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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在毫不犹豫地、冷静地把生命交给党，因为我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捍卫党。
现在，当我们就要从肉体上分别时，我要告诉你我至今没能说出的话，因为此前从没给我说出真相的机会。我是犯了政治错误，但它被夸大了，直至昨天的政治局会议。（……）我认为，所谓“我凌驾于党之上”、“狂妄自大”、“独揽国家大权”等，都是五花八门的恶毒指责。不，霍查同志，我由于我在检讨中所说的原因而犯了错误，我在工作中也有缺点，但说我要（与您）平起平坐、凌驾于党之上，以及对我的其他类似性质的指责，我是从来没有过的，我永远不会接受这种荒谬的指责。我的检讨不是狡辩，而是诚心诚意的。我一生为党为人民工作，从未争“名”、争“地位”，争“战略家”的称谓，没有把自己置于你之上。对我进行的最为严重的指责是说我把自己置于党之上，树“我”自己，出人头地，也就是反对党。我们曾经为了反对国内外敌人而一起进行过许多斗争，难道如此健忘？您个人没有把我称为敌人，但是（……）其他人指责我把自己置于党之上，实际上就是指责我是敌人。
不，霍查同志，我不是敌人。您还记得吗？有一次我去你家，谈起斯坎德尔的婚事，分析了我犯的这一政治错误，我曾说敌人总是极力挑拔我俩间的关系，也就是分裂领导层，并提到科奇·佐治、丽利·贝利绍娃和周恩来。他们不可能达到目的。巴卢库也曾这样做过，但阴谋未能得逞。（……）你想怎么看我就怎么看我吧，你大权在握！但我即将为党而死，我要说出最后的遗愿：请捍卫党和社会主义（……）否则，在你身后，赫鲁晓夫们会统治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就要告吹。假如你不重视我现在说的这些话（……），那么，亲爱的霍查，过错则不在我，而所有的责任都将落在你的头上。我用我唯一可用的方法——自杀完成我的使命。
再一次祝福党！（……）我们的党有忠诚的干部。（……）
一贯在马列主义正确路线指引下的我们光荣的党万岁！祝您长寿，至少能以维护党和社会主义！（……）
打倒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打倒以社会帝国主义（还有中国社会帝国主义）为首的修正主义！共产主义万岁！打倒反动派！
请保佑我的家人们！如果您认为符合党的利益，就说“谢胡是玩枪走火死亡的！”或者随您怎么说吧。您也在把我看做敌人，我相信时间会揭露一切，真理永存。
我就要含冤而去！（……）
穆罕默德·谢胡，1981年12月18日，地拉那。
信件刊出后，霍查夫人及其次子在接受采访时说，谢胡信中“赫鲁晓夫”后面应当有阿利雅的名字。霍查的次子甚至把逼迫谢胡自杀说成是阿利雅而不是霍查的责任，并称阿利雅不仅背叛了霍查，而且也是阿民族的叛徒。阿利雅确信谢胡“自杀”
霍查的接班人、阿剧变后首任总统阿利雅每当谈起谢胡之死，都坚持谢胡“自杀”的说法。谢胡事件发生时，阿利雅担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实际上的第三把手。他是这样描述谢胡自杀的：
谢胡与霍查之间曾发生过争论，但没有发生过导致冲突的矛盾。导致谢胡悲剧的事件确实与他儿子订婚有关。1981年9月，谢胡的儿子斯坎德尔打算与一个阶级出身不好的家庭的女排运动员订婚。这个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在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战争期间是“阿奸”，以后出逃国外。……当时，正在筹备拟于1981年11月8日召开党的“八大”，所以决定等“八大”之后再讨论谢胡的问题。“八大”还是选举他为政治局委员，并保留他的总理职位。这清楚地表明，谢胡儿子的问题并没有给他带来负面影响。事实上，政治局起先也没有讨论这个问题，只是找谢胡谈了一次话，要他做一下自我批评就算了。谢胡也曾表示解除这门亲事，并向政治局交了检讨书。在代表大会后，于12月16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谢胡做了书面检讨。会开得很长，因为政治局委员在发言时对他的自我批评不满意，……建议给他党内“记过”处分。会议很晚才结束。霍查本来没有话要讲，后来决定第二天上午9时继续开会时再说。我和霍查一起离开，并送霍查到他家门口。路上，霍查对我说：“明天我们听谢胡说些什么，然后我再发言，这事就算了结了。我也同意大家的意见，给他党内记过处分。”第二天早晨8时左右，我在家里接到谢胡的卫士长打来的电话：
“谢胡总理在自己的卧室自杀了。”我丝毫不怀疑谢胡是自杀的，立即离家到霍查家。霍查正在吃早饭。我没有马上把这一消息告诉他，以便等霍查同志把饭吃完。而霍查却催问我有什么事，并漫不经心地对我说：“我觉得今天的会不会很长，只有我和穆罕默德发言。这个问题也就算完了。”我接着他的话音说，看来事情还没完。昨晚谢胡自杀了。听到这一消息，霍查皱了一下眉头，表现很惊愕。他对我说，怎么会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什么动机促使他这么做？
这一天，政治局会议还是召开了。同志们对谢胡自杀感到无比愤恨，并谴责这是“敌对”行为。此后，霍查便开始对谢胡发生了怀疑。为了证实谢胡的死因，霍查取出了有关谢胡过去的一些档案材料。这些材料原本存在卡博（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党内第三把手，霍查的亲信，1979年病故）的保险柜里，但钥匙在霍查手中。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英文材料，大约20页。我的英文虽然不熟练，但粗略看看，大致也能明白：谢胡在西班牙战争结束后，被关进法国集中营，在那里被招募为英国情报局间谍。二战期间，英国驻阿尔巴尼亚通讯联络官员一直同他保持联系，直至1953年他任总理为止。文件中说，1945年至1950年，谢胡的立场发生过动摇，更多地偏向苏联。最后一份文件是1953年的，其中写道：“谢胡已经担任总理，不要再干扰和刺激他了。”
霍查是怎样得到这份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材料的呢？霍查告诉我，这些文件是某人于1964年送交阿尔巴尼亚驻维也纳大使馆的。某人还称，如果肯出钱的话，他还有其他一些文件。阿大使馆把这些文件立即直送卡博，卡博又转交霍查。霍查曾认为，这些文件旨在挑拨和离间阿尔巴尼上。如果他是美国或南斯拉夫的间谍的话，他早该行动了，但是他并没有行动。……至于我亲眼看到的那些文件。确实存在。1987年，我也亲自收到一封由美国人从阿根廷寄来的信，而且那个美国人说文件是可靠的。也就是说。文件是存在的。但是，迄今为止，并没有事实证明这些文件的可靠性。而且霍查和卡博看到的1964年的文件已经下了结论，认为谢胡到那时并没有采取任何间谍行动。亚领导层。因为当时阿尔巴尼亚已经跟苏联闹翻，苏联报刊不断攻击阿政界要人，其中攻击最多的就有谢胡，指责他与帝国主义有联系。鉴于上述因素及与苏闹翻后的紧张关系，霍查与卡博得出结论说，这是挑拨离间。但是，在谢胡自杀后，这些观点就变了样。
谢胡死后6年，即1987年，我又收到阿尔巴尼亚驻阿根廷大使馆的一封信。信中说，一位不肯透露身份的美国人交来一份文件，证实1964年递交的文件全部是真的。我便把这封信向中央委员们做了传达。不过当时我也不能保证这些文件的真实性。
当被问及谢胡生前在政治路线上与霍查是否有分歧时，阿利雅说：“谢胡人很聪明，有时显得很乐观，但野心勃勃，好走极端，待人苛刻。他与霍查可能在权力问题上有摩擦。因为霍查知道谢胡能力强、有气魄。但这不能说他们之间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线。谢胡对霍查是言听计从。霍查也不反对谢胡提出的主张。两人很合拍，但谢胡的极端主义对霍查影响颇大。”
2005年，阿利雅首次改变初衷。他除了重申原来坚持的谢胡自杀的观点之外，对霍查的“谢胡50年间谍史”开始提出了疑义，也不同意霍查“肉体消灭”党内的战友。他说：
……说心里话，谢胡从1942—1943年（当时他在集中营里）到1981年自杀，整整40年。这40年，谢胡在干什么？在阿尔巴尼亚的领导岗位
阿利雅同时强调，“谢胡的确是自杀，因为他不能忍受所受到的那样的批判，他感到在那样的批评的重压下简直活不下去了。他自杀，我们大家都感到吃惊”。“谢胡是我国天才的领导人，有知识，好读书，政治观点尖锐，工作勤奋、积极，走遍了国家的四面八方。”
谢胡之子如是说
谢胡的两个儿子对其父之死有何说法呢？二儿子斯坎德尔·谢胡说：“是霍查首先对谢胡进行政治迫害的，其他的政治局委员随声附和。他们先是反对真正的敌人，接着反对的并非是真正的敌人，只不过是与他们意见不同的人，再后来是反对自己的人。谢胡是被逼自杀的，但也有不少人认为是他杀，其实自杀与他杀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小儿子巴什基姆曾在上世纪90年代就谢胡之死写了一本畅销书《忧虑的秋天》。但是，这本书并没有回答谢胡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的问题。笔者在重新安葬谢胡遗骸的仪式上曾问及巴什基姆，他只是简单地回答说：“是谁扣动了击中穆罕默德·谢胡的扳机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谁促使他扣动了扳机。”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更 正
本刊2009年第3期84页《陪同萧克将军出访加拿大》一文开头句“今年8月24日”有误，应为“2008年10月25日”；左栏第三段第一句话应改为“中国与加拿大是友好国家”。
2009年第1期11页左栏第5行“一·二一运动”应为“一二·一运动”；67页左栏11行“1935年”应为“1936年”；第2期78页左栏23行“海外关系是个好关系”应为“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84页右栏31行“清柞”应为“清祚”；85页右栏16行“李宝家”应为“李宝嘉”。
第3期74页右栏第5行“河南大学”应为“郑州大学”。
（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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