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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书的最后，作者对明代南直隶方志编修的经验做了归纳总结。她指出，政府首倡是方志编修成功的前提，明政府的积极倡导，不仅使方志的规范得到确立，而且为修志的有效运转提供了政策支持和物质保障；修志者的素质是方志质量的保证，南直隶方志的修撰者都为文人学士，具有渊博的文化知识，并且具有较高的史德与志德；众手成志是方志编修的有效动力，南直隶方志的编纂，除少数私撰志书外，一般都有数人甚至是数十人参与，分工合作，便于发挥集体的智慧，利于提高编纂的速度和质量。这些成功的经验，不仅为清代的修志所吸纳而产生影响，就是对现今的修志也仍具有借鉴的作用。
学术上的拓荒之作，免不了会存在一些不足和薄弱之处。张英聘女士的这部专著也不例外。除了南炳文教授为此书新作的序中指出的“明代南直隶方志与明代其他地域方志的比较研究似应再为加强”之外，我以为，还可在理论分析上进一步加强力度，使论述在实证的基础上更带理论性。但瑕不掩瑜，从总体来说，它是一部成功的较为优秀的学术著作。作者对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严谨治学的作风、求真求实的精神，是值得充分肯定和赞扬的。
（《明代南直隶方志研究》，张英聘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1月版，38．00元）
重构五四新文化的形象
■ 林分份
从1919年7月蔡晓舟、杨景工编的第一部关于五四运动的书——《五四》出版以来，八十多年中，与“五四”相关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由此建构起来的“五四”形象也可谓千人千面，众说不一。在众多“五四”学的著述中，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的新著《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一书，是最近比较特别的一部。该书以五四新文化为对象，除“导言”外，由六个独立的章节组成，内容涉及广场上的学生运动、《新青年》中的文体对话、蔡元培的大学理念、章太炎的白话试验、北大的“文学史”教学以及新诗的经典化过程等方面。与以往诸多关于五四新文化的著述不同，陈平原既非针对新文化运动的整体进行面面俱到的评说，也非专取某一面向或角度建构“五四”叙述，而是从一些易为常人所忽略的细节和断片人手，通过对几个不同个案的深入描述与具体考察，在思想史、文学史和教育史的视野下重构五四新文化的形象。
一
五四学生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环节，也是所有的“五四”学著述无法绕开的话题；对这一环节的不同处理方式往往体现了著述者在历史观念和表述模式上的自家面目。《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的第一章面对的就是这一话题。虽然只是其中的一章，但对这一话题的处理方式却直接透露出著者在这部专著中整体的学术追求、表述风格，以及对于具体历史命题的“别识心裁”；因而对全书具有引领性的作用。与以往诸多研究者不同的是，陈平原并不热衷从社会历史的大背景、思想变迁的大趋势等人手，具体详尽地讲述五四学生运动爆发的前因后果，而是把目标锁定在五月四日这天，从考察当天的天气状况、运动爆发前街上的人文景观、游行队伍当时的着装、游行的具体路线等人手，尽可能逼真地还原这场运动的主要角色在当天的真实心态与状态。甚至对于谁第一个跳进曹府、谁指挥火烧赵家楼等等细节，都有极其详尽的叙述与考辨。与此同时，著者把目光投向当天没有参加游行的冰心、郑振铎、沈尹默、闻一多诸人，通过描述他们在这特别的一天中生动有趣的活动细节，在小范围中构筑了新文学运动的主要作家在五四那天活动的全景。
作为文学史家，著者如此不惜笔墨地描摹五四学生运动的现场，显然与其自觉的学术追求有关。“如何进入历史”一节提供的就是这种描摹的动因：这种表述方式的背后所隐藏的是对“五四”运动的“命名”与“命运”的实际担忧。从一开始就作为“正面人物”塑造的五四运动，八十多年来，被无数立场观点迥异的政客与文人所谈论，几乎从未断绝过；其间，各种意识形态的干扰，使得在这场争夺五四、解释五四的“命名”斗争中，五四被后世读者所接受的“命运”也是扑朔迷离、一波三折；而当事人及见证者在回忆和解释过程中的无心遗忘与有意“污染”，更使得五四的形象变得真伪驳杂，难以辨认。因而，如何复原清晰、实感的五四面貌正是著者的用心所在。
面对在解释五四的过程中所创造的一个个似是而非的精彩故事，著者采取考订与“并置”并用的方法：对于能够利用历史文献考订清楚的问题，则不遗余力地爬梳抉择，力求还其本来面目；对于那些无法复原的重要细节，则尽量“并置”不同说法，既保留丰富的史料，又提醒读者注意，并非所有的“第一手资料”都可靠。比如对于五四那天谁是第一个跳进曹宅的学生这一问题，当事人中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俞劲、夏明钢、张石樵等人一致认为是高师的学生匡互生，证据看来已经确凿无疑。但著者引用了另外两条材料——高师学生陈荩民和北大学生许德珩的回忆，他们都认为匡互生当时是让其他人踩着肩膀爬上墙头的那个，由此对俞劲、夏明钢、张石樵等人的说法构成了挑战。而来自高师另一位学生初大告的回忆材料则显示，匡互生是踏着别人肩膀从门房后窗爬进的，陈荩民则是越墙而人。对于初大告这种“分开突破”的说法，著者认为其“表面解决了高师内部说法的矛盾，可还有北大学生许德珩的脚下到底何人，有待进一步考证”。在对为常人所忽略的细节的环环追问中，著者对当事人的证词一直保持着相当的警惕，并不急于下判断，而是使多种说法各如其分，使各种细节、断片尽量保持原初的状态。
就表述方式看，这样的现场“还原”和深入描述与新历史主义学者们借鉴自人类学的“厚描”（thick description，也译作“厚重描述”、“深描”）方法颇为相似。所谓“厚描”，即是在处理历史文献资料时，“从以极其扩展的方式摸透极端细小的事情这样一种角度出发，最后达到那种更为广泛的解释和更为抽象的分析。”（克利福德·吉尔兹：《厚描说：迈向解释的文化理论》）虽然陈平原强调自己的述学方式主要得自钱锤书、金克木、陈寅恪等学者的启示，却并不否认读过史蒂芬·格林伯雷（S．Greenbltt）、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布罗代尔（P．Bruadel）、勒高夫（J．1e Goff）等人的著作。因而，就其表述方式与当代西方新历史主义学派（或年鉴学派）的关系看，虽不能说“渊源有自”，但也并非空无依傍。关键一点是，这种深入描述与细致考辨的方式，在“还原”历史事件的原初面貌的同时，也在引导读者进入“观察者”的位置，直面纷纭复杂的五四图景，以此丰富乃至修正读者对于五四的想象。其独得之处，正如著者所说，“这些注重细节的追忆，对于帮助我们‘触摸历史’，比起从新文化运动或巴黎和会讲起的高头讲章，一点也不逊色。”因而，陈平原所描述的“五四”，其意义就不只在于设置一种新的五四教育的故事场景，而是在考辨各种细节、娓娓叙说的同时，建立起一种关于“五四”运动的另类叙述，由此复原一个生气淋漓的五四形象，努力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也展现了史家的“别识心裁”。
二
作为一个整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其思想层面上的变革是以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为依托的。因而，建构一个完整的五四新文化的形象，就离不开对新文学运动的实际考察。与以往文学史家不同的是，陈平原并不局限于从文学创作方面描述新文学发生与发展的整体进程，而是以其中的一份杂志、一部白话演讲稿和一部诗集为个案，结合自己近年来在报刊史、学术史、大学教育史研究方面的心得以及相关文献资料的“新得”，从多侧面、多角度着手进行对五四新文化形象的历史重构。
在对《新青年》的考察中，著者显然并不满足于单方面厘定《新青年》在思想史或者文学史的意义，而是通过对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运作程序、论战功能和历史实绩的综合考察，探讨作为一代名刊的《新青年》“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所可能潜藏的历史价值及现实意义。首先，著者尤其注重从杂志与新文化运动发生关联的具体环节来考察《新青年》在思想史中的意义。关于《新青年》作者群的形成过程，著者认定“蔡元培之礼聘陈独秀与北大教授之参加《新青年》，乃现代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大事。正是这一校一刊的完美结合，使新文化运动得以迅速展开。”其次，著者深入考察了这个同人杂志“有大致的路向，而无具体的目标”的运作特色，以及“济世目标一致、实施手段各异”的作战风格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的整体作用，由此认为《新青年》的意义“首
先在于思想史，而后才是文学史、政治史等，换句话说，《新青年》的主导倾向，是在思想史的视野中，从事文学革命与政治参与。”最后，就《新青年》本身的文学价值而言，著者避开以往论者就主要的文学样式谈文学成就的思路，从《新青年》所使用的对话文体——“通信”与“随感”人手，不仅关注其表达内容，而且强调其作为独立思考的“思想草稿”和自由表达的话语方式，从文学史而非文学成就的角度，凸现《新青年》在继承晚清以来的文学变革和开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新体式方面的意义。这样的论述思路，在把《新青年》还原为一份文学性杂志的同时，也使得其思想史的意义得以内在地确认，真正实现对其“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的理论预设与实际考量。
如果说，著作的第二章对《新青年》文学体式的考察是从正面建构五四新文化的形象，那么，第四章则试图通过《章太炎的白话文》这一部为多数史家所忽略的“演讲稿”，从侧面挖掘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另一重要来源：晚清蔚然成风的“演讲”以及“纪录”。在一般人看来，章太炎作为博雅和古奥的古文名家，似乎与白话文运动没什么直接的关联。但著者却从《章太炎的白话文》所透露出来的文化理想、学术思路与述学体式人手，由此探讨章太炎与白话文运动的关系。由章太炎的白话文实践出发，著者关注的问题在于：晚清学者演讲与著述的差异，是否会交叉影响，导致报刊文字风格的变易，并由此催生出新的文章体式？这种推测最终被证实。实际上，从《新青年》研究中对“论说文”语言形式变革的初步关注，到对古文名家章太炎作为演讲稿或拟演讲稿的述学文体的辨析，陈平原由此挖掘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另一个渊源；在提醒研究者注意现代书面语产生的另一途径的同时，为二十世纪中国语言书写形式的变革找到了新的源头。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