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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一晃就是五年。在此期间，关于所谓《旧雨晨星集》的信息逐渐传到海外，美籍华人学者赵冈和台湾学者高阳都相继发表文章谈到此事。赵冈先生的观点比较独特，他是既相信洪静渊之说，又相信箱子是雪芹遗物，认为二者之间虽有差异，却是定稿与初稿的关系。但他亦发现洪静渊提供的材料存在一点“小问题”——因为洪在信中称，引日雨晨星集》的作者为程琼。而据赵先生所考，程琼号飞仙，安徽休宁人。史震林《西青散记》中对她有记载。而程琼之夫乃吴震生，号玉勾词客，曾为史震林此书写过序，自称“鳏叟”，署乾隆二年。故其妻程琼似应在乾隆二年之前即去世。如果她所著书中真的记述了邻居中有名许芳卿者题悼亡诗之事，则与雪芹卒年相去甚远。赵冈的最后推测是：“很可能程琼不是吴震生的原配”，乃乾隆二年之后续娶的“继室”；而《西青散记》或亦为“多年累积之作，早年曾有吴震生序，但序成后，逐年还有新的记事加入，其中提及吴震生之继室程琼。是否如此，尚待详查该书”。（见赵冈《曹雪芹的继室许芳卿》，载1983年11月29日台湾《联合报·副刊》）台湾的高阳先生，却不像赵先生那样尽信二者皆真，他是只信洪静渊之说，而断然判定此前发现的两只箱子为“假古董”。其理由是：他已查明程琼实乃吴震生“原配”，而吴震生在乾隆二年为《西青散记》作序称“鳏叟”时，程琼“下世至少十年以上了”，所以“许芳卿悼亡时，曹雪芹尚未出生”。（见高阳《许芳卿悼亡曹雪芹未生》，载1983年11月23日台湾《联合报·副刊》）
眼看洪静渊抛出的这一原本漏洞百出的“新材料”，竟能在海内外引起如此巨大的思想混乱，我终于在1988年6月初参加完安徽芜湖的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后，独自去了黄山市（即原屯溪市）。在当地著名红学家白盾教授的协助下，先后走访了知情人方宗耀先生（书法家）和当事人洪静渊老先生（已逾八十高龄的乡居旧式文人），这才终于弄清了此事的真相。
二、方宗耀的证词
方宗耀是黄山市小有名气的书法家，当时年约五十余岁，在市区开了一家书画店。我从徽州师专白盾教授处得知：洪静渊所称“在友人处获睹《旧雨晨星集》”的“友人”，便是指方先生。于是我在白盾教授的小女儿吴海婴的带领下，首先在市中心一条大街上，找到了方先生的书画店。
在说明来意之后，我首先询问方先生：是否曾将一个《旧雨晨星集》的残本提供给洪老先生看过。方先生微笑着连连摇首，讲了如下情况。为了忠实传达谈话的实情，这里仅将我当时简记的方先生谈话要点，原文照录如下：
方宗耀谈话记录（1988．6．3上午）
这是洪老年纪大了，弄错了。实际上这书是我在他家看到的。时间是83或84年（记不清了），我到他家见到的。木刻本，大约比这个（《中小印谱》）稍小一个尺寸（《中小印谱》宽12公分，长19公分），那书大约宽11公分，长18公分。
书中是否有那一段话，记不清了。当时他是请我为他写成一横幅（约高30公分，宽60公分），作指头大小的行书，约400字左右，里面有文有诗。总之是在通信之前。（指《文献》第15辑所载《关于新见“芳卿悼亡诗”的通信》，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3月版）
不是抄本，不是。眉头还记有眉批。毛边纸印的，纸已发黄。大约这个（《中小印谱》，25页）的两倍，约50页。
我是82年才从附近（约12里路）的榆村搬迁到屯溪来的。写字（指为洪静渊书写所谓“许芳卿悼亡诗”一事）是搬来之后的事了。我们相识是82年时，他作了四首旧诗，让我书写后赠叶圣陶。（出示所留照片）
庆祝党的十二大召开，七绝四首，语吾徽著名书法家方宗耀先生录呈叶圣老等在京诸友好。两政有人谓予善吟咏、工书法，实过誉也。
盛会宏开喜气融，神州到处沐东风。
龙翔凤舞欢声动，都在人民庆祝中。（楷）
长空万里任回旋，智慧花开分外妍。
夜听电波传喜报，卫星又上九重天。（草）
中青奋发展专长，盛事流传四海扬。
硕德高龄当顾问，老成辅佐更周详。（隶）
三中全会引征帆，动乱消除国运昌。
比际万方同额手，正如葵藿向朝阳。（篆）
八三年元旦安徽屯溪洪静渊草
癸亥春节新安黄山樵方宗耀书（二方印）
（注：葵藿，原文如此，当为“葵藿”。）
刘宣（当时北京某报的编辑、记者）1985年左右来找过我，说洪硬说那抄本在我处。我把真情告诉了刘。刘在此住了约一个月，反复去找了他。他还说在我处。刘在无结果的情况下离开了。
从方先生所讲以上情况，我已大致判断出以下几点：
一，洪静渊在通信中称“从友人处获睹《旧雨晨星集》残本”云云，显然是谎言。若事实真如方先生所言，则是洪将方请至其家，拿了本木刻版的什么书来装样子请方看。（我当时因刚刚开始记录方的谈话，一听方说是在洪家看到的，便在主观上以为洪真有一本名叫们日雨晨星集》的书，便急于想问他看到的书中是否真有所谓“许芳卿悼亡诗”的那段记载，因而忘了仔细探问方所见刻本是否真为引日雨晨星集》。现在回忆起来实乃当时访谈中的一个疏忽）
二，从方先生只是肯定了为洪“写一横幅”，而记不清书中是否真有那段话等情况看，洪在出示刻本和请方先生书写这两件事情之间，必定搞了一点掩人耳目的“障眼法”，以便让书写者在日后的记忆中产生混淆，间接为他的“新材料”提供亲眼目睹的旁证。
三，方先生断然否定他在洪家看到的一本书“不是抄本”，且“眉头（书眉）还有眉批，毛边纸印的，纸已发黄”，说明洪在后来的通信中向端木所称他自己见到的“系白宣纸抄本”云云，又是一个谎言。所谓“白宣纸抄本”，只不过是洪在此次将自撰的一段“材料”请方先生书写而成的产品而已。
四，从洪赠诗给叶圣陶的情况看，他的旧体诗功力确实不错。诗虽难称上乘，至少格律谐调（惟第四首起句之“帆”字不协“阳韵”，或为方音之讹吧），且能恰如其分地化用杜甫“葵藿倾太阳”句到他的诗中，其水平，已足可让他把早巳见诸报端的曹雪芹箱箧悼亡诗修改得格律谐调。然终因代人捉笔，隔靴搔痒，且思路子平，所以改过之诗在内容和情感上，以及杜撰事由的年代地域上，皆漏洞百出。
五，从洪氏莫名其妙投诗赠叶圣陶这件事的本身，以及他在诗题兼小序中得意地称“两政有人谓予善吟咏、工书法”等细节中，又可看出：其人年虽老迈，尚有攀附结交名人和变着法儿出风头的“少年心性”。这或许正是他见了箱箧悼亡诗不甚合律，便灵机一动伪造“真诗”吸引端木与之结交的内在动机吧。
六，从方先生所告刘宣（北京记者）“在此住了约一个月”仍未见到所谓“抄本”的情况看，洪静渊在贸然抛出“通信”之后，已有多方面的人士前往追索真相。洪见玩笑开大了，竟连准备好的“白宣纸”抄件亦抵死不予出示。看来这次我要想在他那里获睹此件，恐亦无望。但事情的真相，却可由此揭穿。
本来在听完并记下方先生的证词之后，我原打算请他审看一下我的记录并签上名，便算完事。然转念一想，他既是书法家，何不请他自书其事，以作纪念，且比我这涂鸦式的记录更能取信于人。方先生听了我的建议，爽快地答应了。但他提出自己在文理上并不擅长，要求让他将要写的内容口述一遍，由我在文字上略加润色后，再行书写。
以下便是经方先生重新口述后记录下来，略加润色，再由他书写而成的又一证词原文：
遂夫先生询及《旧雨晨星集》事，略告实情如下。
洪静渊谓在我处见到该残抄本，非是。实乃我在他处见到，且非抄本，乃印本耳。时间大约在八三年春天，他因数月前曾嘱我为其书写赠叶圣陶的四首七绝，故已相识。此次则又写信要我去他家。去时，他拿出一《旧雨晨星集》印本，要我为其书写其中一段文字作横幅。我当即遵嘱写出一约两尺宽一尺高之横幅相赠。内容已不记得。八五年，北京某刊编辑刘宣来访，谓洪静渊称：系在我处见到该书残抄本。我告之不是事实，他无所适从，往返于我与洪之间，探询数次，耽延约一月之久，始离开。现在洪仍坚持此无稽之谈，用心实不可测。谨此奉告。
戊辰初夏方宗耀于黄山
可注意的是，方先生这次的陈述中又无意间把在洪家所见之刻本直接称为“《1日雨晨星集》印本”，并称是“书写其中一段文字作横幅”。这到底是真的记住了他当初所见之书的真名，和真的是从书上抄写了报道出来的那段话呢，还是当时他看了印本之后就被洪调了包，代之以所谓“摘抄之件”作书写依据，或所抄文字根本就是另一个不相干的内容呢？看来这一点在方先生的记忆中仍十分模糊，显然只能从洪静渊处设法见到那个方氏所抄原件，才能解开这个谜了。此外，方先生对洪氏这些年总把球往他这儿踢，必定心里十分窝火，故有“用心实不可测”之语。
三、走访洪静渊
同样是由白盾教授的女儿海婴姑娘带领，我们在黄山市远郊的一座农舍里见到了洪静渊老先生。
令我十分惊讶的是，这位年逾八旬的老先生，仍然面色红润，身体硬朗。只是体态臃肿，行动略迟缓，说话时口齿有点不清。他问明了来意之后，倒也并不惊慌，反倒是在听我说起刚在芜湖开完全国红会时，一再问起端木蕻良先生为什么不来他处——说是端木早就答应了要来亲自造访的，怎么不守信用，云云。我亦告之，端木此次因故未能成行（顺便补充一句，此前我其实征询过端木老的意见，问他愿不愿意和我同行。端木老对我过去的看法未置可否，但明白表示他已没有兴趣去见洪静渊这个人。看来也是对洪拒不出示任何“原件”深感失望）。
这次，我吸取了记录方宗耀谈话的教训，每提一个问题，都把我的问话和洪的答话一起扼要记录下来。凡遇老先生口齿不清，或因方言词语听不真切处，我都请他亲自把那难懂的字句写在我的记录稿上（即下面所录原文中作黑体的字词）。老先生对此倒也并不推辞。只是在听我提问和回答我的问题时，神情非常专注，几乎做到了字斟句酌，滴水不漏。
以下是我当时所记和洪静渊对话的要点原文：
访问洪静渊先生记略
问：我找了方宗耀……
洪：（立即微笑打断）他又推托说没有那书是吗？
问：不是推托。他说根本不是你从他那里看到《旧雨晨星集》，而是他从你这里看到的，是你请他来书写其中的一段话作条幅。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