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言，还是民族革命的，即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目前还难以预料这将持续多长时间，至少在胜利后会是这样。
斯大林一锤定音，决定了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政治格局。中共的军事胜利比预计提前了两年，但作为一个以农民为群众基础的政党，文化教育的平均水准低于国民党，缺乏接管一个大国的人才储备，因此，与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合作，也是时势使然。
中共中央于1948年5月1日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同日，毛泽东就召开新政协致函在香港的民革主席李济深和民盟负责人沈钧儒，提议“发表三党联合声明”，并附声明草案，就是否增加其他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联署等问题征求意见。
中共的主张得到了民主党派的积极回应，认为符合它们以往提出的相同主张，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不是某一党一派的道路，而是全国人民共同的道路；通过新政治协商会议以达到民主联合政府之实现，也不是一党一派的要求，而是一切为民主事业奋斗的党派、团体和各阶层人士的共同要求。”但民主党派中对共产党能否真正实行民主，历来存有怀疑。储安平曾指出：“共产党今日虽然大呼民主，大呼自由，而共产党本身固不是一个能够承认人民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政党”。施复亮也曾担心：“希望国民党统治区域实现真正的民主固然是一种空想，要在中共统治区域实现广泛的民主恐怕也是一种奢望”。谁都不希望在结束旧的一党专政之后，又产生新的一党专政。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毛泽东于同年4月1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强调，“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领导者”。当时国民党内一些反蒋人士曾倡导在李济深、冯玉祥等领导下的“国民党整体复兴运动”，认为若没有一个强大政党与中共“发生平衡作用”，即使组织了“容许若干小党参加以为点缀”的联合政府，“中国民主宪政之真实基础将永久不易确定”中共坚决反对这种主张，毛泽东在1949年元旦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主张“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
同年6月，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他从政治和经济的现实出发，反对破坏工商业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仍主张“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他同时主张“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强调工农联盟的重要性，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在这篇文章中，建立中央集权体制及推行计划经济的思路初现端倪，与《论联合政府》一文的立场有所不同。此后，他还连续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文章，开始对主张英美式民主的中间路线提出批判。
筹备新政协
1948年9月，在香港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民主党派领袖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乘船秘密北上，抵达哈尔滨。哈尔滨在地理上与前苏联接近，中共中央曾考虑在这里召开新政协，并宣布建立新中国。后来因平津战役迅速获胜，才决定改在北平开会和建都。
中共与沈钧儒等就召开新政协的协议草案交换了初步意见，又将修订后的草案向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周新民、马叙伦、陈其尤、李章达、沈志远、彭泽民、章乃器、孙起孟、郭沫若征求意见，于同年11月25日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决定了新政协筹备会的任务及人选。不久，李济深、何香凝、郭沫若等四十余人分三批先后到达。
毕竟形势比人强，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1949年1月21日，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五十五人发表声明，首次公开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但民主党派中部分人士仍有所保留：民盟常委张东荪向毛泽东提出一套“新型民主”主张，在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也持不同观点；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常委陈铭枢提出：“任何一个参加革命的阶级，仍旧应该保持他们本身的利益和立场，这些自由权利及政治地位，在友党方面，必须真诚地尊重与承认”。
中共中央统战部在一份题为《新政协的阵营》的综合报告中，对内定参加新政协的民主党派也做了这种分析。
报告认为：民盟中央常委十一人中，“右派分子居多数，左派分子仅占两个，但其总部及各地区的实际领导权已逐渐转移到进步分子手里，现在它的组织内部主要是人民救国会、农工民主党与无党派分子，三者之中都有左、中、右”。文件认为沈钧儒、史良、胡愈之领导的人民救国会，“会员中进步分子占优势”；而章伯钧领导的农工民主党“上层多右派分子”，“民盟著名领袖除沈钧儒、章伯钧外，尚有张澜、黄炎培、张东荪、罗隆基，他们在民盟群众中的威信虽已降低，但仍成为右派及中派的中心。张澜与西南地方势力向来保有联系。罗隆基是亲美分子，主张联合政府中容许反对派。张东荪企图做民盟主席，拉拢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排斥沈钧儒、史良以至章伯钧”。报告建议对民盟“须采取改组中央常委、建立进步分子为主导的核心、容许共产党员在内等措施”加以改造。
对于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及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报告也作了详尽分析：“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以李济深为首的右派集团，在政治上主张，以三民主义为建国最高原则，而不愿用新民主主义；希图结合资产阶级右翼，形成反对派，以防中共控制；主张保留蒋党‘起义’部队的编制，以图收集残余的力量，并联络地方军阀，策动地方武装，从而培植其争夺领导权的资本……”，“谭平山、王昆仑领导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比较进步的力量”，而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实际上是以李济深、蔡廷锴为中心的一个封建性小集团”，并提出应使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起积极作用”。
报告对民主建国会的分析是：“其中下层中也有不少小资产阶级进步分子及革命知识分子，但尚不能起决定作用。该会政治倾向一般代表产业界自由资产阶级的要求，黄炎培、章乃器为他们的政治代表人物。章乃器、施存统曾经公开地主张中间路线与改良主义，章乃器于此，比施存统更来得坚决，他说‘在国共两条路外，自己要造第三条道路’。只在他们进入解放区后，言论见解，才有若干改变”；对民主建国会及产业界，“将只能以右派并力争中派居多，可以有个别的进步分子在代表团里面，但不可能单靠他们起积极作用。”
报告还认为：“以马叙伦为首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其政治倾向，迄今为止是代表中等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左翼。其组成分子中有一批进步的文化人，这是使它左倾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是实际上属我党领导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与它相结合，推动它左倾。”
对前身为美洲华侨洪门会党的致公党，报告溯及其领导人陈其尤与陈炯明的亲属关系，认为其内部分子复杂，“实际上支持李济深的政治意图”，“该党带有极浓厚的封建性质，其主要的组成分子上层为封建官僚，下层有小部分流氓无产者。”
报告在总体表述上，长期目标是扶植左派，逐步孤立和取代右派。此外，刘少奇在1949年7月访问苏联时，给苏共中央斯大林报告中也谈到：
现在政协筹备会已组成，共有筹备委员134人，其中党员43人，肯定跟我们前进的进步人士48人，中间人士43人，其中中间偏右的只有12人，在进步人士中有15个秘密党员，共产党可以保证对政协筹备委员会的绝对领导。在筹委会中另外还设立了常务委员会，有委员21人，同样可以保证我党的领导。
新政协与《共同纲领》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个由各党派、各阶层和利益集团的著名精英所组成的会议，虽不是经由选举产生，但较此前任何一届制宪会议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民主色彩。
与会的四十五个单位，分为党派、区域、军队、团体、特邀五类。十四个党派单位中，除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外，还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三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民建）、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等十一个党派，无党派人士也作为一派位列其中。
以许德珩为首的九三学社，是一个以大学教授为主的政治性学术团体，有政治主张而无政治纲领；以台湾共产党创始人、“二二八”事件主角之一谢雪红为首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其成员皆系台籍反国民党人士。这两个党派并未申请参加新政协，但被安排与会。还有一些要求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如民社党革新派、孙文主义革命同盟、中国少年劳动党、中国农民党，皆以“组织不纯”“成分复杂”等理由未能获准。这些党派先后自行宣告解散，其代表人物被邀以个人名义出席。此外，对要求与会的光复会、中国民治党、人民民主自由联盟、民主进步党、中国人民自由党等，均以“成员十分复杂，性质多属反动”为由被拒绝与会。
围绕新政协代表的提名，各民主党派内争不断，如身在上海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即因争取代表资格与沈钧儒发生争执；救国会代表宋云彬在日记中记载，沈钧儒对力争代表资格的庞荩青说：“名单必经统战部同意，而代表亦非运动争取得。”黄炎培也在日记中谈到，代表名单“取舍及先后完全以中共提出为凭”，民建内部多人反对提名冷□任政协代表，但“潘汉年坚持，越反对越坚持，卒不敢有异议。”嗣后成立的新政府，各党派在职务分配上也存在竞争，中共同样扮演了仲裁者角色。
新政协召开前，即已传出救国会不久将解散的风声。会后不久，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并入民革；救国会宣布解散，其成员溶入民盟并掌握了领导权。救国会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与中共关系密切，事实上改变了民革、民盟的内部成分。据说当时还有进一步合并民主党派的方案，为此，民进的马叙伦等已被安排为民盟中常委，合并方案又被临时中止。新政协的十一个民主党派最终减少了三个，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八个民主党派格局。
新政权的合法性，来自新政协及其制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