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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全书使用“江湖”一词凡七处，是汉语中最早出现的“江湖”，按顺序依次如下：
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内篇·逍遥游第一》）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内篇·大宗师第六》，重言又见《外篇·天运第十四》）
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内篇·大宗师第六》）
夫以鸟养养鸟者，宜栖之深林，游之坛陆，浮之江湖。（《外篇·至乐第十八》，重言之异文又见《外篇·达生第十九》）
夫丰狐文豹，栖于山林，伏于岩穴，静也；夜行昼居，戒也；虽饥渴隐约，犹旦胥疏于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于罔罗机辟之患。（《外篇·山木第二十》）
以上五条（两条略）中哪条是“江湖”的原始出处？容我偷懒抄一段拙著中的旧文：
庄子与韩非是针锋相对、不共戴天的两个先秦思想家，尽管庄子死后数年韩非才出生。但他们两个人的巨大天才，造成了中国两千年历史中最大的两种力量：庄子左右了江湖文化，韩非主宰了庙堂政治。——顺便一提，与庙堂相对的“江湖”一词，也源于《庄子·内篇·逍遥游第一》的这个大葫芦寓言。被人视为″江湖″一词出处的“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倒是出自《庄子·内篇·大宗师第六》。两个“江湖”虽然语意相近，毕竟还是第一个更符合后世通用的“江湖”。〔３〕
拙著《寓言的密码》之所以仅引两条，因为《庄子》内篇为庄子本人亲撰，外篇为亲炙弟子据庄子遗稿与闻见整理编纂，杂篇为再传弟子与庄门后学所发挥。而且只有第一条直接论人（惠施），后四条（加重言二条）皆以物（鱼、鸟、狐、豹）喻人。所以我认为首条出现最早，是“江湖”一词的真正词源。江湖中国的通天教主庄子，无可争议地拥有“江湖”一词的知识产权。
三
陈平原说：“‘江湖’的这一文化意义，在范仲淹如下名句中表现得最为清楚：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实际上是把伪经当成了真经。
出自《岳阳楼记》的范仲淹语，固然是关于“庙堂”、“江湖”的最大名言，但它不仅不可能是“江湖”的词源，而且范仲淹的儒家立场使他更不可能把“江湖”的文化意义解释清楚，而是一定会对“江湖”的真正文化意义进行歪曲和篡改。
儒家庙堂所推销的政治人格是忠君牧民的“君子”，道家江湖所弘扬的文化人格是傲视王侯的“真人”。“江湖”的文化意义，与范仲淹的儒家思想根本无法兼容，所以范仲淹对“江湖”的解释完全不足为据。范仲淹笔下的“江湖”并非文化中国的真江湖，而是政治中国的伪江湖——这个政治中国的伪江湖立意要消灭的才是文化中国的真江湖。“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揭示的只是因失意而暂处江湖的真儒家的卑琐政治人格，却远未揭示那些安居江湖、乐处江湖、傲立江湖的真道家的伟岸文化人格。
那些“每饭不忘君恩”的儒家，即使因不被帝王接纳或失宠于帝王而暂处江湖，也不是真道家，充其量是伪道家，所以时刻想着钻营夤缘进入庙堂。真正的道家不可能“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而是“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庄子·杂篇·让王第二十八》），“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庄子·杂篇·天下第三十三》）。
范仲淹的“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只是《庄子·杂篇·让王第二十八》中早就批判过的“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阙之下”的翻版。这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分裂人格，正是儒家型的卑琐政治人格，而非道家型的伟岸文化人格。儒家或冒充道家的伪道家根本不可能明白“江湖”的真正文化意义。“江湖”的确切文化意义，只有从未打算进入庙堂而且永远拒绝庙堂招安的真道家才有资格解释。因此最有资格解释“江湖”一词的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的道家祖师庄子本人——老聃即使实有其人，也顶多是道家先驱，而非道家开山祖。托名老聃的《道德经》成书于战国中后期，不可能是春秋时代的老聃本人亲撰。何况《道德经》里根本没有庄子式的伟岸文化人格，有的只是老奸巨滑的愚民权术和争权固位的阴谋诡计，与主宰中国的庙堂政治达两千年之久的《韩非子》一鼻孔出气。
因此庄子不仅无可争议地拥有“江湖”一词的知识产权，而且无可争议地拥有“江湖”一词的最终解释权。而“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等等，乃至整部《庄子》的要旨，正是“江湖”一词的真正文化意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江湖”成了对抗“庙堂”、“以武犯禁”（韩非语）的侠客的惟一舞台。
四
我非常奇怪陈平原为什么在找不到“江湖”的词源时不查一查工具书。带着这样的疑惑，我翻开了《辞海》，结果大失所望。
《辞海》“江湖”条释曰：“①旧时指隐士的居处。《南史·隐逸传上》：‘或遁迹江湖之上。’②泛指四方各地。如：走江湖。杜牧《遣怀》诗：‘落魄江湖载酒行。’”〔４〕竟然提也没提《庄子》。
我相信陈平原一定向《辞海》求助过，然而儒家之“海”空享大名，却容不得道家之“江湖”。我很不甘心，又想起了新近刚买的“历十八年之久编纂的大型训诂纂集专书”《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７月第１版），此书号称列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重点项目”，不料更令人失望，居然连“江湖”词条都未收列。可见从事型训诂的历代儒学大师眼睛只盯着政治“庙堂”钦定的儒学伪经，根本没把文化“江湖”的第一元典《庄子》放在眼里。难怪陈平原即使翻遍了儒学伪经和各种辞书，也找不到“江湖”的确切出处。
其实中国人日常习用但出处不详的元素型文化观念，大部分出自《庄子》，数量可列第一。比如被后世“江湖”人士奉为最高原则的“盗亦有道”，即出自《庄子·外篇·箧第十》。《十三经》不过是以儒家标准取舍的政治性经典，以现代眼光来看基本上是糟粕，是妨碍中国政体完成现代转型的最大阻力；而《庄子》则是中国文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第一元典，是江湖中国无可争议的文化圣经，中国古典文化的全部优秀成果无不与《庄子》息息相关。中国文化的全部辉煌都是由道家型的伟岸文化人格（真人畸人、能工巧匠）创造的，正如中国政治的全部弊端都是由儒家型的卑琐政治人格（腐儒清官、奸臣酷吏）导致的。
《庄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程度，远远超过《新旧约全书》对欧洲文化的影响程度，因为欧洲文化还有另一个源头——希腊，然而中国文化在《庄子》以外却没有第二个源头。如果说东汉时代由印度传入的佛教可以被视为后世中国文化的第二源头的话，那么必须充分注意的一个要点是：若无《庄子》，汉译佛经就会彻底失语，佛学的本土化更不可能完成——这是印度阿育王派出佛教高僧向天下四方传教，但惟有在中国结出丰硕成果的惟一原因。正是因为有了在全球文化视野内独一无二的《庄子》，中国固有文化才独一无二地完成了对佛教的创造性吸纳和创造性转化，以致当佛教在印度本土衰落后，作为佛教第二故乡的中国反而成了佛教的大本营。当然，正如基督教对欧洲文化也不无消极影响（其消极影响虽被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大力肃清，但至今远未全部肃清），《庄子》对中国文化无所不在的广泛影响也并非全无害处（参见拙著《寓言的密码》专论《庄子》的上卷），然而这种消极影响无损于《庄子》的中国文化圣经地位。对中国文化的任何研究、解说或批判，若不以熟读会通《庄子》为前提，就注定不得要领。
《十三经》正是公开版本的政治伪经，而《庄子》才是隐秘版本的文化真经。由于奉儒学为官学的帝制两千年不倒，《庄子》就被长期压制达两千年之久。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本来是《庄子》被正名为中国文化第一元典的历史性机会，然而不幸的是，“救亡压倒启蒙”（李泽厚语）的时代需要和“全盘西化”（胡适语）的文化浮躁，使中国人在“砸烂孔家店”的同时，也砸烂了被儒家官学压制的一切中国优秀文化。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中国人同时否定和全盘抛弃了以《十三经》为代表的庙堂政治伪经和以《庄子》为代表的江湖文化真经。就这样，废除帝制前，《庄子》被儒家官学压制并彻底边缘化，废除帝制后，《庄子》又被西洋新学压制并彻底边缘化。无视《庄子》为中国文化性命所系，否认《庄子》是中国文化至高无上的第一元典，就不仅是奉儒学为官学的古代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也成了奉西学为圭皋的现代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更不幸的是，庙堂政治的儒家幽灵并没有真正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江湖文化的道家精魂不仅丧失了正本清源的机会，而且从民间社会中被彻底剿灭，导致了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失魂落魄和手足无措。
注释：
〔１〕〔２〕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新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３６～１３７、１３９页。
〔３〕张远山：《寓言的密码》，岳麓书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９页。
〔４〕《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缩印本，第８０３页。
在速度和记忆的深处
——《缓慢》初窥
？ 厉 梅
当今的时代流行什么都行，因为现有的条件比以前的任何社会都能实现更多的诺言，提供更多的快乐。人们不再遭受形而上追索之苦，因为真理、意义已经被新实用主义大师罗蒂断言为表示满意和有用的形容词的名词化，其蕴含的深度化为乌有。既然摆脱了它们的牵制，那么形而下的现实的利益和快乐的颤栗便构成了人们的最终动力，并形成一股潮流，将人们卷入到风驰电掣的生活中。那种速度感既让人亢奋，又让人晕眩。感觉敏锐的朋友却对此焦虑、郁闷。他们依稀看到形形色色的时尚影像和符号杂烩制造了一种蜃景，在那儿欲望不断被生产，姿态不断被复制。这样，在意义、价值缺席，各种信息、思想、方法、期望值膨胀的洪流中，人们彼此没有分别地一起惯性地快餐式消费，感觉不到自己……当把这种反思还原到每一个体或生活的瞬间，我们碰到了米兰·昆德拉的《缓慢》，并追随他“缓慢”的溯因过程……
在《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