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多取弱小以增加虚数呢！况且，陛下曾经说要以诚信治理天下，而今您即位不久，但已经失信多次了！”
诚信之道（8）new
李世民一听，非常惊讶，问：“我哪里有失信的事情？”魏徵倒也不慌，侃侃而谈，一下列举了当时好几件失信于民的事情，比如说今天出台一个政策说蠲免赋税了，明天又下一道敕文征收如故。
魏徵又说：“陛下曾经下敕文说：‘已经出力役者、已经交纳赋税者，今年就不征了，从明年开始。’但是后来还是加征赋税了，而今您又征兵，哪里就是明年再征呢？何况，与您共治天下的地方官时常检阅赋税人丁簿册，征税征兵都以此为准。征税时没问题，可这次征兵您却怀疑他们欺诈，难道这就是陛下所说的以诚信治天下吗？”
李世民听了魏徵的一席话，恍然大悟，非常高兴地说：“以前我以为你固执，不懂得政务，今天听你议论国家大事，真是非常精要。如果国家的号令不讲信用，百姓就会无所适从，天下怎么可能安定！我的错误真大啊。”
结果，李世民不仅采纳了魏徵的建议，不再征发中男当兵，同时还赐给魏徵一个金。
这样的故事在历史上还有很多。可以说，从一人一事，直到一个国家的治理，信誉为先，这是中国流传已久的一种道德理念。
谈到信誉，我们还得知道大信和小信的区别。
难道诚信还有什么内在的区别吗？我们怎样来区分呢？
孔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君子贞而不谅。”（《论语·卫灵公》）什么叫做“贞”？“贞”就是内有所守的大信誉，符合道义。而“谅”呢？“谅”就是内无所守，求信于人，拘于小节，难合大道。也就是说，君子要坚持正义而守大信，观大势，顾大局，但不一定要局限于小节上。
孔子为什么要分大信、小信呢？这跟他的另一个思想有关。在《论语》中，孔子有很多地方是主张变通的，主张君子要善于通权达变。做一件具体事情之前，允许你在技巧上、在策略上有变通，更好地做好这件事，而不是提倡大家都去做腐儒，固执己见。所以，当子贡有一次问孔子怎么样才叫做士的时候，孔子回答说：第一等的“士”是有羞耻之心、不辱君命的人；其次是孝敬父母、顺从兄长的人；再次才是“言必信，行必果”的人；至于现在的当政者，都是一些器量狭小的人，根本算不得“士”。我们今天说“言必信，行必果”，含有肯定的褒义，但在孔子那里，这还只是小信。
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然小人哉！”（《论语·子路》）意思是说，说到一定做到，做事一定坚持到底，但实际上却不问是非，固执己见，那是小人啊。孔子心目中的“士”，就是懂得羞耻之心、孝敬之道的人，懂得大信的人。
不管从我们个人的人生道路来说，还是从整个社会文明的进展来说，只有守住诚信，才有未来。我想，对于诚信，每一个时代可能有每一个时代的解读。
让我们保有内心的诚意，从当下的生活出发，接受现实，朴素面对，并且以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守住信誉，通往未来的道路一定会向我们敞开。这样一种观念，大概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它的积极价值吧。
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想，应该从《论语》出发，结合今天的现实，以《论语》中的诚信来引导今天的生活，走好我们人生的路。
诚信之道（9）new
孔子说过一句话：“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当我们建立了自己良好的道德体系，当我们的整个道德水准提升之后，不仅是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而且会有很多人都在帮助我们，会有志同道合的人跟我们在一起。
有道德的人一定不会孤单。从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真诚出发，建立和守住信誉，就一定会建设起一个诚信的社会。
本色于丹（1）new
张越：观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光临《百家讲坛》。今天我们将对话于丹。欢迎于丹教授。
于丹：你好，张越。
张越：你好。去年春节你就在这儿开讲《〈庄子〉心得》？
于丹：对。
张越：事隔一年，今年春节再开讲《〈论语〉感悟》。和去年比，你觉得你自己在心情上有什么变化吗？
于丹：变化太大了。其实，这次还不只是和去年春节讲《〈庄子〉心得》相比。这次还是在讲《论语》的解读嘛，那跟2006年10月播出的《〈论语〉心得》相比，心情真的有很大变化了。这次再讲《论语》，当我走进国宏宾馆旋转门的时候，心头百感交集。
第一次讲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呢？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我曾经看到一个故事说，大概在二百多年前，有一个数学系的大学生，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他很聪明，学习也很用功，老师就给他吃偏饭，每天给他多留三道题，让他回去自己做。这孩子就天天习以为常地做题。
有一天，他把三道题做完以后发现书里头还夹着一张小条，也是一道题，只许用直尺和圆规做出一个正十七边形来。他想，这大概是老师多给他留了一道题。他就开始做题。
这道题挺难的，他整整熬了一夜，直到天亮才做出来。他就拿着作业，晃荡晃荡回学校交卷。他把作业往老师那儿一放，老师一看就开始哆嗦，问他，这题是你自己做出来的吗？
他说，是啊，这题挺难做的，我花了一宿。老师说，这道题是一道两千多年前的题啊，阿基米德没做出来，牛顿也没做出来，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这辈子把它做出来，所以我走到哪儿都在书里夹着这张纸条，但我到现在也没做出来。我不小心把它掉到你那儿了，你居然就把它做出来了。
老师一说完，这个学生就快被吓哭了。学生说，要是老师告诉我这是一道两千多年来都没做出来的题，那我肯定也做不出来。
这个学生就是后来被称为数学王子的高斯，高斯也是因为这道题而一举成名。
我当然没有高斯那个才华，但是我觉得，当时万卫老师扔给我这张纸条，让我讲《论语》，我确实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道题，不然我肯定不敢拿。我想我第一次开讲，有一半因素是被万卫老师蒙来的。我跟他熟，跟《百家讲坛》也熟，他就跟我说，现在有不少备选的主讲人要来《百家讲坛》讲《论语》，你不是教传媒的吗？以前也老来这儿跟我们聊天，对我们的节目有很多建设性意见，对很多主讲人的讲法都有自己的看法，那你也来录一下，录完后我给有关主讲人看看，我们大家一起商量一下这个东西怎么讲能更有点意思。
我记得当时我从学校就来了，穿着现在到处都能看得见的绿条西服那一身。那是我上班时的衣服，里面穿着一个白背心。我上讲台的时候，导播对我说，你背心上有银色的花，反光。
我说，那怎么办？我没带别的衣服。你看我现在上《百家讲坛》拎的那个包，一般都装着好几身衣服。但是那时候我不知道，没衣服可换，最后大家给我出主意说，你那背心能翻过来穿吗？当时我想，不就是录一个样片吗？《百家讲坛》都是这么录的，先录样片。我也没多想，就把背心反穿了。最后正式播出的《〈论语〉心得》里，我那背心是翻着穿的，把背面穿前面了，因为前面有花。
本色于丹（2）
我一上来开口就说，哗啦啦讲完了一节内容。大家非常鼓励我，我说完之后大家都鼓掌，问，于老师，你下次还来吗？
这时，我就清楚地听见万老师在导播台上说，来，于老师接下来就讲《论语》了。我直到那个时候才算是正式接到通知，让我讲《论语》。
张越：今天现场的叔叔阿姨，有前年“十一”期间在这儿听她讲《〈论语〉心得》的吗？哦，有。阿姨，于丹她现在的样子跟上次比差别大吗？
观众：我觉得还可以。
观众：我觉得于丹老师在这儿讲课肯定跟在大学里讲课不一样。对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来说，于丹老师讲的东西我们听着挺新鲜。现在于老师比原来讲得更成熟、更老练了。
张越：跟您第一次听她讲《论语》比，您觉得她有什么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
观众：没看出来。
张越：显而易见的一个事实就没看出来啊？一年半以前她脸上没疙瘩，今天脸上可是起疙瘩了。
于丹：对。
张越：这说明了什么？不是说明中央电视台的化妆品不好，而是说明于丹老师精神压力很大，休息不够，是不是？
于丹：对，有这个原因。
张越：是不是这次再讲《论语》比上次的压力大得多了？
于丹：这一次，用《论语》里的一句话说，叫“临事而惧”。
张越：害怕了。
于丹：真是懂得害怕了。因为第一次讲《论语》的时候，没想过要讲第二次，我就随手把好讲的内容差不多都讲完了，这一回再来七讲，发现剩下的都不大好讲，压力很大。应该说，这一次我准备得比第一次更认真，更细致，内在的逻辑性更强，材料更丰富。
张越：你怕到什么程度？你唠叨吗？怕的时候。
于丹：不唠叨，我从小就不唠叨。
张越：你不跟周围人说，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于丹：没有。我是独生女，我也没上过幼儿园，没人可唠叨，养成了不唠叨的习惯。但是，我写日记，自己跟日记本唠叨。
其实，刚才这位阿姨说得挺对的，就是我周围的人，我的同事、朋友，也不大能看出来我有怎么样的变化。我不是有事就要找人唠叨的人，我觉得我长这么大，太多的事情都是发乎心，止乎心，很多东西只有我自己清楚。
好在我一直写日记，有日记在见证我自己是怎么变化的。讲《〈论语〉感悟》，我自己也很矛盾。从我自己的状态上来讲，我觉得压力很大，不太想再讲，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第一次讲得很不系统，《论语》中有太多重要的东西还没有讲到。比如说，这次讲了孝敬之道，第一次完全没有讲过这个；又讲了忠恕之道，这是儒家一个很核心的思想理念；还有讲仁爱之道和诚信之道，我想，这些都属于我们今天社会里面的一些核心价值，应该从经典中把它们梳理出来。所以，最后我就决定接着讲《论语》了。
张越：你说你“临事而惧”，惧什么啊？
于丹：这种“惧”，我觉得有很多方面。第一个方面，再讲《论语》是一种责任。第二个方面，这次开讲对自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也惧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在讲《〈论语〉心得》之前，我就是一个很安静的大学老师。张越你认识我的时候，我都是在中央电视台讲电视传媒。
本色于丹（3）
张越：对，在开策划会的时候。
于丹：我已经讲了十多年的电视传媒，这是我的专业。但是，现在各个地方请我的人都是让我去讲国学，讲孔子，讲庄子。这些内容都是我喜欢的，但是如果让我不停地讲这个，我内心也有惧怕，因为人的时间、精力就是那么多，我一直讲这些，那我的专业又该怎么办呢？毕竟我还要给学生上课，我自己还要再进修，那么时间上就会越来越冲突。在我内心，所有这些都是惧的理由。
张越：听到你惧，我倒挺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