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头，静静地听着。红卫兵宣布完毕，院子里响起一阵口号声：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虽然“就叫他灭亡”里的他指的是他们四人，可他们四人不能不跟着喊口号。红卫
兵喊完口号，排着队，雄赳赳地走了。四个将军互相望一眼，默默无语地回到了各自的
房间。
第二天清晨，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和唐生明四人各执地把扫帚，分段打扫胡同。
他们商定，如果白天发现胡同太脏，还可随时补扫。几天后的一个中午，运送垃圾的工
人沿胡同撒了些脏土，他们更是相约着再次打扫。正扫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居委会主任
走过来说：“你们一天清扫一次就可以了，这胡同一天到晚不知多少人走过，还能保证
一点不脏？你们也是上了年纪的人，我看一天就不必打扫几次了。”
这几句话，让他们感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
话听在心里，胡同仍得天天打扫。红卫兵总部经常派人来查看，可能是对战犯们的
表现还满意，也就没有再发布新的勒令。不久，大串连开始，红卫兵忙于到全国各地去
串连，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便再也没有光顾前厂胡同中的这个四合院了。
但是，他们四人仍然自觉地坚持打扫。
直到1966年国庆节，他们突然接到天安门观礼的请柬，并安排小汽车接送，这颇为
让人感到意外。文化大革命前，每年国庆节也这样上观礼台，但今年形势不同，能上观
礼台，意味着他们的前途还不至于会太危险。如同密集的乌云中透出一丝阳光，他们看
到了一点希望。那几天，他们每家都杀鸡剁肉，聊天喝酒，个个喜笑颜开，以示庆贺。
这一年的国庆节在欢快中度过了。
10月2日清晨，他们四个人依然扛着扫帚，到胡同中扫地。在门口，那位居委会主任
把他们拦住了，她说：“居委会已作了研究，认为一面到天安门观礼，一面又被勒令到
胡同里扫地，是不合适的。我特地来通知你们，从今天起，再也用不着天天扫地了。”
四位将军颇为感动。他们仍然坚持扫最后一次地。回到院子里，他们一个个在心中
默默地想，这下好了，风暴过去，运动结束，生活又恢复了正常，再也不用提心吊胆过
日子了。殊不知，这种善良的想法，只是他们单方面的愿望。文革刚刚开始，更大的风
暴还在后头。炎夏过去了，还将有凄凉的秋、酷寒的冬……。
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四合院的评价们又遭遇到了些什么呢？唐生明夫妇受尽凌辱，
被捕入狱，妻子徐来女士冤死狱中；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命运稍好一点，没被关进
牢房，但同样被抄家，受到种种污辱，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那就不再是轻松的
扫地了。
※ ※ ※
在大量民主人士遭遇到灭顶之灾时，周恩来站出来，尽他的努力保护了一批人物。
8月30日，86岁高龄的章士钊致信毛泽东，反映红卫兵去他家抄家时的粗暴情景，信
中恳请毛泽东“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毛泽东当天批示：“送总理酌处，应予
以保护。”周恩来立即对章士钊先生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同一天，周恩来还亲笔开列
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
9月1日，周恩来在首都红卫兵代表的第一次座谈会上讲话。他说：“你们要讲政策，
要团结大多数。”“凡是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都打击，那就广
了。”“右派份子，已经摘了帽子的就不算了。”“资产阶级，我们批判他的资产阶级
思想体系，违法行为，如果一般资产阶级分子他老老实实，奉公守法，有选举权，不一
定马上打倒他。因为他没有做破坏工作。”
10月3日，周恩来对来自全国的红卫兵说：“在斗争中不要到处没收财物，要由公安
局统一没收。”“政协还是要的，毛主席还是政协名誉主席，我还是主席呐。有人提出
要消灭伊斯兰教，世界上四亿人信伊斯兰教，中国也有1400万人，不能提出这个问题。”
在上海，一些红卫兵冲击宋庆龄的住所，要剪去她的长裙，没收她的书藉。9月1日，
周恩来在北京对红卫兵讲话，突出地讲了应该尊重宋庆龄。此事反映到毛泽东处，毛泽
东立即派出江青，代表他去拜访已受惊扰的宋庆龄。
江青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向宋庆龄解释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宋庆龄静静地
听着，听完了，反问一句：“但是总得有所控制，伤害无辜是不对的。”
江青陡地感到浑身透凉，她以暗含敌意的目光盯着面前这位比她年长一辈的名门淑
女，颇感尴尬。同时，江青仿佛感到自己受了侮辱。红卫兵一度曾被江青视作她的私有
财产，她简直不敢想象，竟有人当着她的面指出红卫兵运动是错误的。
宋庆龄出于爱心，而对国家的前途命运忧心如焚，但是这个国家不会因为她的爱，
免除掉人类历史上的一场大灾难。
红色恐怖万岁！
红卫兵在回顾往日的这一段历史时，血迹班班的面目连他们自己也不忍辩认。
北京中学红卫兵成立了敢死队性质的“纠察队”，私设监狱，私设劳改所和刑堂。
仅北京市一中、六中的劳改所里，就打死、打伤致残不少于200人。在一所中学的刑堂里，
红卫兵用酷刑之后淌在地上的人血，在雪白的墙壁上涂写了一条标语：
“红色恐怖万岁！”
这条标语，使人想起德国纳粹的惨无人道，也为文革疯狂的岁月提供了一条最妙的
注脚。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哪里没有滴血的皮鞭？何处没有冤屈的鬼魂？
“打狗棒”发疯了！
中国发疯了！
作家萧乾先生在《北京城杂记》一文中这样写道：“到1966年红8月，革命就由阴惨
惨变为血淋淋了。丢在胡同口垃圾堆上的六条尸首，有人说还没断气呢！就拉到火葬场
去了。大孩子告诉我，他们高中那位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的老教师被打死后，造反派非
逼着校长在阳台上抱着尸体跳舞——他干脆跳了楼。那阵子，对许多人来说，死比活着
美丽多了，有吸引力多了。”
这哪里还是人间？这分明是一幅活生生的人间地狱图。一个民族到了生不如死，死
比活着还美丽、还有吸引力的地步，这个民族实际上已经堕入到万劫难复的罪恶深渊中
去了。
在“红色恐怖万岁”的旗帜下，文革暴行更加肆无忌惮。打人杀人的事屡屡发生，
暴力和武斗畅通无阻。
据北京市八中老红卫兵计三猛回忆，在搞过一阵抄家后，红卫兵认为这种行动太文
雅，不象造反，不够暴烈，是小儿科。
于是，他们杀向社会，干了一件暴烈的事。
据居委会反映，有个叫“西山老大”的流氓头子组织了个“红山会”，专门同红卫
兵作对。“红山会”的标志，是人人穿一件红背心。
居然有人敢同红卫兵作对！这一下红卫兵愤怒了，憋在血管里的热血加速了流淌，
青春期的骚动能量，转换成“革命的暴力”。
大街上，凡是见到穿红背心的，全都遭秧。见一个抓一个，抓一个打一个，一时间，
商店里的红背心全都卖不出去了。谁还敢穿红背心呢？
8月的一天，红卫兵得到情报：“红山会”今晚在某地集合。闻讯后红卫兵迅速行动，
大队人马准时包抄集会地点，终于将“西山老大”生擒。
“西山老大”是个硬汉，无论怎么打，怎么吊，怎么捆，怎么用皮带抽，他都不认
错。最后，红卫兵想出了一个新招。
在一条甬道上，一群红卫兵押着“西山老大”往前走着，后面一帮红卫兵举起当年
军训用的木枪，对准“西山老大”的后背，喊一声口令，猛一下刺过去：
“突刺——刺！”
“通”地一声，“西山老大”被刺倒了，沉重地摔在砖地上，脑袋被尖石划开了一
道口子，鲜血顺着鼻沟往下流。
“起来！爬起来！”红卫兵齐声怒吼。
“西山老大”刚刚站起来，后面又响起一通口令：
“突刺——刺！”
“通！”“西山老大”又一次摔倒。
“把他扶起来！”红卫兵说。
“西山老大”再次摇摇晃晃站起来。
“突刺——刺！”
“通！”“西山老大”又倒下了……
这是一场十分残酷的“游戏”，“西山老大”一次次被刺倒，又一次次站起来。他
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脸上淌满血水。红卫兵参加军训的学到的东西，终于可以派上用场
了。
那天，“西山老大”活活被红卫兵刺死在木枪下。这还不够解恨，一个红卫兵朝他
满是伤痕的肚子上又恶狠狠地捅了一枪。
死了个“西山老大”算不了什么，一个电话，火葬场就来人抬走尸体，一烧了之。
计三猛在回忆这件事时说：“至今，也无人问起过这件事、这个人，也不知道‘西山老
大’是罪有应得，还是冤魂屈鬼。红卫兵判处他的全部依据是居委会的小报告，那个时
代，那种小报告，又有多少可靠性呢？”
可悲的是，对那些参预制造暴行的多数人来说，暴行在他们心中并不是“恶”，而
是一种合乎革命道德的“美”，是体现革命性的最好手段。而当时所有的宣传机器和中
央文革要员面对这些血腥的事实时，总是异口同声地赞道：“好得很！”那些明目张胆
的杀人，他们是真正的幕后凶手。
据中共中央1980年第77号文件中的附件材料所公布的数据，1966年8、9月间的40天
里，仅北京市就打死了1700多人！
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是北京市大兴县的事例。
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召开局务会议，传达了当时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
大会议上的讲话。谢富治在讲话中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
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
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四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8月27日，红卫兵在大兴县公安局的配合下，对四类分子大开杀戒。
一方面打人杀人，一方面谣言四起：打人杀人这事，“公社知道，县里知道，市里
也知道，连周总理都支持。”有妖言蛊惑人心，批斗、打人、杀人之风愈演愈烈。由斗
打表现不好的个别四类分子，发展到斗打一般四类分子；由一个大队消灭一两个、两三
个“尖子”，发展到消灭十几个，再发展到乱杀家属和一般有问题的从，最后发展到杀
尽全家！
从8月27日到9月1日的4天时间，大兴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被杀害的四类分子及其
家属325人，满门抄斩22户，其中年龄最大者80岁，最小的出生才38天！
“红色恐怖”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法西斯恐怖”！
镀金的天空飘满死者弯曲的倒影……
在这样的情形下，那些一辈子孤傲清高的知识分子尤其倒霉。一方面，他们白天得
接受拳脚交加的批斗；另一方面，他们夜晚还得接受来自内心的良心和道德的审判——
那是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