睛一度显影。对于尼克来说，父亲的死亡是对他的一种排斥，现在当他自己成为自由落体，事件似乎有了内在的逻辑牵连，置身事外的那种淡淡的、被忽略被遗弃的忧伤消失了。
大厅里事先设置好的，保证万无一失的缓冲装置让尼克并未抵达死亡而是重新回到热闹的人群当中。此刻尼克获得的不止是死里逃生的快乐，更重要的是那些为他而汇聚的人。在这场精确的数字化游戏的快乐之后，迎接尼克的人群构成游戏的最后一个高潮，比普通庆典更引人注意。CRS公司的职员重新变得友好；送别前妻一家时，他告诉她，他要给她打电话，而故事开始时，尼克给前妻的电话只是请她留下口信；两年前在母亲的葬礼上见过一面的弟弟也向他靠近了许多；而且，那个故事里经历了从无辜女招待到合伙嫌疑人转变的女人，也引起了尼克的注意，他追踪她而出，在机场邀请这个即将赶去澳大利亚继续其他游戏的女人喝一杯咖啡。是的，他已经在以一种新的心态对待他人了。
中兴伟业 民心为上
■ 施 亮
读完满妹的《思念依然未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有意犹未尽之感，又重新翻阅一回。这是我最近读到的两本好书之一。前几天，我探望一位离休的老同志，她也在读这本书，赞叹此书写得好，既体现了人子的一片挚情，又有厚重翔实的史料，让我们近距离地接近一次胡耀邦同志。我也深有同感，从书中生动感人的氛围中，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胡耀邦同志正直的品格，坦诚的胸襟和高洁的风范。记得某刊登载一件轶事，曾有一位来访的外国前总理，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谈及已故总书记胡耀邦时，对他的人格风范表示仰慕，赵启正同志坦言：“在我国，有许多人喜欢他。”他说的正是如此，耀邦同志逝世已快17年了，人民群众没有忘记他，反而更加崇敬他，热爱他和怀念他。耀邦同志生前曾谦逊地说，没有想到退下来后，“还有这么好的名声。”我们还记得，耀邦同志病逝后，海内民众大放悲声，泪如雨下！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内召开追悼大会，而会场外数十万群众肃立致哀，收听大会实况；十里长安大街成千上万的老百姓目送灵车经过，连高楼顶上都站满了人；还有，全国各地的干部群众纷纷举行悼念活动……作者在书中有一句话说得好：“父亲生前拒绝任何馈赠，最终却不得不接受上百万人的这份深情厚意！”确实如此，耀邦同志真正是人民的“孺子牛”，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人民，人民群众怎么能不回报他以热烈深厚的爱戴之情呢！
在此书的第七章第一节“带给叶帅三句话”中，描写了那个广为人知的“新隆中三策”。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元帅派自己的儿子叶选宁看望耀邦同志，告知“四人帮”被抓起来的好消息，同时征询治国之策。耀邦同志考虑两天后，提出停止批邓、平反冤案、狠抓生产三策，而这三策总归说就是“要顺应民心，民心为上。”可惜，由于当时社会复杂状况，以及执政者思想保守，未能立即实行这三策，造成以后两年的停滞徘徊时期。而耀邦同志复出后，无论是他在中央党校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推动思想解放的潮流滚滚向前；还是他到中组部任部长，直接清理大量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以及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后对党和国家做出更重要的贡献，实质都是按照他原来说的那个宗旨去做的。耀邦同志是农民的儿子，少年时代就参加红军，在漫长艰苦的革命岁月里成长，与人民群众建立了亲密感情。他的第二个儿子刘湖，战争时期交给陕北农民刘世昌抚养，解放以后仍然保持着亲情联系。如果说，许多西方领导人为获取选票，努力在公众舆论中塑造亲民形象，也多少难以摆脱其“政治作秀”的味道。而耀邦同志从来将自己看成是人民中的一员，他与人民群众是骨肉般的联系。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后，他轻车简从，深入到最基层，以体察真实的民情民意。在有生之年里，全国2000多个县有1600个县留下他的足迹。走到哪里，他就直接走到人民群众之中，到农民家里看看屋里有没有粮食、新衣服、电视机，到猪圈里瞧瞧有没有肥猪；甚至视察西北时，一行人住在兵站休息，傍晚秘书却找不到总书记了，随员们紧张地找出一里地，才发现耀邦同志走进几户人的小村子，正盘腿坐在农家炕上，与一群老汉聊得兴高采烈呢。 1964年，耀邦同志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时，与其亲自联系沟通的北大中文系59级一班学生见面，他问他们：“什么是人生的最大乐趣？”大家一时语塞。耀邦同志说：“为人民服务，是人生最大乐趣。”他又补充说这只是最大乐趣，“不是唯一乐趣，还可以有别的乐趣。”这是一位襟怀磊落坦荡的人，发出的肺腑之言！
作者写道：“父亲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伟人，却像是备受争议的常人。”这句话深刻体现出耀邦同志襟怀坦白的性格与平易近人的民主风范。许多海外政治家、作家学者及知名人士都交口称赞他的人格魅力，认为他是一个透明度极高的政治家，是一个真正的好人。也许，这种领袖形象与能“镇”得住芸芸众生的“半人半神”的模式不符，与“领袖们深居简出的神秘、言重九鼎的威仪和变幻莫测的高深”模式也不符，可这才应该是“人民词典”中的伟大！耀邦同志被称为“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这个称号实在是当之无愧的。书中描写了耀邦同志与许多著名作家、艺术家的亲密交往，他关心他们，爱护他们，与他们交流思想，坦诚地说出对他们作品的意见，而且努力帮助他们形成一种较为宽松的创作环境。其实，这些事实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俯拾即是。我相信，作者写出的只是极少一部分。两个月前，我与几位朋友们一块聚餐，一位戏剧评论家的女儿讲起一段轶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们家住房条件很困难，一直得不到解决，她只好背着父母写一封短信投到耀邦同志家中。没过两天，即有工作人员来访，称是受耀邦同志委托，来看一看他家的住房情况，并表示慰问。结果，他家的住房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另一位作家也说，他所知道类似的事例也有很多。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知识分子对耀邦同志是怀有特殊感情的，也与他在历史上屡次保护知识分子免遭政治风浪打击分不开。在耀邦同志主政时期，也曾经有些人企图恢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拎起各种名目的棍子打人，但被耀邦同志尽力制止了。他提倡“宽容、宽厚、宽大”的政策，希望能够形成民主与活跃的社会气氛。本书作者对父亲开玩笑说，“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我看你的肚子里能跑航空母舰。”原《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也说：“他是最好的人，最纯洁的人，最宽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