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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布吕内从前线退下来，孤身一人，深夜来到一个村庄，叫开一个农家的门。他想留下休息一会儿，农家夫妇怕受连累，赶他出去。天亮时分，他来到村里的广场，看到教堂的钟楼上烈火熊熊。他被俘了。德国兵押送俘虏到战俘营去。战俘们的秩序很乱，一个中士要布吕内出面维持秩序，他拒绝。布吕内留心寻找俘虏里的共产党员，他认为共产党员应该凑在一起做些工作。德国人清理战俘，阿尔萨斯被认为是德国领土，因此阿尔萨斯籍的战俘都被释放。战俘营要转移，当局声明不会把他们撤离法国本土。列车向东奔驰，大家猜不透德国人要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列车驶过法国境内最后一个车站，大家才明白他们的目的地是德国。火车减速时，一个印刷工人纵身跃出车厢，德国兵把他打死，布吕内觉得自己像处在一个巨大的垃圾桶里，有人在里面踢脚。在他背后，印刷工人的尸体在路基的边坡上。明天拂晓，死人的肉体和生锈的钢轨上将淌出同样的汗水。
在《心灵之死》中，萨特把他笔下的人物置身于战争的灾难之中。集中笔墨描写了人们最严重的病态的肉体状况和病态的荒谬的心灵状态。
比如西班牙人高梅茨这个人物。他过去是一个画家，共和国将军，西班牙陷落后，他到了纽约，成了一个失业记者。他是在晒得灼热的马路上得到巴黎陷落的消息的。酷暑使他汗流夹背，他对“无用的太阳”、“无用的白昼”感到一种荒谬的气氛。巴黎陷落后，他的妻子萨拉带着幼小的儿子沿着公路逃难。她用尽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力量，避免同人群混在一起，逃难的人群像野兽，使她感到恐惧：“味道，人的味道，热乎乎的，腻人的，病态的，刺激性的臭味，一种有思想活动的野兽的臭味。”
还有丹尼尔，这个人物有严重的变态心理，他对法国的的沦陷反而感到快乐，预言“刽子手的时代来到了”。他对美少年菲利普怀着病态的欲望，他被这种病态欲望折磨得痛苦万分，恨不得把菲利普劈成两半。
还有日渐苍老的洛拉，患着子宫癌，怀着恐惧的心情接受谢尔庚的爱抚。
犹太人沙尔罗，对德国人的到来恐惧万分，他知道德国人在屠杀犹太人。“不是我害怕，而是我身上的种族害怕。这一点没有丝毫办法。”
《心灵之死》中所有的人物都感到恐惧、绝望，感到在充满敌意的世界里被抛弃；感到茫然若失，束手无策。更为可怕的是，在这种恶劣的境遇中，人们不但不能想互帮助，反而残酷地相互打击和伤害。“他人即地狱”的思想在这里得到充分的体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恐惧和痛苦，他们非但不能联合起来，反而彼此成了敌人。有一队勇敢的人，打算反抗法国当局宣布投降的命令，抵抗德国人进驻法国。但他们的勇敢行为没有得到居民的任何同情，相反他们遭到农民的敌视。人和人之间永远是隔膜的。这就是萨特想要说的。士兵们看到自己的军官逃跑，深感绝望，“他们从来也没有爱过我们，谁也不爱我们：老百姓责备我们没有保护好他们，军官扔下我们不管，农民恨我们，德国佬趁黑夜往前闯，我们只是下等人。”
士兵得到法国投降的消息后，更加绝望，他们觉得自己是“无罪的罪人”、“战败的怪兵”，历史的审判将落在他们头上。他们痛苦得发疯，他们大笑，他们要把自己的悲哀淹没在笑声之中。“和平是一种偶然机会。他们笑了，他们撞上了荒诞的命运之墙……，他们笑，是为了惩罚自己，是为了净化自己，是为了替自己报仇。不讲人性的人，太讲人性的人，处在绝望的两方面，都是人。”
在萨特的笔下，主人公的英雄行为也只表明内心的绝望，世界的荒诞与虚无。当马提埃勇敢地射击进村的德国兵时，却是一次绝望的歇斯底里的大发作。马提埃觉得他不是在射击敌人而在射击人类，射击美德，射击他所爱过的信任过的一切，觉得他是在枪杀自己的理想和事业。“这一枪为玛塞儿，我本应该离开她；这一枪为奥杰塔，我曾经不想吻她……，这一枪为我没有胆量写出来的著作；这一枪为我放弃的旅游；这一枪对准所有的坏蛋，我曾想要憎恨他们，同时又试图理解他们……”
马提埃本来完成了一项英雄的壮举，他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阻击了德国军队晚进村庄十五分钟。但在萨特的笔下，这种英雄行为仍是为了表现存在的荒诞和无意义。不过马提埃的这个决定性的自由选择是积极的，他在枪林弹雨中完成了自己的选择，获得了自己存在的意义，“他在射击，他是纯洁的，他是万能的，他是自由的。”
境遇剧“境遇”是萨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指的是人生存的客观环境和生活的各种遭遇，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萨特把境遇运用到戏剧上，创造了一种“境遇剧”。萨特境遇剧的特点就体现在“境遇”上，也就是在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上。萨特主张给人物提供特定的环境，让人物在特定的环境中选择自己的行动，创造自己的本质，表现自己的性格和命运。用萨特自己的话来说：“既然人在一定的境遇中是自由的，既然他在一定的境遇中自由地选择他自己，既然他在这个境遇中并通过这个境遇选择自已，那么在戏剧中就必须表现简单的人的境遇，以及在这些境遇中选择的自由。”因为这种戏剧要表现的人的境遇，表现人在特定境遇中的自由选择，所以萨特称它为“境遇剧”，或“自由剧”。
在萨特的境遇剧中，人物总是被置于充满危机，生死悠关的可怕境遇之中，作者着力渲染人物对生存环境的恐惧感。人物面对恐怖的境遇必然要进行生存选择。比如《死无葬身之地》的生存环境是法西斯的牢房；《苍蝇》中的生存环境是在暴君统治下受着满城苍蝇威胁的阿尔戈斯城；《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中的生存环境是与世隔绝阴森的房间，这些剧中人物的生存环境都是“境遇”。人被抛掷在种种可怕的境遇里、不可能无动于衷，他们要生存要自由，就必须反抗挣扎，作出自由选择。
萨特在剧中总是要把人的各种荒诞的生存境遇展示出来，让人物认识到自己的可怕处境，从而萌发自我选择的强烈愿望。萨特以此阐发他的存在主义原则：自由选择。这就是萨特所说的：“境遇是一种召唤，它包围着我们，向我们提出某些解决办法，然而必须由我们自已去作出选择。”
《苍蝇》：“自由选择”
《苍蝇》是萨特在1943年创作的三幕话剧。这个剧本取材于古希腊传说。古希腊的“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曾用这个故事写过悲剧《阿伽门农》。
《苍蝇》一剧的情节很简单：阿伽门农是远征特洛依的希腊联军的统帅，阿尔戈斯国王。他的妻子即王后克吕泰墨斯特拉勾结其情夫埃癸斯托斯，杀害了阿伽门农王，并夺取了王位。那时阿加门农王的儿子俄瑞斯忒斯只有三岁，为了斩草除根，埃癸斯托斯命令武士将他杀死，武士念他年幼，动了恻隐之心，给他留下一条生路。自从埃癸斯托斯谋杀阿伽门农、篡夺王位之后，阿尔戈斯城充满了无数的苍蝇，挥之不去。城中百姓生活在恐怖和焦虑不安之中。十五年以后，俄瑞斯忒斯长大成人，来到阿尔戈斯城复仇，终于杀死了埃癸斯托斯和自己的母亲，为父亲阿加门农报了仇。随后，他离开了阿尔戈斯城，成群的苍蝇也随之而去，阿尔戈斯城得救了。
俄瑞斯忒斯是剧中的中心人物，也是萨特着力塑造的存在主义英雄。他敢于自由选择，敢于承担责任。当俄瑞斯忒斯来到阿尔戈斯城为父亲报仇时，众神之王朱庇特企图阻止他，警告他不要触动城邦的秩序和人们心灵的平静。否则将引起大灾难，并且暗示他屈从命运的安排，悄悄离开阿尔戈斯城。但俄瑞斯忒斯复仇之心已定，没有屈从于朱鹿特的压力和摆布。他坚信复仇的正义性，他要作出决定性的选择，并且打算承担一切后果。他认识到人是自由的，人应该在自己选择中获得自己存在的价值。他相信，神不能成为人的主宰，神创造了人，但神并不能主宰人的命运，人应该自己创造自己的本质，把握自己的命运。剧中有一段台词十分精彩地揭示了这一主题：
俄瑞斯忒斯：……你是诸神之王，朱庇特，你是石头和繁星之王，是海浪之王，但
你不是人类之王。
朱庇特：你这厚颜无耻的恶鬼，我不是你的王，那么是谁创造了你？
俄瑞斯忒斯：是你，但是你不该创造一个自由的我。
朱庇特：我给予你自由是要你为我服务。
俄瑞斯忒斯：这倒有可能，但这自由却转而反对起你来了。不论你或我，对此都无
能为力。……我就是我的自由，你刚刚创造出我来，我就不再属于你了。
俄瑞斯忒斯不屈从于任何发号施令，他挑战性地对天神朱庇特说：“我超乎寻常，违情背理，既无辩白，也无别的依靠，只有靠我自己。但是不会回到你的法律管束之下，我已判定为没有别的法律可循，只能遵循我自己的法律了。……我只能走我自己的路，因为我是一个人，朱庇特，每个人都应该闯出自己的路。”
俄瑞斯忒斯的思想和行为是萨特“自由选择”原则的体现。在萨特看来，人是命定为自由的，人要真正获得存在，就必须获得自由，自由是不可阻挡的，是绝对的。正因为如此，当埃癸斯托斯请来天神朱庇特用雷电劈死前来复仇的俄瑞斯忒斯时，作为众神之王的朱庇特也只好无可奈何地说出了自己的秘密：“一旦自由在一个人的灵魂中爆发，神对这个人就无能为力了。”俄瑞斯忒斯就是这样敢于自由选择，敢于承担责任，从而获得了自己的英雄本质，获得了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剧中的另一个人物，俄瑞斯忒斯的妹妹厄勒克特拉，则是一个不能真正获得存在价值的人。她名义上是一个公主，但实际上只是国王和王后的女仆，十五年来，他时刻都想着哥哥回来报仇。而一旦哥哥真的回来杀死了国王和王后，为父亲报了仇时，她又感到恐惧不安，感到后悔，认为自己是一个凶手，她屈从于神的摆布，并向朱庇特悔罪：“朱庇特，我的国王呀！……把我带走吧，我将遵从你的法律；我将是你的奴隶，由你随意摆布：我将亲吻你的脚和膝头。……我将献出我的一生来赎罪。我后悔，朱庇特，我后悔。”厄勒克特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