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620年推古朝，有厩户皇子、苏我马子奉敕命撰写的《天皇记》、《国记）等（烧失）。
《日本书纪》主要记述开天辟地的神代至持统天皇年间的历史。前面部分内容与此前完成的《古事记》，时代上有所重复，但23卷“舒明纪”以后则是新内容。各卷的叙述中心，皆皇室系谱及皇族活动。前半部有很多神话故事或传说，后半部的主要特征则是对外关系之类的历史事件记述。总之，《日本书纪》的文学价值不如《古事记》。但毕竟也有很大比重的神话描写。例如写到天地初开、国土生成、诸神诞生，又转入以素佈鸣尊为中心的出云神话，写到天孙降临及神武天皇出世。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竟有多处引用中国古籍《汉书》、《艺文类聚》、《淮南子》中的语句，以为润饰。如开篇一句“古天地未剖，阴阳不分，浑沌如鸡子……”，则是唐代欧阳询的名句。可见当时的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影响之大。14卷“雄略纪”到21卷的“崇峻纪”，这种特征更加明显。除前述《汉书》、《艺文类聚》，还引用《后汉书》、《三国志》、《梁书》、《隋书》、《文选》之中的语句，甚至引用汉译佛典《金光明最胜王经》，以为润色。另外，17卷“继体纪”详细记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19卷“钦明纪”则记述佛教传入日本。
从总体上看， 《日本书纪》的文体是传说式陈述体，比较重视史料。但卷三十“持统纪”具有散文化特征。应当说，《日本书纪》首先是一部史书。创作过程中显然参考了诸多资料或记录，而且模仿 《汉书》的注释体裁，书中插入许多资料说明或训诂注释。从各卷文体差异上看，这部史书非一人所撰，因为既有和文体亦有汉文体，还有和汉混用的文体。因而，《日本书纪》没有《古事记》那种文体上的统一性。但它毕竟是拥有诸多珍贵资料的史书名作，且因受到中国史书文史不分的影响，加上重要的神话部分，《日本书纪》堪称日本最早的文学名著之一。
《日本书纪》又是日本纪传体史书的嚆矢。进入平安朝后（公元784～1192年），相继出现了另外5部有名的纪体史书，即《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和《三代实录》，与《日本书纪》一并，合称“六国史”。
《古事记》、《日本书纪》的共同特征是致力于阐述“王化的历史”，进而构建起体现王权的意识形态。但是二者的作用又有所不同。不妨说，《古事记》的“王化”是纯粹观念性的；而《日本书纪》却是一部正史。《古事记》为《日本书纪》提供了观念基础。《日本书纪》却偏离了前者的观念轨迹，而更加注重政治性的官僚律令制度。关于日本早期的神话时代，二者态度迥异。《古事记》描绘出一个应当复归的原型世界——神化的圣性；而《日本书纪》却大地淡化了神的世界，将叙述的重点移至神武天皇以后。 《日本书纪》已将神化对象化为历史，它所依循的原理，不再是基于祭式的神话，而是儒教这种具有更高组织化特征的世俗思想。儒教在日本促成了大陆式官僚国家体制的生长。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古代日本地方地志的《风土记》（公元713年）。
《风土记》记载古老传说、旧事佚闻，涉及各地的产物、地名、风俗等。《风土记》包含多部，但渐次逸失，现存只有常陆、出云、播磨、丰后、肥前五部，其中又唯有《出云风土记》尚属完本。《风土记》的文学史价值，主要体现在大量采录不同于权威系统的地方民间神话与传说。作品中，处处可以窥见日本古代农村的生活气息。《风土记》尽管从文化上讲，与《古事记》、《日本书纪》有所重合，但根本上是不同的，例如《风土记》竟然不知道“记·纪”文学中天照大神的存在。此外，《风土记》各篇的编篡方式、文体与结构皆不相同。“万叶”和歌与汉诗
日本最早的诗歌是和歌。和歌的产生与《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歌谣”具有关联。例如，《万叶集》中即可窥见“记·纪”歌谣的诸多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内容上，韵律、构思均有近似之处。 《万叶集》是日本现存最早的和歌集，共20卷，传说编篡于奈良时代后期和平安时代前期（公元800年前后），经数位编辑整理，最终定稿者是大伴家持。诗集中，共有长歌265首，旋头歌62首，短歌4207首，连歌1首，佛足石歌1首。此外尚有汉诗4首，汉文22篇。总之，《万叶集》集日本古代诗歌之大成，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万叶集》中的和歌如前所述包括长歌、短歌等不同类型，因而各自皆有不同的形式特征亦即格律限制。不过，当时种种格律尚未定型。此外，由于各类歌体中唯“短歌”最符合日本人的自然审美情感，所以，日后短歌获得很大发展，而其他形式却渐次消亡。
简单说来，和歌的格律主要体现在假名音节的限定上，例如“长歌”长度不限，在句式上以五音七音句式反复，最后结句却以五音七音七音句式结尾（亦即5·7·5·7……5·7·7）。“短歌”只有31音，句式为（5·7·5·7·7）。除了音节，尚有“枕词”、“序词”之类的形式约定。
从主题内容上讲， 《万叶集》分三大类，即杂歌、相闻和挽歌。这些类型的名称据说仿自中国的《文选》。“挽歌”的内容主要涉及人的死亡，为亲朋好友的死别而悲伤。“相闻”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包括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但更多表现夫妇、恋人之间的情思纠葛。“杂歌”所含内容广泛，“挽歌”、“相闻”以外者皆纳入其中。例如行幸、旅行、公私宴庆等等。因此，最具色彩的是“杂歌”。
另外，“相闻”和歌又细分为三类：正述心绪、寄物陈思和譬喻歌。
《万叶集》问世之时，平、片假名尚未产生，因而所有和歌皆以汉字标记。汉字早已传至日本。因而当时的文化人能够相当自由地运用汉字。但汉字毕竟是外来文字，运用时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汉字字义符合日语的原有语义，二则完全照搬。前者为训读，字同音不同，借用了汉字，却使用日本语原有的语音；后者为音读，如饿鬼、法师等，同时借用汉字的字型、字义与发音。此外，尚有仅仅借用汉字语音而与语义无关的用法，即所谓“万叶假名”。日后“万叶假名”进一步省略笔画演化成为平假名、片假名。假名文字的出现在日本文学史、文化史上发生了巨大作用。
进而言之，和歌作为富于个性的艺术形式，建构在渐渐舍弃“歌谣”的歌唱性、群体性基础之上。万叶时代的文学形式已有神话、传说、话本与歌谣，但物语、随笔等尚未问世。或者说仅仅以萌芽形态包含于万叶和歌之中。“万叶时代”又被称作抒情诗时代，抒情诗不同于描述事件发展、人类关系的叙事文学，是一种表现个人欢愉、苦痛、憧憬、悲哀亦即个体小宇宙的文学形式。《万叶集》以抒情为主。而抒情诗本质上不是反映外界现实，却是将外界现实凝聚到诗人的心中。这一点，也是和歌与歌谣的基本区别之一。虽然“记·纪歌谣”（《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歌谣）已经超越了原始歌谣，走向更高阶段，例如形式上已有片歌、短歌、长歌之类的划分，包含了艺术动机与宫廷倾向，但说到底，“记·纪歌谣”尚不是贵族艺术，而属乡土化的庶民艺术，具有原始共同体季节祭式的性质。至少，“记·纪歌谣”不能称作“抒情诗”。“记·纪歌谣”是古代日本贵族阶级形成过程中的历史产物。这种过程孕育了抒情诗。具体地说，这一过程是由祭式魔法走向个人情感，由原始音乐、原始舞蹈趋向单纯的语言艺术。
下面是《万叶集》中大伴旅人的赞酒歌选译，不难看出前述个人化和抒情性的风格特征。
今世寻欢乐，酒足兴津津；
来生宁愿作，虫豸与鸣禽。
和歌汉译是极其困难的事，无论多么高超的译作，都将损失特定民族语言形式上的美感。因为音韵、格律乃至文字的视觉印象，统统大相径庭。
又如，《万叶集》女诗人额由王的《思念近江天皇之歌》，优美的汉译最大限度地传达了原作的抒情特征：
怀恋人难逢，待君一片情；
吾门帘幌动，翦翦是秋风。“风吹帘动”，却是秋风。和歌受《文选》十五卷《玉台新咏》。亦即“清风帷帘动，晨月照幽房”的影响。但是，和歌中的余情余韵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至少一个“是”字，不得已损失了原诗的素淡与动感。同时，日本和歌的五·七句式，源自日本古代舞蹈的节奏感。原诗为：
君待っとわか恋ひたむれば
わか宿のすた重かし秋の风吹く
《万叶集》另一内容方面的特征，是突然增加了大量叙景诗或四季歌。应当说，这种类型在“记·纪歌谣”中十分罕见。原因在于，日本民族并不是一开始就对自然持有友好的态度。在“万叶时代”以后的日本文学中，风花雪月成为重要内容，似乎日本人生来与自然处于和谐的状态中。其实不然，在神话时代，日本人对自然甚至抱有敌对态度。
一般说来，任何国家的文学发生皆以叙事文学为先，抒情文学随后。不同的是，日本古代的叙事文学相对贫困，而抒情文学却迅速获得了异常发展。例如，“万叶时代”之前几乎只有《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而《万叶集》以后不仅迎来《古今集》时代抒情诗的开花季节，甚至将抒情作为传统，注入以后平安朝时代的女性文学中。即便在近代以后的日本文学中，也可看到这种影响。叙事文学的贫乏，主要因为文化历史的作用。据说原因之一在于没有分化出巡游诗人这种特定职业。同样，抒情诗的繁荣兴盛也有其特定的新的历史文化条件。所谓新条件，无非是与中国大陆文化加强了接触，同时建立起新的基于律令制的贵族社会。
《万叶集》的作者形形色色，主要有天皇、皇后、官僚、僧侣或平民百姓。早期作者以柿本人虫为代表，包括舒明天皇、齐明天皇、有间皇子、天智天皇、天武天皇、额田王、大津皇子等。此外尚有大量佚名作者。代表奈良时代的山上忆良、大伴旅人、山部赤人和大伴家持等几位著名诗人，则尤值一提。山上忆良的 《贫穷问答歌》堪称名作。
《贫穷问答歌》题材独特，形式上是两个穷人的对话。山上忆良超越了柿本人虫的早期和歌，全诗83句中仅仅使用了一个枕词“虎鸫”（日本古代传说中的怪物）。“枕词”是日本古代神话中的异名，冠于每句之首，一首长歌中往往使用若干“枕词”。“枕词”的作用是造成一种听觉性暗喻，形式感很强。“枕词”起源于古代祭式。而山上忆良舍弃“枕词”，说明这种形式要素在他眼中，已经成为一种桎梏，或是陈旧的雅言语式。从文体特征上看，以前的和歌像咒文一样，具有音乐式的连续性；而山上的作品特征却是非连续的跳跃性。
最后，仍然需要强调歌谣与“万叶和歌”之间的差异与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