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初的法国约有400～500万人靠酒业维持生活，占了人口的13％（第193页），如果这些从事瘾品生产销售的员工失业，那才是法国的灾难。考特莱特认为，统治者实质上从来不想彻底实行瘾品管制，他们不会宰杀下金蛋的鸡。（绪论）但是瘾品的社会性危害也是显而易见，如何处理瘾品至今并没有很好的办法。他本人吞吞吐吐地是主张弛禁的。其认识正确与否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正确的，即现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仰仗的是利用人的固有欲望，推出的产品往往是有害的。现代文化的精髓是追求自我满足，所以他认为不必要把某些瘾品（大概是说大麻）列入禁品。（第212页）可问题是他的弛禁立场往往存在矛盾，这种矛盾实际上也是人类追求精神刺激生物本能与理性认知之间的矛盾。
瘾品造成的社会危害和环境危害在今天已是常识问题，它已经使烟类“终于逐步沦为差劲人物与之为伍的东西。”考特莱特因此乐观地认为，“期望将烟类纳入瘾品一致管理比较有可能实现。”（第210页）就像他自己说的，从十九世纪以来，瘾品管制的后果往往引起反弹。二战前，管制瘾品只有三小宗，今天就有上百种合成瘾品出现，羟戊甲吗啡（etorphine）的强度是吗啡的一千多倍。（第86页）虽然这是化学工业的进步结果，也何尝不是管制的结果呢？
瘾品是人类社会的伴生物，很难根绝。瘾品的管制和弛禁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现代世界的形成。各国政府对瘾品的管制，主观上是要建立正常社会秩序，但是今天社会大量的走私、黑帮、艾滋病、跨国犯罪等现象有很多是瘾品管制的直接后果。典型的例子就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颁布禁酒法（宪法第十八修正案）之后，一杯成本仅为15美分的威士忌就要卖到1。5美元甚至更高，它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就是走私盛行，催生了庞大的黑帮组织，并严重到威胁美国民主的地步。（阿瑟·林克等：《一九○○年以来的美国史》，刘绪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45页）今天人们很难估计禁酒令对美国现代社会的发展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但看看电影《教父》中考利昂家族凭借着禁酒令发家，形成一个庞大的黑帮王国影响到纽约的正常生活就不难想象。今天美国、东南亚、南美哥伦比亚等地的禁毒工作差不多仍在重复过去的历史，或许这就是考特莱特主张弛禁的原因之一。
人类文明的进程主要有两个轮子在推动，科学理性或者说“善”是其一，非理性的欲望或者说“恶”是其二，但世界上差不多所有的文化，特别是宗教对“恶”都予以否定。在思想家中，也多把善、恶对立起来，像黑格尔那样为恶辩护，声称人类的恶劣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是历史发展杠杆的人并不多。不过，在今天的神经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来看，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有追求精神刺激性植物的偏好，人类更是如此。人们希望改变正常的精神状态原来就是生物本能，只是在文明的进化中，肉体和精神的分离越来越大，个人追究精神刺激快乐的这种普遍性一定会成为社会组织和社群权威的障碍，对宗教领袖和统治者而言它一定是“恶”。因此，人类早先肆意追求精神刺激的生物本能会在文明的进化中演变为一种伊甸园情结，成为集体记忆被保留下来。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布戈金农的调查，说初民社会都有制度化使用致幻剂进行精神转换的现象。美国人类学家佩尔森（James L．Pearson）对此解释到，按照埃利亚德（Mircea Eliade 1907～1986）改变精神状态是人类一个基本原则的观点，“这些包括了冥想、改变意识状态的感应，它不是采用了外部手段例如致幻剂，就是用了内在的像斋戒、感官褫夺（sensory deprivation）和律动等方法。”（James L．Pearson，Shamanism and The Ancient Mind．p．96）它们都是要达到同样的目的。在今天看来，前者是巫术，后者则是宗教的理性。实际上，传统社会对瘾品之“恶”的认识远不如今天为甚，瘾品虽然被限制使用，但瘾品的宗教功能并没有被完全否定。换言之，从瘾品对文明进程的实际影响来看，善、恶之间的界限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分明。所以无论从人类历史看，还是从人的生物本能看，人们对精神刺激的追求寻找瘾品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恶。考氏此书不仅展现了被人们所忽略的文明发展的另一副面孔，而且对瘾品产生后果的分析也是对人类社会“善恶二分”这一基本观念的间接挑战。
综观人类使用瘾品的历史，追求精神刺激一直占据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在新航路开辟之前，世界各地的鸦片、大麻、古柯一类的瘾品一般都是某个文化的致幻性圣物和药品。处置它们是祭司、婆罗门僧侣或者巫师们的专利，危害实在有限。当商业化的潘多拉盒子打开之后，人类就很难找到控制瘾品的方法。尽管今天的社会有很高的物质文化，但在精神领域并不比前人高明。也正是因为人类追求精神刺激生物本能，瘾品影响现代世界的形成过程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因素在交替起作用。所以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人类在瘾品的问题上，管制还是弛禁，始终是个问题。
（《上瘾五百年——瘾品与现代世界的形成》，薛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2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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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极左经历
吴 思
假如“四人帮”在路线斗争中获胜，极左派的命运会有什么不同？
尽管高层权力斗争风云变幻，最终决定一种社会理想成败的，还是它在社会基层的可行性。极左派在“文革”中推行的农村政策是：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大寨模式可行，极左派的理想就可行。大寨模式行不通，极左派早晚要退出历史舞台。
“文革”末期，我在学大寨的最前沿，在极左翼，向更左的方向冲锋，亲身体会到极左派前进的艰难。极左派名声不好，他们的视角很少被顾及。不过，我在左翼受挫的经历，对我理解晚年毛泽东的失败和中国极左势力的衰落大有帮助：我的焦头烂额之处，也是他们举步维艰之地。
一、义务劳动受挫
下乡插队之前，我在中学当了几年团支部书记，按照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的教导，多次组织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到农村后，我接任第三生产队的团小组长兼青年突击队队长，又把“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搬到了农村。
我们村口的南山上有一片荒坡，第一次义务劳动就是在荒坡上刨坑栽树，建一座“共产主义青年梨园”。1976年4月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收工之后，我们青年突击队四十来人义务劳动两个小时，种上六七十棵梨树。这是我们村历史上头一回搞义务劳动，大家很好奇，连在校学生也跑来参加。效率高，干劲大，挑水爬坡都是一路小跑，义务劳动大获成功。
初战告捷，按照当时的俗套，我作《流汗歌》一首，发在黑板报上。诗写得很矫情，把符合正确路线的一分情绪夸张地感受为五分，表达为十分，努力自我感动并感动别人。
在胜利的鼓舞下，我又有了更宏大的设想：将不计报酬的义务劳动，从每周一天逐步增加到两天三天，最后取代有报酬的劳动。在我们生产队，然后在我们村，率先实现共产主义的劳动分配形式。这种设想的理论基础是：按劳分配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给多少报酬出多少力，以人们的私心为基础，助长雇佣劳动思想。不计报酬的义务劳动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萌芽。我的计划比大寨还要左。大寨当时的劳动报酬形式是“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被后人讥为“大概工”，但劳动报酬与劳动态度和劳动成果多少有一些关系，因此就残留了雇佣劳动的痕迹。我打算消灭这点痕迹。
一周后，我组织了第二次义务劳动，人数稍减，但干劲也不小，补栽了三十多棵梨树，给上次栽的树浇了水。公社广播站很快就在大喇叭里表扬了我们青年突击队，还提到我的名字。
第三四次义务劳动，分别给苹果园和梨园浇水。众人的新鲜劲渐渐消退，参加者越来越少，有事请假的越来越多。列宁在《伟大的创举》里提出过一个设想：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之后，如何判断入党积极分子的动机是否纯正？他建议把“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作为一面筛子。经受住半年以上考验的，才能吸收入党。党员经受不住考验的，还可以清除出党。这个想法当然不错，可是，把这面筛子用到我们生产队，恐怕过不了多久，筛子上边就剩不下几个人了——说不定只剩我一个。进一步说，我这个剩下的孤家寡人，动机是否纯正仍然成问题：我能经受住较大的考验，到底是因为我热爱劳动或热爱人民呢，还是因为我有更大的野心？
一天晚上，我召开团小组会，讨论义务劳动中出现的问题。我猜想，大家的新鲜劲过去了，再往下走，必须调动蕴藏在青年心中的更深刻的精神力量，启发大家的觉悟，读书学习，思考人生的意义，树立人生榜样，等等。没想到，这个会成了对我的批评会。几位团员在会上联合指责我，说大伙热情衰退的主要原因就在我身上。我利用了大伙，干活是大伙出力，出名却是我个人的。大家不愿意继续被我利用，成为我捞取个人荣誉的工具。
这种指责是有道理的。毕竟公社大喇叭只点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其他人的面目模糊为一个集体。从结果看来，我迅速得到提拔重用，这种说法也可以得到支持。但利用大家捞取个人荣誉确实不是我的初衷，至少我没有意识到这种动机。我意识到的就是前边描绘的宏图大略。至于我想在实现宏图大略的过程中捞取什么私利，这一点不妨讨论，我也有兴趣加深自我认识，但我肯定不认那笔小账。我的抱负或野心没那么小，不在乎大喇叭表扬之类的蜗角虚名或蝇头小利。稳定军心，稳住阵脚，哄着大家死心塌地跟我走，更符合我的长远利益。
问题在于，我不在乎，人家却觉得亏了。而且是精神物质双双亏损。我刚来，根基尚浅，会上没有一个人替我说话。
按照党团生活会的规矩，我必须先作自我批评。我很想在自我批评之后发动反击，说他们试图逃避义务劳动，用对我的指责掩盖自己的懒惰和自私，掩护自己临阵脱逃。但是争吵起来，公开决裂，以后的义务劳动就更难组织了。这种仗只能由别人替我打前锋，我本人出面属于赤膊上阵。于是，我更加广泛深入地征求了大家的意见，做了自我批评，深挖了个人名利思想，重新部署了黑板报小组的宣传工作，请大家今后对我多多批评监督。原定议题取消，下一次义务劳动也没有安排。
几天以后，我被任命为生产队副指导员，进人生产队领导班子，团内职务由别人接任。我的极左宏图也不了了之。
我感觉松了一口气。当时有一句话流传颇广，据说还是毛主席说的：“在命运的迎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