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市民们对粮食供应还不摸底，深怕买不到平价粮，因此天天争先恐后排队，大袋买，大袋背，常常弄得精疲力尽。一个星期过去了，大家看到国营粮店每天按时开门营业，店里粮食始终堆得满满的、高高的，价格一直不变，随到随买。天长日久，大家情绪逐渐稳定，再也不起大早、排大队了。抢购粮食的风波，逐渐消散。
在实力与智慧的较量中，邓子恢指挥新生的国营粮店显示了气魄，在武汉市打出了威风，赢得了民心，树立了威信，国营粮店立即成了广大市民购粮的主要渠道。
武汉的粮食市场，已成了国营粮店的一统天下。不法粮商们感到大势已去，手中囤积的粮食卖不出，粮食压仓压库，资金无法周转，经济利益严重受损。粮商们开始垂头丧气，有些人沉不住气了，只好主动找军管会表示愿把囤积的粮食交人民政府销售，免得在自己店里继续压仓压库，积压资金，劳神丧财。
一场激烈的粮食大战终于宣告结束了，共产党胜利了，解放军胜利了，新生的国营粮店胜利了。后来，电影界创作、摄制了一部名为《粮食》的故事片，反映的就是这一惊心动魄的斗争历史。
打击银元投机 稳定金融市场
这一期间，邓子恢在武汉市还指挥打了一场围剿投机资本的“银元战”。
解放前夕，武汉恶性通货膨胀，广大市民对国民党政府滥发金圆券十分不满，对市场上流通的纸币，完全失去信任。平时，大家只认银元，不认纸币，致使银元占领了整个市场。
解放军进入武汉后，市民们对我们发行的人民币，同样持不信任态度。人民币投放市场后，大家不认可，大部分浮在市面上，买不到多少东西。而银元依然十分吃香，成为市场流通的主要货币，继续控制市场。当时，一些投机资本家乘机倒买倒卖银元，哄抬银元价格，从事投机倒把活动，
搞得市民人心不安，金融市场动荡，严重影响经济正常运转和发展。
在大革命时期曾任中华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的邓子恢，熟悉金融业务。刚进入武汉时就感到银元问题严重，不可忽视。他就立即致电党中央，建议将银元与人民币的比价定为1：550元。然而，由于金融资本家从中捣乱，一个月后，比价竟变为1：4500元，人民币币值急剧下跌，严重影响市场正常贸易，工商业陷入停顿，大批工人失业。
1949年6月19日，邓子恢深感事态严重，立即再次电报中央：“武汉物价飞涨，人民币币值急剧下跌，市场上实际用人民币而无形停市，情势异常严重。”同时，他紧急召开中南局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坚决稳定人民币币值。
1、开展舆论总动员，报纸发表文章，电台广播讲话，组织各界人士集会，发动学生上街造声势，大力宣传拥护人民币，要求禁用银元。计划通过一周工作，将人民币的币值提高1000元——1200元，然后宣布禁止银元流通。
2、召集商人开会，宣布征收下半年所得税12亿元，分三期交清，只收人民币。
3、从国库中动用50万银元，到黑市上收买人民币，提高人民币的身价。
4、由武汉市军管会发布公告，命令禁用银元。
邓子恢一向言必行，行必果，武汉市军管会禁用银元的公告一张贴，他就指令出动纠察队，查封了市内两家在金融界兴风作浪的大钱庄，拘捕了200多名银元投机分子，并加强了对其他私营金融机构的监督与管理。
共产党铁面无私，不徇私情，对不法商人毫不留情，该罚的罚，该抓的抓，一丝不苟。大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大部分商人都学乖了，不敢轻举妄动。
通过这些行政的、经济的严厉措施双管齐下，武汉市人民币币值迅速上升，物价逐渐下降，人民币终于取代了银元，占领了市场。共产党在“粮食大战”、“银元大战”中双双获胜，广大市民无不拍手称快，称赞“共产党在战场上攻无不克，在商场上同样战无不胜。”
当然，少数利欲熏心、唯利是图的投机商人，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在遭到打击后，又把投机的目光转向棉纱市场，哄抢和囤积棉纱，影响物价再次波动。
邓子恢同志及时组织反击战。他指挥华中贸易公司调集货源，向市场抛售棉纱，满足供应，平抑物价上涨风潮。一些不识时务的投机资本家，起初认定物价还会上涨，不惜借高利贷大量吃进棉纱。谁知华中贸易公司连续抛售，棉花、纱布等商品价格猛跌。经过几个回合轮番较量，他们损失惨重，赔了老本，还要付高息还债，“赔了夫人又折兵，”两面挨耳光。一个个凄楚悲切撤出了投机市场。从此，武汉和华中地区的贸易市场，开始进入稳定发展的历史时期。
邓子恢在武汉“粮食、银元、棉纱”三大战役中付出的辛勤劳动和智慧，不仅沉重打击了华中的投机资本势力，而且为中央后来在全国范围内同投机资本势力作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深受党中央高度称赞。
这一年，11月，毛主席从北京来电，指示在华中地区成立以我党为中心的统一战线的军政委员会，建立管辖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6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工作的过渡性最高权力机关。经邓子恢和毛主席同各方人士协商，并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批准，林彪为主席，邓子恢、叶剑英、程潜、张难先为副主席。半年后，林彪因病休养，邓子恢任代主席，主持中南军政委员会的全面工作。
妙缴消防武装 为武汉市民除害
当时，邓子恢是中南地区叱咤风云、治国安邦、权倾一时的首脑人物。但他位高不显，官大不傲，历来平易近人，对干部、战士、工人、农民均毫无首长架子，群众遇事都乐于找他交谈，如实反映情况。武汉解放不久，有一次水电公司几名工人代表到中南局机关上访，要求见邓子恢面谈。工作人员感到邓子恢工作太忙、太累，建议由秘书出面接待处理。邓子恢不同意，认为这是群众送上门来的社会调查的好机会，于是决定暂停手中的工作，亲自接待群众代表。
在接待室里，邓子恢耐心倾听工人的意见，不时提出一些问题向对方询问，他从上访群众中了解了城市基层的许多真实情况。谈话一直持续到快吃中午饭，邓子恢感到十分高兴，特意留上访群众在中南局机关食堂共进午餐。他和上访群众边吃边谈，大家无拘无束，畅所欲言，不时发出朗朗的笑声。邓子恢从中又了解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上访工人代表在中南局机关，受到最高领导人如此亲切、热情、真诚的接待，情况反映了，疑虑消除了，内心极为感动，纷纷把这一亲身经历像说故事一样，讲给单位同事和亲朋好友们听，大家都异口同声夸赞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作风朴实，温亲宽厚，体察民心，同国民党的军官官僚有天壤之别。
邓子恢在接待市民代表过程中，逐渐了解到武汉市的旧政权在市里留下了一个群众恨之入骨的大怪胎——城市消防队。
城市消防队，顾名思义，本是为城市防火、救火、灭火而设立的专业部队。然而，武汉解放前的这支消防队，却一直反其道而行之，名为消防队，实为放火队。
消防队常常在武汉三镇居民住宅区，暗中寻机纵火，制造火灾。然后装模作样匆匆赶到救火，乘机抢盗市民财物。灭火后，他们一边让保险公司承担赔偿市民火灾财产损失的责任，一边又强令受灾市民摊派消防费用，到处敲诈勒索，残害百姓。市民们身受其害，苦不堪言。但因他们过去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军队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加之又拥有1000条枪，大家只有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
武汉三镇虽然解放了，回到了人民手中，但这支全副武装的消防队，却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他们一如既往打着保障城市消防安全的旗号，继续横行市区，作恶多端。
军管会进城后，对这些情况早有了解。奈因当时粮食、金融市场形势是主要矛盾，涉及更大范围的国计民生，必须首先优先解决。何况消防队手中还握有武器弹药，如何安全、稳妥地处理消防队的问题，事关重大，务必等待适当时机，选择巧妙方式谨慎从事。俗语说：不是不报，只是时间未到。
武汉解放三个月后，粮食、金融市场混乱情况基本解决和稳定，邓子恢开始腾出手来抓消防队的问题。一天，武汉市分管公安工作的新任副市长周季方等同志，应召赶到中南局邓子恢办公室，向老领导详细汇报通过多方调查研究，掌握的有关消防队的情况，听候中南局的指示。
周季方是红军干部，南征北战。在解放战争期间，他随邓子恢驰骋华东战场后，又随邓老逐鹿中原，接管城市，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组织能力。
邓子恢边听、边记、边问，极为认真。其实，他早已心中有数，而且有了解决方案。待周季方等汇报结束后，他站起来做了一个挥手动作，果断地指示周季方：“采取突然袭击方式解决！”
接着，他向周季方等同志面授机宜，逐一作了具体布置。周季方带兵打仗很有经验。他对老首长指示的良计妙策心领神会，不断点头叫好，暗暗称赞。回去后，他们立即召集公安局军管会的领导班子开会，传达邓子恢的指示，并进行周密部署。一个对消防队实施“突然袭击”的秘密计划，正在悄然组织实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一天，武汉市上空万里无云，天气晴朗，宽阔的长江波平浪静。市区人群熙熙攘攘，你来我往，整个城市显得分外和平安详。此时，副市长周季方遵照邓子恢的指示，正在调兵遣将。他让公安局通知消防队全体人员携带枪支，赶到民众乐园广场集合开大会。同时，他又暗中布置新组建的城市公安部队，悄悄调往民众乐园附近隐蔽待命。一场针对消防队的突然袭击行动即将开始。
大会由副市长周季方亲自主持，他简要地讲了几句开场白，随即让公安局长训话。
身着戎装、神态威严的公安局长，是刚从野战部队选调来的老八路。他身材魁梧，沉着刚毅，健步挺身走向台前，一张口就用军人洪亮高亢的嗓音，面向全体消防队员突然发布口令：全体一起立！原地向右转！——跑步——前进！
这支旧消防队虽然为非作歹，但平时毕竟要按军队规矩进行队列操练。天天喊口号，听口令。学会立正、稍息、向左转、向右转、齐步走、跑步前进……天长日久，每个军人就自然养成了一种令行禁止、按口令行动的习惯，而且形成了军人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强烈意识。凡是受过训练的军人，只要一听口令，就会立即产生令行禁止的条件反射，指东向东，指西向西。习惯成自然，这是部队军事训练的必然结果。
这一次消防队也一如既往，习惯地、毫不思索地听从公安局长下达的口令：起立——向右转——跑步——前进……一切那么自然，合乎常规，有条不紊地按口令行动。
他们跑步前进，离开枪支的距离越来越远。就在这一关键时刻，秘密埋伏在附近的我新组建的公安部队，按命令突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