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伙计来到预定地点，见到一位外国人。经彭玉甫介绍，此人名叫爱迭生，是著名的金钢钻老板。伙计当即决定定货，预先支付定金五百两银子，等三个月后，货品到沪，再付款。翌日，彭玉甫收到五百两银子，并交给伙计上有爱迭生签名的收据。
三个月期限已到，彭玉甫突然不知去向，爱迭生也不见踪影。伙计大呼上当，急忙报案，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像彭玉甫这样的骗子，在旧时的上海滩大有人在。
近代的上海地价昂贵，每亩高达十余万金。因此，炒作房地产便成为投机者热衷的买卖。骗子们趁势大捞一把，把自己的钱袋装得满满的。通常的做法是，骗子串通地皮掮客共同行骗。所谓地皮掮客，就是买卖房地产的中介人。狡黠之人行骗，每每倚赖这批中介人。
精于此道的骗子常预购若干濒临马路冲要之地，预料这块地方其后必定繁盛。如果有人在近旁构筑房屋，骗子便马上派人修筑高墙。别人定会抱怨：这是阻挡我的出路。于是屈尊就教，与之商议此事。骗子谎称：“这块地是祖上留下来的，不打算出售。”看到对方愿出高价购买，骗子假意不许，但紧后必拱手出让，所获金钱远在当初购入的价格之上，往往多出十倍甚至二十倍。然而，这类串骗的计谋，非有地皮掮客为之策划，则不能成功。
更有意思的串骗是，父子之间故意相互谩骂、诬陷以骗钱。
有父子二人，苏州人，都在天津开设商店。两家店门相距三里，同时生产并销售某种特制商品，颇受人欢迎，市场销量极佳。
父亲的商店比儿子的商店设立更早，似有儿子偷袭父亲之嫌。而且，儿子的店面装潢、招牌、货品之名称均与父亲相同。这就涉及到当代所谓“知识产权”问题，十分棘手。果不出所料，父子之间很快便起纠争，互相指责对方的商品是冒牌品，是十足的“水货”。这场争吵不仅没有很快平息，而且越吵越凶，逐渐有升级的征兆。
一时间，街头巷尾，报纸刊物，沸沸扬扬，成为一大新闻热点。人们对这一现象感到诧异，认为两肆同一，两边的老板又是父子关系，为何不合并在一起却吵闹不休呢？有明眼人一言破的，说：“父子相争的目的，在于扩大商业影响，这实际上是在做广告。”人们冷静一想，的确如此：父子吵闹不休，两边的生意却越做越红火。
耐人寻味的是，有些骗术竟然在现代社会死灰复燃，其“遗传因子”的时空穿透力确实令人吃惊。以串骗为例，时下屡见不鲜的“做笼子”，在近代就已广泛存在，那时的名称叫“商业之屏风”。
关于“商业之屏风”，在近人笔记野史中即有记载。其方法无非是，那些巧于作伪者，将劣质品陈列于行人常来常往之处。其同党数人围而观之，有人高声赞赏，有人假装讨价还价，极力扮成想买的样子。行人听到叫卖声，马上过来瞧热闹，认为一定是价廉物美的货物，遂争相购买，堕其骗术之中。据悉，陈某曾在上海福州路从这种热闹之地买下一件裘皮大衣，比正规商场便宜许多。好景不长，不到半年，陈某的这件裘皮大衣严重脱毛。仔细一瞧，才发现骗子是用胶水将毛粘在纸上，岂有不掉毛之理？但当初购买时，一般人不太容易看出破绽。
6．肉骗
所谓肉骗，就是绑架人质诈骗钱财。因为旧时人质称为“肉票”，故这种骗术名之曰“肉骗”。
以这种流氓手段诈取钱财者，首推中国黑社会之代表——青红帮。近代中国帮会几乎是清一色的武装犯罪集团，依仗非法的财力和武力，它们纵横天下，无恶不作。肉骗正是一种带有武力劫持、强行勒索的敛财行为，这对于黑道分子而言完全是举手之劳。
1933年，黄金荣的门徒王文奎绑架上海颜料巨商贝某之幼子，贝某恳请黄某出面解决此事。黄金荣故意拖延时日，讨价还价，最后才肯亲自出马“讲斤头”。结果，贝某花费2万银元才得以赎回幼子，另送给黄金荣一辆高级轿车。黄金荣是个见钱眼开的黑帮头目，乐于玩耍各种骗术，肉票即其一。他曾唆使门徒丁永昌绑架荣德生，师徒合谋敲诈了荣氏几十万美钞。
与黄金荣齐名的另一上海滩流氓大亨——张啸林，也是肉骗的老手。1929年，上海银行界大名鼎鼎的人物、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章，与静安寺签约租地，打算修建房屋出租。不料，张啸林也看中这块地皮，托人与静安寺商议，遭到拒绝。张啸林又与朱成章商量，愿以高价要朱某转租，同样遭到拒绝。一天，朱成章从愚园路寓所乘车外出。忽然，一伙绑匪持枪劫车，同车的女儿及护士各中一枪，朱某作为“肉票”被押往秘密地点。
国货银行闻讯，顿时乱成一团。经四处打探，由该行庶务周子斌前往杨树浦路一房内，用钱赎回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老板。事后，有人问及此事，周某说赎票的钞票是用麻袋装的，外加火漆印，到底数目有多少，他并不知道。
绑架之风盛行于近代中国，以上海滩为典型。在其他地方，亦时有耳闻。如安徽南陵清帮嚣张一时，张大屁股、刘大嘴等帮会分子经常玩弄“肉票”手法，借机敲诈大笔钱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票主”一点儿办法都没有，要想解决问题，必须求助于黑帮。
据近代史料披露，京师一带社会风气日益污浊。宗室子弟游手好闲，挥霍无度，遇到资金短绌，则结伙前往城外荒僻之所，劫掠农家小孩回到城里。次日，这群无赖故意张贴告示招领，托词小孩乃途中所拾。等农家上门认领时，他们多方勒索酬金，必取盈而后止。
在实施肉骗之前，绑匪一般有周密的安排和计划，力求万无一失。令人惊骇的是，绑匪的组织系统十分完备，帮派林立，各逞威风。如上海滩的绑匪就有山东帮、淮扬帮、浦东帮、太湖帮等等，大帮之中有中帮，中帮里边分小帮。帮派既多，人数又众，骗术高明，手段毒辣，而且不容易破案。如此一来，那些有钱有势的官僚、富翁无不栗栗危惧，不能安枕。
7．拐骗
所谓拐骗，就是骗子以各种手段欺骗、拐卖妇女儿童，借机攫取非法暴利。这实际上是一种贩卖人口的非法勾当。
拐骗与肉骗相同之处在于，两者均以活生生的人作为敲诈钱财的工具，人成为不等价交换的商品，拐骗与肉骗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受害者多为妇女儿童，后者的受害者多为有身份有财势的成年男子。而且，拐骗的对象属于“流通中的商品”，由甲地卖往乙地，一卖不复返，肉骗的对象则属于“抵押商品”，一旦赎金到手，绑匪即将人质释放，“物归原主”。
近代帮会是拐骗大本营，帮会分子干尽了伤天害理、丧失人性的勾当。在黑道中，男拐匪叫“善心老爹”，女拐匪叫“好老妈”。被拐骗的妇女，容貌姣好者叫“好花”，相貌丑陋者叫“赔钱货”，年轻者叫“嫩白儿”，年长者叫“整块”。被拐骗的儿童，男孩叫“一柱香”，女孩叫“一株花”。
一般而言，骗子引诱妇女上当受骗的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利诱。有些女子过于势利，贪图一时小利，结果经不起骗子引诱，在金钱和物欲面前成为骗子的囊中猎物，直至贩卖他乡，才恍然大悟，但为时已晚。
其二，乘隙。以找工作为由，是骗子拐骗贫家女子或失业女子的拿手好戏。为了生计，许多女子被甜言蜜语所蒙骗，毁了一生的前程。有的骗子见别人家庭不和，趁机挑拨离间，劝说受冤屈的媳妇或妻子离家出走，到外地谋生，并许诺如何如何，致使妇女上当被骗。
其三，强掠。绑匪以武力劫持身单力薄之女子，软硬兼施，迫其就范，然后转手卖掉。
其四，迷药。绑匪看中某女子后，想方设法靠近该女子，用迷药将其迷倒，然后劫持而去，高价卖出。
其五，婚嫁。拐匪以娶亲为手段，瞒过女方的家人，一旦正式结婚，即将“妻子”卖出，获取高额利润。这属于“色骗”中一种。
其六，奸拐。拐匪挑选英俊倜傥之男子，使其追求年青女子，更多的是年青寡妇或富室小妾，也有贫家女子抑或千金小姐。一旦得手，随即贩卖外地。这亦是“色骗”中一种。
被贩卖的妇女，下场极为不幸。有的被拐卖到遥远的山村，嫁给贫苦无依的农民为妻；有的被卖到富贵人家，为妾，为婢，地位低贱；更多的被卖到妓院，沦入火坑而不能自拔。
民国时期，贩卖人口十分猖獗，黑帮势力操纵其事，无法无天。在上海滩，专门贩卖男孩（黑帮术语叫“搬石头”）的流氓头子名叫尚武。此人身跨清洪两帮，又是虹口捕房刑事探长。极有势力。他与潮州帮三合会勾结在一起，靠拐骗人口大发不义之财。尚武手下有门徒二千余人，是一个庞大的人口贩卖集团。他们到处抢掳男孩。然后贩往广东，高价卖给富商大贾。因为这些商人除了亲生的儿子之外，愿意领养男孩，对他们刻意培养然后从中挑选一个有能力继承自己事业的人。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上海滩除了一个专门拐骗男孩的尚武，还有一个专门贩卖女孩（黑帮术语叫“摘桑叶”）的尤阿根。此人也是身跨清洪两帮，出任上海公共租界的老闸捕房刑事探长。尤阿根手下的门徒有五千余人，他们将拐到手的女孩大部分卖往北方地区，也有一部分卖给本地的妓院。杜月笙的门生、时任法捕房刑事科外勤股督察长的任文桢，有门徒千余人，也是专门贩卖女孩的大流氓。
在近代中国，贩卖华工出洋是一桩可以获得暴利的买卖，俗称“贩猪仔”。内地百姓被拐骗出洋，贩卖为奴，从事一切苦役，过着猪狗一般的生活，因而被称为“猪仔”。诓骗华工出洋最毒辣的手法，当推赌与烟。详言之，近代开埠地区，流动人口密集，外地打工者甚众。这些开风气之先的口岸，每每设有赌场，番摊、牌九等名目齐备。如果做工之人好赌，往往十之八九必输，因为赌场均有赌骗高手。当民工等辈输钱之时，赌场老板故作慷慨大方之态，任其赊欠。民工见此，愈输愈赌，愈狂赌其所欠愈多。所欠既多，赌场老板乃将赌债划归民工之雇主。因此，多数进入赌场的民工，因赌账纠葛，其工资已领到十年之后。万不得已，遂沦为人口贩子相中的“猪仔”。
另有以鸦片烟为诱饵，致使华工沦为人奴者。具体情形是，雇工之老板故意在工场旁边密设烟馆，以低廉价位吸引民工吸食。民工以此为劳作之后的休息场所。一经吸食，必定成瘾。染上烟瘾之后，工作时无精打采，晚睡早起，意志消沉，额定工作量每每不能完成。
鉴于此，这些民工必须延长工期，否则便不能领到应得薪水。面对这种绝对剩余价值的盘剥，吸食鸦片的民工无可奈何。可是，体力与精神既已耗损，工期亦相应越拖越长，所得之微薄工资尽耗于烟榻之上，入不敷出，到头来只得听天由命，被贩子卖往海外为奴。
杜月笙的徒弟陈鹤鸣，专门拐骗浙江温州、青田一带的青年农民。他与澳门流氓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