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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结尾的情节，亦有着特殊的意涵。当大卫？陈最后于“爱妻，还是爱狗”的问题上选择了“爱狗”之后，终于迫使其妻带着儿子离家出走去了孩子的大舅舅家。此时的大卫？陈尚不知反省，反而决意不惜一切代价为“玛莉”打胎，以免“玛莉”的“纯正”血统遭到破坏。他带着“玛莉”去找“仁爱兽医”，要求为“玛莉”打胎。兽医明明知道“这是一条一文不值的俗狗”，但在利益的驱使之下，为了索取高价，仍然将“玛莉”当成名贵的狗种来治疗，却在施药时因药剂师错将“动情荷尔蒙”误为“子宫收缩剂”，使“玛莉”痛苦地挣扎起来，下部流血，不停发颤……而大卫？陈则耐心地蹲在它身旁，抚摸它。就在大卫？陈一个人孤独地厮守着奄奄一息的“玛莉”身边时，他依稀又听见玉云说：“你爱我？还是爱狗？”小说终于画上了休止符。当人们看到大卫？陈的妻小竟因为一条狗而离开他时，那幕冷漠的场景真是叫人哭笑不得，小说其实又一次告诉人们，这一悲剧的发生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有着深刻的必然性。这一悲剧向人们暗示：大卫？陈企图过上“全盘西化”的生活，妄想完全同化于殖民者的最终结局，就是落得个妻离子散，家庭解体，与他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这就是洋奴的下场，可耻却又可悲！小说生动揭示了“西化”思想侵入台湾后贻害无穷的事实，通过挖掘洋奴大卫？陈如此扭曲与悖离道德性格的形成，触及到其灵魂深处，谴责与批判了崇洋媚外的腐败世风。在外资大量涌入的台湾社会转型期，出现这种为金钱而不惜出卖灵魂的人物并非偶然，人们亦无须予以回避。因为正是殖民地关系使人变成奴隶，使人和畜生的价值被荒谬地颠倒了。当大卫？陈扬言爱狗甚于爱妻时，小说的确把问题的矛盾推向了顶点。崇拜洋人连及其狗，连最起码的人性与人情都荡然全无，更别提民族情感与民族自尊了。可见作者对大卫？陈这一形象的刻画，显然有着双重的意义：一方面，通过这一洋奴形象，既批判了数典忘祖的大卫？陈之类的洋奴的嘴脸，又诅咒了卫门之类“新殖民者”轻侮中国人的恶行，还批判了弥漫于台湾社会中崇洋媚外的丑陋文化；另一方面，小说透过谴责大卫？陈这一洋奴形象，还蕴含了对回归民族精神，重塑民族尊严的深情呼唤和对提高国人素质，以及优化“国民性”的强烈祈盼。而小说的时代意义也就由此得到最大限度的开掘和发挥。
若依据性别理论来对这篇小说进行解读的话，大卫？陈这一洋奴形象则还包含了另一层特殊的意义，恰如学者邱贵芬所指出的那样：“许多台湾女作家笔下的男人都是软弱不堪，失去传统上男人主控的权力，形同被阉割去势。”邱贵芬：《性别／权力／殖民论述：乡土文学中的去势男人》，见郑明娳主编《当代台湾女性文学论》，（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83页。其中一大原因是：“台湾历经几次殖民时期政治丕变的惨痛经验，台湾男人失踪的失踪，留下来的则学习在噤若寒蝉的情况下求命保身。台湾的妇女面对的是传统男性权威的崩溃，她们见到的是她们的男人被有形无形地‘阉割’。”邱贵芬：《性别／权力／殖民论述：乡土文学中的去势男人》，见载郑明娳主编《当代台湾女性文学论》，（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83页。相对于大卫？陈形象的猥琐与鄙陋，玉云则是一个备受摧残与羞辱的形象，她的不幸与矛盾均缘于她依附于洋奴丈夫生存而失去了独立性，因此在家庭中沦为了大卫？陈的奴隶。在经历了重重风波的折磨后，一向对丈夫委曲求全、逆来顺受的玉云，在大卫？陈的拳头、巴掌之下被打醒了，终于毫无眷恋地带着孩子离家出走。玉云最后走上了反叛的道路，这是她女性意识的觉醒，更是民族意识的觉醒，她反抗的不只是夫权，更是那种媚外崇洋的奴性思想。她的反抗虽然显得无力和软弱，但毕竟有着积极的意义。事实上，玉云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中，她都是一个弱者，她最后迈出的反叛脚步其实是相当艰难的。小说中对玉云的内心委屈和心理突变有很细致的描绘，还采用了“意识流”的写法将现实与梦幻、回忆穿插在一起描写。玉云看到大卫？陈从中学英文教员而成为洋买办，几年钻营下来，每年都有小幅度的升等，于是一家“吃住穿”的问题，早就摆脱了实用的需要，进入了讲究与享受的阶段。因此，玉云虽然时常遭受大卫？陈日渐滋长的专横傲气所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但在她生活的小圈子中却有些光彩的面子，这也正是大卫？陈事业上的“成功”所给予的。每次遇到亲戚、朋友和同学时，几乎每个人都以她丈夫在洋机关的成就来赞美其婚姻，甚至于因为他们的出国机会而羡慕她。每当此时，玉云对自己在家庭中遭受痛苦的承受能力也就相应地增大了，也就更无法弄清楚造成她痛苦的根源所在。只要她从亲戚或朋友那儿得到一点点语言上的安慰，她对大卫？陈的容忍性也就随之进一步增大。玉云就在这样的患得患失中，陷入了经济上得益而精神上受折磨的两难处境中。玉云的处境或许也可以被视为西方经济新殖民地条件下台湾人民处境的一种象征。然而，在大卫？陈和玉云这对夫妻相处的模式中，却让人看到了深深的不平等，作为婚姻一方的妻子玉云毫无尊严可言，甚至被彻底矮化到连狗都不如的境地，家庭财富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因此带来更多的快乐，这不能不说是一桩最为悲惨的婚姻。在大卫？陈的淫威下，玉云虽本能地认识到不能引“狼”（玛莉）入室，本能地为自己的地位不如一只狼狗而气愤，但却因对于自身的处境、面临的危机，以及生存的使命等毫无丁点理性的认识，因此很容易就屈服了。小说由此暗示：对大卫？陈之流的洋奴，决不能毫无原则地迁就或退让，否则就会像精心服侍丈夫而到头来却连一条狗都不如的玉云那样被主子弃如敝屣。
通过上面的分析，人们确实看到了黄春明处理“新殖民主义”问题的高超方式，他在70年代即敏锐地观察到西方强势文化渗透与台湾主体文化渗漏所共同衍生的文化认同危机。黄春明透过他的创作，一方面把握了社会脉动，挖掘出社会问题，寻求着解决问题之道，另一方面也寻找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社会批判方面的支点。这个因一条洋狗而弄得大卫？陈一家妻离子散的极具讽刺意味的故事，痛快淋漓地鞭挞了台湾工商社会流行的崇洋媚外之风与奴颜媚骨之态，其批判锋芒直指家庭解体、社会解体之危机，的确令人震撼与深思，由此可见，作者对于“新殖民主义”危害的深重忧虑与警惕。诚然，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方式是以经济、技术援助的方式进行的，然而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毕竟还是需要引进西方的资本和技术，“小国寡民”的闭关意识是行不通的，因此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防备与阻止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入后同时出现的负面效应。对于台湾社会而言，它的“新殖民地”性质乃是海峡两岸长期隔绝的局势和国际“冷战”格局相互交织下的特殊时代产物，这种“新殖民主义”由于在客观上给台湾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经济繁荣，给某些人带来了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因此无形中也使得如何对待与处理“新殖民主义”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起来了。换言之，在接受西方资本和技术发展民族经济的同时，如何保持民族尊严，如何克服孳生的崇洋媚外思想，不仅是台湾人民需要严肃直面的，也是全中国，乃至整个第三世界人民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之一。这应该也是小说《我爱玛莉》最重要的思想意义之一。
此外，毋庸讳言的是，这篇小说发表后不久，一度也引来了某些“我不爱玛莉”的评论：“无论如何，文学还是含蓄的，老子有一句话‘道可道，非常道。’似乎可以用来借喻文学中未可尽知的那份领域。黄春明毫不含蓄地说了他的‘爱’和‘不爱’，固然也是黄春明式的勇敢和坦诚，但‘玄机’尽失，我不也可以说‘不爱’吗？”参阅了彭瑞金《我不爱玛莉——试论黄春明的变调》一文中的相关论述，见论文集《泥土的香味》，（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4月初版，第105页。甚至还有人认为这篇小说是：“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其性质已接近于“谴责小说”，等等。这样的批评诚然并非全无道理，不过我们却也不得不承认作者这种稍嫌露骨的批判取得了成功的戏剧效果，而小说社会警示意义的巨大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