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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俄罗斯人应对记者的嘴皮子功夫比美国人要强许多。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苏联作家爱伦坡在法国参加第一次保卫和平代表大会期间，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有一位记者问：“您怎样看待苏联报上的一篇文章？文中说，莫里哀是个没有才能的剧作家，在读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本后尤其明显。”记者手里拿着一份苏联报纸，但爱伦坡看不清楚是什么报。他回答说：“我不知道译文是否正确，我没有读过这篇文章；如果确实发表这样的文章，那只能表明文章的作者在文学方面不是内行，也不很聪明。”苏联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与法国的大文豪莫里哀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身为作家的爱伦坡当然清楚。接着，爱伦坡机智地发挥道：“我们说我国已经消灭了剥削者，但从来没有说我们已经消灭了傻瓜。”惹得记者们哄堂大笑起来〔２０〕。无论是谁，回答记者提问，有这样一个哄堂大笑的效果，多半是成功的。
（五）
２００３年，国务院大部分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政府陆续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了多次培训班对新闻发言人进行培训，有的还出台了新闻发言人手册，要求新闻发言人“不要撒谎；不要说‘无可奉告’；不要说‘对不起’、‘这件事情尚未证明’；回答记者提问要有理有节，不卑不亢。”将“无可奉告”列为新闻发言人的禁忌〔２１〕。
曾当过我国外交部第一任新闻发言人的前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建议，外交官在回答提问时尽量少说“无可奉告”，以他个人应对记者的经验是“因为这句话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２２〕。
“无可奉告”虽然说不得，但新闻发言人或其他公众人物回答记者的提问时，也不可能事事都说个原原本本。“按新闻规律办事，全力与世界接轨，以展现中国政府自信、务实、开放、负责的形象”，这是政治原则，是一种政治理念，但不是政治技术尤其不是应对记者的技术。具体语境中的问答交流，具体的信息追逐与信息掌控之间的博弈真是千变万化，岂能简单到一个不许“无可奉告”了事？１９７７年春天，法国电视二台制作一部题为《二十五名中学生到总统家作客》的电视节目。一名学生问总统德斯坦：“您作为国家元首能不能做到在统治国家的时候不说假话？”总统回答他说：“治理国家可以不说假话，我认为三年以来自己正是这样做的，但是确实有一些秘密是不能说的。”他接着说，“其实，秘密也没有人想象的那么多！目前我至多掌握三四个秘密。”德斯坦回忆说：“我记得当时我的脑海里闪现了在我看来是重要的国家机密，例如我掌握了勃列日涅夫选定的接班人的名字，萨达特企图推翻卡扎菲上校的政权……一名女学生以清脆悦耳的声音问我：‘那您能告诉我们吗？’‘不，我不能告诉你们。尽管你们会保密，但一旦告诉你们，秘密就公开了。’全场哄堂大笑。”〔２３〕德斯坦面对的毕竟是中学生而不是刁钻的记者。任何一个人所能提供的都是有限的新闻资源，不仅是因为每个人的所知有限，更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秘密公开了就不是秘密了。永远不要说“无可奉告”的前提是必须要有比“无可奉告”还要狡猾的替代品。当然，一劳永逸的办法是彻底消灭秘密，记者们愿意这样，公众也愿意这样，但政治家等一类公众人物是不想这样做的。秘密，就其本质来说，是权力的一部分。
注释：
〔１〕《英国连颁两项搞笑文学奖》，《中华读书报》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７日。
〔２〕董桥：《董桥文录》，四川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０４页。
〔３〕斯汀·马丁：《格林斯潘：金钱背后的人物》，经济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２１４页。
〔４〕〔５〕宋文京：《格林斯潘：仅次于上帝的人》，《畅销书摘》２００４年第１期，第２７页。
〔６〕〔７〕（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天下风云一报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４４、１页。
〔８〕〔１４〕〔１５〕（美）史塔生：《推动和平》，第１１７～１１８页。
〔９〕（美）尼克松：《角斗场上》，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１月版，第７２页。
〔１０〕（美）杰克·海敦：《新闻的采访与写作》，新华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２０９页。
〔１１〕王纬：《国际新闻的采访和编写》，《国际新闻界》，１９８２年１期，第３５页。
〔１２〕〔１３〕（英）凯·萨莫斯比·摩根：《我与艾森豪威尔的爱情》，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１月版，第３页。
〔１６〕袁征、陈宪奎：《问鼎白宫——戈尔与小布什传奇》，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６９页。
〔１７〕周立、龙翔编著：《美国新总统小布什》，中国华侨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１月版，第１７７页。
〔１８〕弗兰德·格林斯顿：《总统的魅力——从罗斯福到克林顿的领袖风格》，北方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５月版，第２６０页。
〔１９〕《索尔仁尼琴拒绝领奖》，《文汇读书周报》２００３年２月４日。
〔２０〕（苏）伊利亚·爱伦坡：《人·岁月·生活》第二卷，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４２页。
〔２１〕《新闻发言人禁说“无可奉告”》，《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７日。
〔２２〕《钱其琛“破例”十记外交》，《南方周末》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５日。
〔２３〕《德斯坦回忆录——对峙》，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５０页。
总统性丑闻与社会公众的反应
？ 祁民富
读了袁传旭先生《传媒自由与美国宪政制度》一文（见《书屋》２００３年第１２期），使我想起一件往事，就此信笔写来，作为袁先生文章的一个注脚。
１９９８年春夏克林顿性丑闻案开始曝光的时候，我正准备去美国伊利诺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当时国内传媒对此事也有一些零星的报道，不过由于这些报道都是以花边新闻的形式出现的，所以我并未十分在意。
８月份抵达美国的时候，发现这件事已经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一个中心话题。但在“斯塔报告”公布之前，美国各大传媒对此事的报道与评论，措辞依然十分谨慎，常常冠以“据说”、“未经证实”等字样，大多数文章的标题和媒体版面安排也不显得特别突出。
事件的高潮始于独立检察官科内斯·斯塔调查报告的公开发布。围绕是否公布“斯塔报告”的问题，美国国会曾经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反对公布的一方强调公布这个调查报告可能产生的不良社会后果，还可能危及美国的国际形象；而赞成公布报告的一方，则强调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结果后一种意见在表决中以微弱的优势获得通过。随后，美国的各大传媒迅疾通报了“斯塔报告”上网发布的确切时间。
我记得那是９月份的一个下午，我正在伊利诺大学学生会宽敞的微机实验室上机。中部时间下午两点整，机房内突然产生了一阵小小的骚动。我扭头一看，发现机房内的一百多号学生都在兴奋地浏览“斯塔报告”网页！我也迅速加入了这个行列。
“斯塔报告”很长，除了独立检察官斯塔的调查综述和结论性文字外，还包括大量详尽的原始询问记录。斯塔以免于起诉为交换条件，迫使该案女主角莱文斯基做彻底的供述，其中颇多关于性事的细节描述。香港一家网站在公布中文版“斯塔报告”时，曾用“十翻云雨情，香艳胜小说”为标题，读来不禁使人哑然失笑。但细细一想，还真不算是离谱的炒作。
“斯塔报告”的公布，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此后的几周内，美国各大传媒都聚焦到这个问题上。ＮＢＣ电视台一位非常受欢迎的节目主持人Ｊａｙ
Ｌｅｎｏ在他的强档节目Ｔｏｎｉｇｈｔ
Ｓｈｏｗ中，公然戴着克林顿的橡皮面具，手持一根硕大无比的雪茄，与三位漂亮的小姐（一式海军蓝贝雷帽和长裙穿戴，扮作莱文斯基状）在电视镜头前且歌且舞，插科打诨，引得观众们哈哈大笑；美国一家著名色情网站此间也遭到“黑客”的入侵，网页上的广告照片与动画都被改头换面，变成了克林顿和莱文斯基，看起来不伦不类，令人捧腹。余波所及，我的ｈｏｓｔ
ｆａｍｉｌｙ（与外国留学生、访问学者“结对子”的美国家庭）——一对年轻的法学教授夫妇——在一次家庭化妆晚会上，也是一副“克—莱”氏打扮，为了突出“真实”的效果，女主人还特地用鸡蛋清在海军蓝长裙上制造了一摊“污渍”，见到每一位来宾都要特别炫耀一番……克林顿的政敌们借助这个事件搞臭克林顿的策略显然奏效。
经过媒体的这番炒作，克林顿受到沉重地打击。在电视直播的国会特别听证会上接受质询时，他仿佛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看起来显得十分拘谨、颓丧和木讷，与往日出镜时所表现出的自信、充满朝气、机智诙谐的形象判若两人。
我们这一期在伊大东亚研究中心进修的访问学者共有十五人，分别来自中国各地的若干所大学。作为置身事外的中国人，有幸近距离地观看这出政治闹剧，当然觉得很新鲜也很有趣。茶余饭后，我们聚在一起时也常常谈到这个话题，并对克林顿的政治命运作了一些推测。我们依据自己的经验常识和价值判断所形成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克林顿必将下台无疑。
我们的推测并非没有道理。我们知道：虽然一般美国民众的道德伦理观念与中国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注重个性解放的理念使得婚外性关系在美国社会得到较多的理解与宽容，但是基督教教义中的道德约束内容依然具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若干国际性大都会（如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以外的“乡土美国”民间社区中。况且，这种事情发生在总统这样一位公众人物身上，便不再纯然是一个一般的个人道德问题。在支持弹劾克林顿的民众呼声中，我们听到了来自教会和教育界的一股强音：如果我们容忍了克林顿的这种行为，不对他提出弹劾，那么我们将为美国的年轻一代树立一个什么样的典范？其次，克林顿政府与美国国会的矛盾，交织着个人意气之争和党派利益之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前此，为了迫使共和党人把持的国会批准一项财政拨款，克林顿曾经动用非常手段，下令中央政府各机关停止办公一个星期，最终国会不得不答应他的要求。克林顿由此获得美国政坛“坏小子”的称号。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将这视为国会的奇耻大辱和克林顿总统践踏民主的劣迹。为了报这一箭之仇，他们可谓处心积虑。任命独立检察官和公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