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的徒弟陈鹤鸣，专门拐骗浙江温州、青田一带的青年农民。他与澳门流氓勾结，将人口贩卖到葡萄牙，再转往法国。人称“贩黄鱼”，因为华工属于黄种人，在拐卖途中，如果死掉，即被扔进大海，如同死鱼一般。
陈鹤鸣借助帮会力量，尤其是师父杜月笙的招牌，到处欺蒙拐骗。他擅长编织有利于肉骗的关系网，与青田县政府官员、上海警局护照股的警员、外国邮船公司买办、中国驻外使节，以及葡、法两国人口贩子，均有广泛接触，为其犯罪勾当疏通渠道。他大肆进行欺骗宣传，引诱青年农民出国赚钱。凡愿意到国外工作者，每人发给旧西服一套，但要上交450元左右的法币作为旅费，由陈鹤鸣统一购买船票。实际上，根本不需要什么船票，陈某勾结船上人员，将他们藏在货舱里，偷渡出海。有些农民没有钱交旅费，但梦想到国外大捞一把，被迫出卖田地和房屋，甚至将妻子“出租”。青年女子出国前必须接受色情表演训练，到达国外后，靠跳小脚舞谋生，实际上是出卖色相。后有进步报人著文揭批“贩黄鱼”内幕，陈鹤鸣落入法网，判刑5年，其同伙均作鸟兽散。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拐骗儿童之风在近代丝毫不亚于拐骗成年男女。儿童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他们在心理上对外部世界是不设防的，这就为骗子成功实施拐骗诡计提供了良好条件。加之儿童的反抗容易被制服，掠夺之、藏匿之均很容易，因此人口贩子每每看好儿童。施以小恩小惠，年幼无知的孩子就可能被拐走。而且，骗子还让受过训练的小孩去引诱其他小孩，这样更容易成功。
被拐骗来的孩子要认拐匪为父、为叔，要认同被拐骗的孩子为兄、为妹。拐匪令其“听话”，并加以特殊训练，然后贩往各地。
一般而言，被拐骗的男孩充作童伶、童仆，有的被寺庙收为子弟，有的贩往东南亚为“猪仔”，也有的卖给艺人当养子。被拐骗的女孩则卖到各埠妓院，成为雏妓。妓院老板特别愿意买进八至十岁的幼女，这不仅因为她们身价低廉，而且容易培养成摇钱树。上海、苏州、扬州、南京等地专门出现了所谓“囤户”，其职责就是留养、训练幼女，然后按不同价位予以出售。那些姿色好者，多卖给权贵人家为妾，价值千万，其他则以数千或数百元卖给妓院，时称“养瘦马”，有的女孩虽未沦入妓院为娼，但亦卖给人家作养女，有歌妓之养女，也有咸水妹”（专向外国人卖淫的妓女）之养女。有的被富人家买去当婢女使用，有的成为尼姑的弟子。还有的贩往东南亚一带，成为“猪仔”们的公用妻，下场极为悲凉，与青楼女子无异。
据悉，人口贩子之所以如此猖狂，是因为社会不公，世道黑暗。近代中国拐匪丛生的社会背景，在一篇旧文《内地拐孩的匪徒》中有客观的表述。该文称：自满清末年，政治腐败，横征暴敛，民力憔悴，加上河决大患多次发生，蝗旱之灾连年不断，盗贼时起，匪徒混入。琥珀搭芥，磁石引针，臭味相投，声气遂合。于是拐孩匪徒的基础建立了。光复之后，岁岁用兵，供应差徭，疲于奔命。良懦百姓，竟有远弃家室谋生在外的，幼子弱女流落荒村，寒无衣，饥无食。拐匪乘机行动，以微利作钓饵，以甜言来诱惑。这时，孩童视拐匪如骨肉，东西南北，惟命是从。他们获取厚利，广事结纳，日渐推行，竟达数省……
行贿受贿是拐骗分子上下其手、屡屡得逞的重要秘诀。其名目繁多，计有“献寿礼”，即向官员行贿；“送进水”，即向警察行贿；“送波罗”，即向地头蛇行贿，达到官、警、匪、骗四位一体，沆瀣一气。
8．装骗
所谓装骗，就是冒充某人行骗，最终达到以假乱真、诓骗钱财的目的。装骗需要非同一般的演技，否则就有露馅之虞。
民国时期，有一位乡下农民冒充清帮大哥，前往汉口法租界燕子窠吸食鸦片。此人放烟枪、置茶壶、插烟签的位置、拿茶杯的手法，吸烟的姿势，斟茶的派头，完全是黑道正宗。
有清帮弟子瞧见，回去报告真正的黑帮老大，说不知从哪里突然来了这么一位“大哥”，怎么招待他。老大听了不觉一怔，急忙派人去打探仔细。经过详细盘问，假大哥终于露了马脚，极力辩解，声称一切均属巧合，叩头求饶。黑帮老大听罢，气不打一处来，下令处死。后经人劝解，免去死罪，但还是割掉了假冒者的一只耳朵。如果说假冒帮会头目要有相当的胆量，那么，伪扮成差弁、官吏，则要有相当的口才。官场中人，每每堂皇其貌，夸大其辞，没有一定的嘴皮子工夫是难以出人头地的。骗子以骗钱为目的，凭借巧舌如簧的本领，以官吏面目出现，自然可以蒙混过关，骗倒一大批人。上海公共租界九江路的广诚信烟膏店，是商界巨孽。光绪年间，某一日忽然来了一位形似差弁之人。此人声称奉两江总督刘某人之命，来此采办烟膏，须福字清膏数百两。等店里伙计把烟膏放进竹篮后，差弁之人拿出银票一张，让伙计前往钱庄兑现。钱庄以票根未至为由，拒不付钱。差弁闻知，将烟膏之篮寄存在店内，亲自驾车前往。
店伙计一直等到黄昏，不见差弁之人从钱庄归来，顿起疑心。打开竹篮一看，才知道价值数百两的福字清膏已被骗走。
差弁之人之所以伪托两江总督的大名，是因为这位总督大人夙嗜烟膏，每年必派人至上海采办。骗子知悉这一内情，遂有上述行骗过程。
另有冒充官吏以行骗者，或自称禁烟，或自称查检牙帖，或自称巡视酱缸。所到之处，都出示官方文件，证明自己确系官场之人，以衙门出来办事。不明真相之人，每每信以为真，均以巨额钱财行贿。该官吏受贿之后，旋即离开。出示的官方文件确实是真件，只不过是骗取之物，然后借此冒名顶替而已。
在大多数情况下，骗子愿意冒充之人，必是有地位有身份之人，如上述帮会头目，官吏以及封疆大吏之差弁，均是骗子乐意扮演的角色。
权贵之名固然与金钱相连，但骗子绝不局限于此。骗子的目的在于敛财，因此凡能达此目的者，均可尝试之。富商巨贾是社会财富的代表性人物，他们自然成为装骗的对象。
9．假骗
所谓假骗，就是骗子用假冒伪劣之物骗取他人钱财。假骗与装骗的区别在于，前者作伪工夫用在“物”上，后者作伪工夫用在“人”上。近代上海，有人于道旁设摊，出售香水。商标瓶式，与正规商场几乎一样。一经开启，让路人嗅之，芳香无比。有一外地人，名叫张仲康，刚至上海不久，在路边摊子上看见香水，相信是佳品，一次购回三瓶。到旅店后，打开一看，全是白水，这才知道卖香水之人让人所嗅之瓶，是真香水，特借此为诱饵以愚人。近人徐珂在笔记野史中指出：“商品之伪造以罔利者，多矣。冒牌也，仿式也，因无论已。及又有冒海外华侨之姓名以制物炫售者，人为所愚，利市三倍，初固无其人也。久之，有涎其市而诈欺者，自称为华侨之遗族，以贫乞倾助，若不允，当控于官。其人不得已，乃资以万金而去。”
清末明初，既有骗子伪称华侨者，也有骗子伪造国货以敛财。宣统年间，提倡国货之声不绝于耳，爱国商人纷纷响应。但是，仍有奸商出售外国商品，包括绸缎、烟草等等。他们变换手法，以骗取国人的信任。其装潢，其牌号，皆用国文。所登广告，亦极言外货充斥市场有十害无一利，本店物品之原料皆取材于国内，热心君子若肯购买之，也是爱国御侮、杜塞漏卮的一种行为，云云，吹得天花乱坠。果然有效，数月内营业额直线上升。
在中国文化的评判标准里，商人的地位极其低下，动辄称以“贱商”、“奸商”，似乎“无商不奸”、“无奸不商”这样的同义反复就是商人的权威定义。
翻检近代史料，不难发现商店确乎是骗子行使假骗手法的重要场所，商业行为大量充斥着欺诈。以匾语为例，药店有悬挂匾牌以自吹自擂的嗜好，或书“上池神水”，或写“刀圭圣药”，落款之人皆是负有时望之达官贵人。实际上，这些社会名流深居简出，也不知道自己的大名被人盗用，因而不见不闻而任其作伪。于是乎，愚蠢之人都以为真是神水、圣药，大量购买，信以为至宝。另有商店，所用招牌与他人相同，只不过在招牌上的某字旁加上某偏旁部首，目的在于混淆视听以行骗。
利用广告行骗，是较为常见的骗术。商店在报纸上所登广告，每以他人赞美之信函罗列其中，或以真迹摄影表明其商业声誉，包括发函人之人像，邮政局之图标，人名地名手迹职业，应有尽有。有知悉内情者披露，甲地某商店自拟函稿，连用邮票寄往乙地，找一人书写以付邮。至于人像，则是往照相馆中搜买一张日久弗取，不知是谁的照片，为之取名某某，旁列颂扬之语。这就可以欺骗社会上昏庸无识之辈，以为该商店之物品货真价真。
摸奖是刺激消费者掏钱购物、促销商品的妙方，但是商店奖券也有作伪者。近代某省某街有一西式大商场，其所陈设出售者，药品占多数，香皂、香水次之，玻璃器皿以及其他零星杂物又次之。开张之初，前往购买者争先恐后，途为之塞。因为商场门前高悬重奖旗帜，标明谁获优等奖券，奖银千元。其他奖券，皆有奖品。只须购买值银五角之物，即可赠奖券一张，券上载明何物，即以何物奖之。但优等券只有一张。某甲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拿出五角银币购买药品，即拈奖券。撕开一看，得香水一瓶。但合计药品与香水，尚不足五角之值。某甲遂生疑心，认为奖券有假。不久，某乙从外面走入商场，也出五角银币购物。等他拈券，忽作狂喜状，大叫：“千元优奖，舍我其谁！”然而，此奖券似乎不是从摸奖匣中而出。某乙当众撕开，果获千元，店主即取银如数予之。某乙得奖后，转身往外走。某甲疑其有异，尾随其后，看见某乙出门后，随即绕道来到某街，仍由商场后门而入，这才知道获大奖之人本是商场行骗之同伙。
商场假戏真做，实为表示其确有信用以掩人耳目也。
滋补强身，延年益寿是中医理论的精萃，上至权贵，下至普通百姓，无不热衷此道。骗子利用人们的这种心态，在药品上大作手脚，以劣充优，以假乱真，尤以人参为烈。
人参乃药材之中的名贵品种，最能滋补精、气、神，有挽回造化之功效。譬如一个人快要断气，若让他喝下一口参汤，可以延长一下他的生命。吉林、高丽所产人参，是参中极品。
据称，民国时期的吉林和营口地方，每逢参货上市，农民挑担负筐蜂拥而业，价格很便宜，只要二三块钱就可购买一百斤。这种参不是真正的野人参，而是人工种出来的赝品。参客购下后，经过烘焙技能和装潢手续，就可充作野参，到了上海，一转手可获利千倍。另有一种滑头参号，间接向参客批发若干斤，外加牌号和装潢，再陆续卖出去，其获利也不小。至于购买者吃后有没有效果，则概不负责。
与假人参相仿，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