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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开场了就不会有结束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博弈。角力斗智中，双方的本事都在增长。
在公众人物与记者的博弈中，有一句话应该名垂千古，这就是“无可奉告”。有一次看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一个城市的博物馆被一把火烧了。记者采访那个市的主管官员时，该官员很洋派，肩膀一耸，双手一摊，答曰：“无可奉告。”当时我真想对他喊，你蠢透了！在美国等这样的西方国家，“无可奉告”的官员多半是“嚼口香糖和放屁都不能同时进行”的货色，连行伍出身的艾森豪威尔都对他的下属说：“千万不能说‘无可奉告’。”
有一次，艾森豪威尔告诉他的一位助手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对一名记者说‘无可奉告’。一听到那样的话，他的鼻子就开始歙动，以为你在试图隐瞒什么。他就要四处嗅一嗅，想找出你藏匿的东西；他终究会找到某个能透露给他‘内情’的人。”〔８〕“像飞蛾扑火一样，记者总是情不禁地想写出好的新闻报道。”〔９〕这岂是一句“无可奉告”就打发了的？
美国的一位公关人士在为企业联络人员讲课时告诫：“最好的办法是以坦率的态度对待记者。对报界最好是开诚布公。除了不能告诉记者保险柜上的暗码，联络人员应当尽可能地与记者合作。”提这个建议的杰克·海敦本人是一家报纸的社论作家、记者。他这么说有点诱人上套之嫌，但下面的话证明了他的真诚：“如果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如果记者找到你的头上那就很可能是这样），那你就不要指望通过不予合作的办法来隐瞒事实。出于自尊心，大多数记者会日夜工作，就是要把新闻挖出来——即使是从你的尸体上爬过去也在所不惜。”〔１０〕遇上了穷追不舍的记者，真是公众人物的最大不幸，公众人物的“无可奉告”之盾，渐渐失去了对记者的抵挡效用。
新闻系教学时煞费苦心地训练记者抵御“无可奉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麦尔文·曼切尔告诉他的学生：“如果记者未能使消息来源相信揭发本身对他们（采访对象）自己来说是有利的，或者从长远角度来说对揭发者所从事的事业是有好处的话，记者就要告诉被采访者，他已经知道这个问题的一些情况了，无可奉告就意味着记者将不得不只报道事情的这一方面了。”另一个技巧就是告诉消息来源：“他们得到的情况本身可能是不全面的，但是无论如何，电台和报刊必须将这些即使是不全面、没有击中要害的情况刊登出去。但只要消息来源（指被采访者）肯于协助，这条消息也是可以做到更加准确无误的。”〔１１〕
新闻界对付“无可奉告”还有一个绝招，记者把他知道的不那么完整的事实简单的复述一遍，然后向采访对象求得证实。你若“无可奉告”，正中了他的圈套。他会在他陈述的后面加上一句：记者在向某人询问这件事情真相时，他的回答是“无可奉告”。这样的信息在受众那里产生的反应是，记者说的是真实的，被采访者一定是有难言之隐，不便明说罢了。
（三）
艾森豪威尔二战期间的英国情人凯·萨莫斯比·摩根的一段经历，仿佛专门是为艾森豪威尔“不要说无可奉告”的观点提供例证而发生的。二战期间，艾帅与他英籍私人司机摩根情深意挚，二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美国军方坚决反对并将摩根与他分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威胁：“如果他（艾森豪威尔）再提这件事，我一定会使他的后半生生活在地狱里。”一国将领在战争期间与一个外国女人发生恋情，被美国政府当做一件超级机密来对待。杜鲁门总统说：“作为一个总统，我最后干的一件事，就是从五角大楼的档案中找到这些信件，并将它销毁。”〔１２〕
事情过了三十多年，媒体仍需要当年艾帅的绯闻来娱乐公众。一位美国记者从万里以外将电话打到了摩根小姐的病床上。手术后的摩根小姐费力地接过电话，当听清记者追问的是她当年与艾森豪威尔的私情的时候，愤怒了：“这帮醉鬼和疯子深更半夜给我打来电话已经够讨厌的了，更为讨厌的是竟追踪到医院来打听我和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关系。”“‘无可奉告。’我说着挂断了电话。”当年，艾森豪威尔与摩根小姐情意缠绵的时候，还没有当总统，还没积累下对付记者不能说“无可奉告”的经验。摩根小姐虽“无可奉告”，报纸上还是发出了报道：“凯住在纽约一家医院里正在康复，她拒绝把与艾森豪威尔曾经计划结婚的事情透露给记者。”于是，“全世界都知道我在哪儿，电话、电报从全球各个角落打到医院来”。摩根小姐陷入了媒体的疯狂追逐之中〔１３〕。
不准说“无可奉告”的艾森豪威尔告诉他的助手，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您要做的是来回兜圈子讲话，不要说谎或说您不知道。只是不停顿地讲话，如果他们指责您答非所问，就给他们另外一些东西，让他们获得某种真实情况，但避免泄露那些‘无可奉告’保护的内容。”〔１４〕
艾森豪威尔不仅有理论，还有实践：“《基督教箴言报》政治专栏作家哈希一次问到美国组建快速部队情况：‘这些快速部队是什么样子，为他们提供的机动性的工具是什么，他们的武器和装备是什么？’艾森豪威尔绕开机密的细节问题，讲了十几分钟。记者招待会结束，有人问哈希，总统在他提问时回答了些什么？哈希回答：‘我哪怕最模糊的概念也没有，我必须返回办公室并尝试着从我的记录中领会其含义。’”〔１５〕
吉姆·哈蒂格是艾森豪威尔的新闻秘书，曾当过美国《纽约时报》的政治记者。艾森豪威尔对付新闻界的手段不少是他辅导的结果。哈蒂格作为在新闻圈子滚爬过的人，对付记者的手段炉火纯青。哈蒂格对记者们可以说是关怀备至，从乘车到食宿，从安排记者单独会见总统到为记者准备新闻资料，细致入微，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好的总统新闻发言人之一。但后来记者们才发现，哈蒂格把他们的生活安排得周到且无可挑剔，又提供大量的资料，但他们却从来没从哈蒂格那里掏得满意的新闻。譬如介绍总统与外国元首的某一次会谈，哈蒂格在细节上大量地满足记者的好奇心，参加会谈的是哪个，谁穿了件什么样式的衣服，椅子的罩布是什么颜色，中间谁去了几次厕所，吸了几支烟……记者们记录累得半死，回去写稿子时却发现，哈蒂格给他们提供的是一笔记本的鸡毛蒜皮。这个哈蒂格活到今天肯定是超级黑客，他提供的大量信息垃圾，把记者的思维网站淤得瘫痪了，遑论反手提问。
如此看来，拉姆斯菲尔德简直就是艾森豪威尔、哈蒂格的后身，得其真传又加以光大，政客真是越来越精。
（四）
说，还是不说，不论出于公共利益还是个人私利的考虑，公众人物一旦面对记者，这个问题就不可避免，而且没有成法，没有章程。
１９８７年参议员戈尔参加美国总统竞选。在一次电视访谈中，主持人问起了他吸食大麻的问题。在众目睽睽之下，戈尔尴尬地沉默了很久。事后，在这一问题上，戈尔和父亲出现了分歧。老戈尔认为应当保持沉默；戈尔则认为应当有一个一定程度的承认，以便轻装上阵。两人为此发生争执，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后来，还是决定发表一个声明。戈尔和他的助手讨论了声明表述上的各种细微差别，对于具体的措辞和可能产生的影响都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最终拟定了一个讲话稿。戈尔对于自己的行为加以辩护：“如同与我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我的生活反映了时代的特征。六十年代是一个变革时期，是一个国家成长、成熟、走出冷战、尽力解决越战问题和找回自己的时期。我们犯了错误，但是我们从这些错误中吸取了教训。作为一个国家和作为一个人，这些经历使我们更加强大。”〔１６〕
第二天，戈尔发表了这个简短的讲话后，有人认为他会为此断送前程，但很快地，一个参议员和一个众议员也先后承认自己曾经吸食过大麻，舆论释然了。
对于同样的问题，小布什的方针是“打死也不说”。许多新闻媒介报道有关小布什曾吸毒的传言，但小布什及竞选班子一直拒绝对此发表意见。１９９９年８月１７日，小布什在接受美国新闻网（ＣＮＮ）采访时说：“让我告诉你，这不是惟一一个谣传，但是你一旦回答了一个问题，他们就会散布第二个谣言。”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对一位记者说：“有人散布一个谣言，你就拿来向我发难，这不过是美国政客们玩弄的一个把戏，而你恰恰中了这种圈套。我不想跟你玩这种把戏。”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就此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百分之六十九的美国人认为，政治家应该回答所有关于非法吸食毒品的问题。而《时代》周刊和美国新闻网共同举办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美国人认为，坦白自己曾吸过毒的候选人不一定会在选举中败北〔１７〕。
有其父才有其子。老布什的“无可奉告”则具有行为艺术的色彩。
１９８８年８月１９日，老布什在接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演讲时讨好选民：“国会催促我加税，我会拒绝。然后他们会再催促我，我仍拒绝。他们若再催，我就会对他们说：‘听我说，我绝不加税。’”但到了１９９０年，当上总统后他却出台了一项增税计划。“一次他早上跑步时，当记者问他为什么又改变了立场时。他指着自己的臀部，脱口说了一句：‘从这儿来找答案吧。’”老布什的这个“无可奉告”，惹来了新闻界一阵酷评。有的文章题目是《看我的臀部：布什的后手翻给预算斗争增加了新的混乱》〔１８〕。出尔反尔，在政治家是常有的事，记者专揭疮疤，也真容易让人气急败坏。
但是，恰恰是一些让人难堪的问题，显示出了回答者的智慧，仿佛救起一个险球，捞了分。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一直是个反体制者，坐在台下骂台上。在１９９９年他过生日的时候，总统叶利钦授予他圣·安德烈勋章。这是彼得大帝１６９９年３月１０日设立的，当时作为俄国国家的最高奖，十月革命后被废止，后被叶利钦恢复。授予索尔仁尼琴是因为他“对祖国杰出的服务和对世界文学的伟大贡献”。但是，索尔仁尼琴却对这块生日蛋糕不屑一顾。他发表声明说：“我不能从一个将俄国带入当今灾难的最高权威那里接受奖赏。”这一拒绝令当局面子太过不去了。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西苏耶夫在一次电视转播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索尔仁尼琴）对官方和奖励持一种令人不安的态度。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对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持一种批评的态度。他有拒绝和接受的权利。”然后他又解嘲似的说：“颁奖也是总统的一个责任，他知道，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