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跑步前进，离开枪支的距离越来越远。就在这一关键时刻，秘密埋伏在附近的我新组建的公安部队，按命令突然迅猛出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入会场，七手八脚、干净利索地把架在场内的所有枪支收缴完毕。等到消防队员从稀里糊涂中醒悟时，大局已定，大势已去，他们赤手空拳，手无寸铁，根本无法作任何抵抗。一个个呆若木鸡，失神而立，只有老老实实等待处理。
邓子恢的“突然袭击”战术一鸣惊人，喜获全胜。直接组织指挥这一行动的副市长周季方，事后回忆此事时仍兴奋不已：“这个突然袭击办法很有效。过去为非作歹的旧消防队毫无思想准备，一下子蒙了。我们不费一颗子弹，没有一个伤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顺利地将这支旧武装消防队伍解决了。”“当时在武汉市大得人心，大快人心。随后，根据情况，我们给消防队员发了一点钱，让他们解散回家参加劳动，自食其力。”
清除码头恶霸 惩治封建帮派
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是我国黄金水道一长江中游一大交通要道，又是东西水上运输和南北京广铁路交汇的枢纽。它的沿江两岸设有许多码头，每天都有川流不息、成千上万的游客，从四面八方而来，又通过码头向四面八方而去。
然而，这些万商云集、人来人往的码头，长期以来却一直被封建恶势力统治着。大大小小、众多的封建把头，在武汉三镇形成了一庞大的社会网络，他们拥有独特的“扁担权”。
“扁担权”，是武汉码头封建把头压迫、剥削码头工人的一种特权。解放前，码头搬运工人队伍，大多由肩挑背扛的挑夫组成，小小的扁担和长长的绳索，是挑夫劳动挣钱的唯一工具。他们凭着一根扁担，几根绳索，整天迎风冒雨，来回奔跑在江边码头上，为千万旅客挑运行李、物品，靠出卖苦力，辛辛苦苦挣点血汗钱养家糊口。可是，黑心的封建把头们，却称霸一方，自称在码头拥有“扁担权”，横行霸道，无所顾忌，逼搬运工人向其进贡，交纳“扁担费”。大小把头雁过拔毛，层层盘剥码头工人。
更可恶的是，封建把头们还拥有一批流氓打手和武器弹药，形成武装的帮派势力。青帮、红帮各自划分势力范围，你争我夺，勾心斗角，百姓遭殃。他们不仅控制江岸码头，而且把凶恶的触角伸向市区各里弄街坊。市民搬家迁址、商店运送货物，均受他们控制，必须向他们送钱献礼。如不按他们立下的规矩办事，他们就会带领流氓打手登门寻衅滋事，轻则闹得你家鸡犬不宁，重则砸店伤人，甚至倾家荡产。最后，还得逼你赔礼道歉，交钱款，买平安。
解放前，这帮码头封建恶霸势力，与青红帮头目及国民党官府，都是一丘之貉。他们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沆瀣一气，鱼肉市民，欺负百姓。解放后，恶习依然不改，藐视新生的人民政权。他们错误认为土八路、穷共产党长期在农村活动，没有见过大世面，进城后也奈何他们不得。于是继续逞性妄为，欺行霸市，作恶多端，成了武汉三镇一大社会公害。
邓子恢进城后，通过各种渠道已经掌握了这些情况。他指示军管会挑选四五百名精悍的干部，组成若干工作组，深入沿江码头和市区里弄街坊，认真调查研究，充分发动劳苦大众，摸清码头恶霸势力的底细，掌握证据，将主要头目的重大罪行一一记录在案，务求稳扎稳打。
经过近两年详细调查研究，工作组对全市沿江码头大大小小封建把头的有关情况，均已心中有数。眼看各项准备工作一切就绪，时机已经成熟，邓子恢下定决心坐镇指挥：在全市所有码头同时开展声势浩大的民主改革运动，斗争矛头直指码头封建恶霸势力的头头们。
许多遭受苦难、受尽压迫的码头搬运工人和里弄市民，争先恐后在群众集会上发言控诉倾吐苦水。他们的声声苦、滴滴泪，像一颗颗装满仇恨的子弹，猛烈地射向封建恶霸、流氓头目的胸膛。那些昔日欺压百姓、罪大恶极的封建把头、青红帮头目，顿时陷入劳苦大众愤怒声讨、控诉的汪洋大海之中，受到了正义的审判。
声势浩大的群众控诉斗争高潮，一浪接一浪，一浪高一浪。民主改革运动风起云涌地展开，形成空前高潮，像狂风、像暴雨、像怒涛，猛烈地冲击着武汉市腐朽反动的封建恶霸势力的破船。连续数天的群众控诉、声讨、斗争大会，将沿江两岸码头的民主改革运动推向新高潮。往日欺压搬运工人和市民，惯于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码头封建恶霸、流氓和青红帮头目，遭到了空前、沉重的打击，在大庭广众之下丑态百出，狼狈不堪。
这一场轰动一时的码头民主改革、反霸斗争，由于邓子恢直接指挥，决策准确及时；由于工作组调查研究细致，掌握了大量确凿的证据，各项准备工作周到充分；由于广大群众、尤其是码头搬运工人得到了充分发动，革命斗争性空前调动，所以运动进展极为顺利。那些过去称王称霸、吸入骨髓、罪孽深重、不可一世的封建把头和黑帮头目，很快被群众揭露出来，一个个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革命群众运动强大攻势的威摄、震撼下，长期形成的黑社会帮派体系和网络迅速分崩离析、土崩瓦解。经过认真审判、严格核实，沿江码头70多个作恶多端、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另有一大批骨干头目被判徒刑关押。
随着正义枪声的响起，一大批流氓歹徒锒铛入狱，长期危害武汉码头和市区的恶霸、黑帮势力，被彻底摧毁了，沿江两岸和市区群众欢天喜地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庆祝胜利，同声高呼：“共产党万岁！人民政府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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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区的由来·夏俊生
温家宝总理2005年6月17日在考察中关村科技园区时说，1987年冬天，我当时担任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在中央负责联系科技工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中关村科技园区（当时叫电子一条街）搞调查研究，形成的第一个文件，就是国务院批准的关于加快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的政策性文件。
温家宝同志组织的这次调查研究的结果，就是国务院1988年5月正式批准以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为基础建立我国第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后改为中关村科技园区）。而直接引发温家宝同志到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进行调查研究的，是我写的一组内参。中关村一些了解内情的科技企业家都说，是我的这组内参，加快了中关村改革的历史进程，直接推动了被称为“科技特区”的我国第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诞生。
20年前我能写出这组内参，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有多个理由我可能写不出这组内参，但鬼差神使，却让我这个既不负责中关村报道又不了解中关村情况的财经记者写出了这组打动了中南海的内参。
分社领导临时派我写一篇中关村的公开报道
中关村一直是科技记者的地盘。当时，我在新华社北京分社分工财经报道，并不负责科技报道。1987年8月底，由于当时分社负责科技报道的记者到外地出差，分社领导就派我去采写一篇反映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改革发展的成就性报道，作为分社庆祝国庆38周年的重点稿。
本来，写这样的报道，只要到海淀区和北京市科委等有关部门收集一些材料和数字就可以了，如果是这样，就不可能掌握那么多关于中关村改革和民办科技企业的材料，也可能就没有了后来写内参的冲动。但多年在新华社工作养成的深入采访的作风使我开始了对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全面调查研究。
从1987年9月2日开始，我每天乘坐107路电车和332路公共汽车，从安定门内交道口附近的家里赶往中关村，先后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北京市科协、海淀区政府和四通公司、京海公司、科海公司、信通公司、希望公司、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公司（联想集团的前身）等一大批科技人员“下海”创办的科技企业，采访了在1980年10月创办中关村地区第一家民办科技机构的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和王洪德、陈庆振、周明陶、李勤等一批科技企业家以及研究电子一条街的专家、学者。
经过近一个月的采访和翻阅了收集到的大量资料之后，我在9月底写了一篇1300多字的消息发到总社，总社在1987年10月3日向全国播发了这篇以《首都“科学城”边出现一条高技术产业街》为标题的消息。这是新华社对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第一次综合性报道，突出介绍了民办科技企业的特点和取得的成绩，被《人民日报》海外版和上海《文汇报》等全国18家中央及省级报纸采用，我后来改写的《中关村“模式”》一稿也被《解放军报》采用。
新华社记者的职责让我主动写出一组内参
这篇公开报道由总社播发后，分社领导交给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而且表扬我任务完成得不错，并没有要求我继续写电子一条街的内参。
可能是我第一次深入地接触到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特别是民办科技企业，感到非常新鲜。民办科技企业的巨大活力和民办科技企业家的拼搏精神不断撞击着我的心灵，使我看到了科技与经济结合的一股新风。当时，社会上对这一新生事物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它是“中国的硅谷”，代表了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和高新技术发展的方向，应当大力扶持；有的人认为它是“骗子一条街”、“倒爷一条街”，应当取缔。这就使我这个爱琢磨问题的记者对它产生了强烈的研究兴趣和写作冲动。
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20世纪6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以个人电脑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浪潮和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兴起的改革开放浪潮这两股大潮撞击融合的产物。被称为“科学城”的中关村地区，集中了中国科学院等国家和北京市的科研院所近百家以及北大、清华等高等院校30多所，有4。5万多名科技人员和高校教师，是我国智力最密集的区域。长期以来，由于科研与经济的分离，尽管我国有“两弹一星”的尖端技术，但生产领域里的科技水平不高。这些科技人员在高楼深院里关门搞科研，无法在国家经济建设主战场施展自己的才能。在中央提出要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挑战和深入进行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改革这个大气候中，一批科技人员纷纷“下海”创办科技企业，把科学技术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逐步形成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由于经过了一个月的调查和听取了各个方面的意见，我掌握了大量的材料，对电子一条街也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科技人员走出大院大所创办科技企业，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有利于培养既懂科技又懂经营的新型企业家，有利于推动科技体制的改革，有利于大院大所积压的科技人员和科技成果进入经济建设主战场。另外，民办科技企业灵活、高效的运营机制，也为国有企业和科研单位改革内部经营机制提供了经验。总之，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