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派最终减少了三个，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八个民主党派格局。
新政权的合法性，来自新政协及其制订的大宪章式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一文件带有临时宪法的性质，宣布“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确认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
《共同纲领》保留了联合政府的理念框架，并未从字面上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军队的掌控，其对新政权的性质表述如下：
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
对于国家的武装力量，《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从文字表述上与“军队国家化”并无抵触。对未来将行使国家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则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
《共同纲领》最难产的是经济政策部分，几经修改，最后由毛泽东敲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通过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共同纲领》颁布后，各民主党派随即宣布以《共同纲领》为本党的纲领，并加上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表述。
联合政府的人事安排
新政协的召开被认为是统一战线策略的成功范例，它显示出新政权的精英政治色彩及中共对民主党派、社会贤达的尊重。在出席新政协的662位代表中，共产党员约占44％，党外人士占56％，其中工农和各界的无党派代表约占26％，各民主党派的成员约占30％，中共以及“老大哥”苏共都承认新政权是一个联合政府。
中共在新政权的领导作用，首先体现在人事安排上。各民主党派在新政协的代表名额分配与新政权的职务安排，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共。刘少奇在1949年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说：
……它们的组织散漫，内部极不团结。例如所有民主党派都无法提出自己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名单，因为他们内部争吵。它们的代表名单，都必须由共产党发表意见，才能提出。但各民主党派都有几个领导人物，这些人物因为在中国进行长期的政治活动，在人民中是有些影响的，它们的党组织就靠这些领导人物来维系。在某（每）一个党派中都有左、中、右三种分子……。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除毛泽东出任主席外，六位副主席中有张澜、李济深、宋庆龄三位非中共人士；沈钧儒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五十六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非中共人士约占半数；政务院名单中，非中共人士黄炎培、郭沫若出任副总理，章伯钧、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口、谭平山、蒋光鼐、朱学范、李书城、梁希、傅作义、沈雁冰、张奚若、李德全、史良、何香凝、李四光担任了政务委员和部长职务，联合政府的色彩浓厚。
由众多委员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及其与政务院的关系，根据刘少奇同年7月访苏时向斯大林的解释：“中央政府主席团及主席团与内阁关系（即主席团是集体的总统，内阁服从主席团，为中央政府的执行机关）”，斯大林认为：“这个制度可能对于目前的中国是很适当的”。
联合政府的人事安排，曾在中共党内引起不满，当时有“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反革命”之类的议论。对此，毛泽东回答说：安排民主人士“好处很多”，第一，可以‘赚’人，各方面的非党人物都有当副主席、部长、司令员的，‘朝里有人’，国民党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1954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共同纲领》相比，“五四宪法”首次明确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前提，以及“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等内容，并对政府机构作出重大调整，原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不复存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
大会所通过的人事名单中，国家最高层职务完全由中共人士担任，实现了“党政合一”，原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务院副总理的党外人士，皆转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联合政府色彩开始淡化，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日形突出。在1949年建国时起过重要作用的政治协商会议，从此成为“统一战线团体”。
结语
在其后的曲折岁月中，历经“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政治协商制度遭到践踏，政治协商变成了“一言堂”，共和国的建国共识是民主宪政，偏离了这一目标之后，民主法制建设长期滞后。
英国历史上的《大宪章》和美国历史上的《独立宣言》，至今仍享有崇高的法理地位。《共同纲领》作为中国特色的大宪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法理依据，今天也依然有效。《共同纲领》中的建国目标，有的迄今仍未兑现（如普选产生各级人大），有的被摒弃后又重新恢复（如保护私营经济），有的仍未得到切实保障（如人民的自由权利）。
没有民主监督的政治体制，必定会导致执政能力的自我削弱。在重新认识到“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今天，回顾这段民主协商建国的历史，应该承认：从和而不同、表达异议到求同存异，都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应有之义。
（责任编辑 吴思）
解读《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刘明钢
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撰写的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为正在掀起的反右派斗争注入了更加猛烈的火力。这篇文章的信息量极大，可圈可点之处甚多，文中的一些观点、一些文字被众多论著反复引用，比如，著名的“阳谋”之说。因此，若要了解、研究整风与反右运动，不可不认真研读之。
“文汇报有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毛泽东曾经十分欣赏《文汇报》。1957年3月，他在接见《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时盛赞：“你们《文汇报》实在办得好，琴棋书画，花鸟虫鱼，真是应有尽有。编排也十分出色。我每天下午起身后，必首先看《文汇报》，然后看《人民日报》，有空，再翻翻别的报纸。”
那么，短短几个月后，毛泽东为什么要批判《文汇报》呢？
在整风反右期间，毛泽东公开发表了两篇批判《文汇报》的文章，都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第一篇文章是6月14日发表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道出批判《文汇报》的原因：《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该篇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全国各主要报纸都加以转载。上海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虽然没有转载，但都做了公开的检讨。另一篇文章就是7月1日发表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从标题看，后者是前者的续篇。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对《文汇报》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批判。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十分注意斗争策略，尽可能地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对两家报纸的批判也是如此。他首先将两家报纸的检查进行比较，对《光明日报》网开一面，而将批判的火力集中在《文汇报》。毛泽东指出：《光明日报》因为“严肃地批判了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的方向错误，……立场根本转过来了，由此恢复了读者的信任，像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略嫌不足的是编辑技巧方面。”写到这里，毛泽东笔锋一转，写道：“《文汇报》写了检讨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写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这些当然是好的。但是还觉不足，好像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像，演正派人物老是大不像，装腔作势，不大自然。”
为什么《文汇报》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方向呢？毛泽东指出：“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甫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实际上，文汇报并不存在“一个民盟右派系统”。在整风运动开始之前，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因得到毛泽东的表扬，破格以非党人士担任中国新闻界访苏代表团团长，3月27日出国，5月9日才回国。浦熙修作为人大代表，于4月15日去黑龙江考察，5月20日方回京，整理材料一个星期，27日才到报社工作。罗隆基6月3日到锡兰（今斯里兰卡）开世界和平理事会去了。即使他们三个人要在《文汇报》搞一个右派系统，时间也不允许。因为6月8日，反右号角就吹响了。
那么，这个子虚乌有的东西是如何产生的呢？据徐铸成回忆：“可能是康生之流授意的吧，在《光明日报》刊出一条署名新闻，说我在去年民盟新闻小组上谈过，《文汇报》复刊后将一切听罗隆基的指挥，真是昼日见鬼。新闻界都知道我这个人很倔强，从来不盲目接受什么人的指使，而且任何人也不会这么笨，当众说出心里的打算。但这是一个信号，一场大风雨就要降临了。”
毛泽东的这段文字就像一颗重磅炸弹，威力极大。首先，把浦熙修与罗隆基炸翻在地。浦熙修与罗隆基有很深的情愫，相识已逾十载，曾经议论过婚嫁，但遭到浦的家人一致反对（包括浦的妹夫彭德怀），也就只得将事搁置，但由于多年的感情，仍保持着相当的交往。这些个人隐私、这些情感上的纠葛，如果在今天，也许算不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