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的老红卫兵簇拥着“敬爱的旗手”江青上台，要台下安静，听江青同志作指示。然而
这一次，一贯趾高气扬的江青意外的谨慎她反复声明，赞成8月2日陈伯达对对联所作的
修改，至于其他话题，她一概不提。
江青的谨慎自有道理，发动文革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为了让天下大乱，她看中了一
支新兴的力量——红卫兵，并且把宝押在了红卫兵运动上。江青曾亲手将清华附中红卫
兵的大字报和信件转给毛泽东，毛泽东写信“表示热烈地支持”，这是一个例子。
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老红卫兵越来越让她失望，指望这帮革干、军干子弟彻底和
他们的父母闹翻，造自己父母的反，看来是不可能的。从那幅血统论的对联上，江青已
看出老红卫兵中间不满的苗头。依此对联的意思，下一步文革的斗争锋芒势必会转移，
这是江青最不愿意看到的。此时此刻，她既不同意对联的内容，又不愿意太伤害了老红
卫兵的情绪——尤其是在还没有培植其他力量取代老红卫兵的时候更是如此。这样一来，
就导致了江青的谨慎。
然而，江青的谨慎劝告，依然伤害了不少老红卫兵的感情。在历次集会上，每当
“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时，台下的红卫兵总是热泪盈眶，纷纷喊出“江青
阿姨您好”的口号，来表达他们心中的崇敬之情。可是现在，在他们最需要人支持的时
候，“江青阿姨”却没有支持他们，而是指责，尽管这指责还很温和。
老红卫兵中间，普遍产生了一种被人遗弃了的情绪，这种情绪迅速蔓延，形成了一
种变态的狂热。为了表示血统的高贵，老红卫兵把父兄的旧绿军装和红卫兵袖章配在一
起，宽大的军衣上紧束着宽皮带。这样的装束成了中国六十年代的流行服饰，有的还穿
上又重又沉的黑皮靴，以显示红卫兵的威风。为了显得更革命，他们摆出不可一世的傲
慢神态，开口说话则满嘴粗鲁：“老子”、“狗崽子”、“混蛋”、“王八羔子”等等，
完全是流氓无产者形象。
老红卫兵开始打人，制造“红色恐怖”。其中，以中学红卫兵最甚。从1966年7月以
后，打人的情况失控，红卫兵用皮带抽打黑五类子女，浑身上下布满血迹。打过了，故
作轻松地撇撇嘴：“这才开了个头”。他们经常引用鲁迅的话互相激励：“真正的勇士，
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北京市六中高三（2）班学生王光华，被红卫兵组织排斥在外，他对这幅对联以及
“血统论”提出了异议，于是老卫兵把他抓进了私设的“劳改所”，当天，王光华在血
写的“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下被活活打死。
当时在北京市，与北京六中“劳改所”同样著名的还有北京一中私设的“监狱”。
老红卫兵成立了一个300多人组成的劳改队，用中美合作所、西藏农奴主以及古代书藉中
记载的各种酷刑，来对付出身不好的人和同他们观点不一致的人。老红卫兵所使用的酷
刑，仅仅听名字就会毛骨悚然：跪玻璃、油漆洗脸、上吊试验、叩响头、坐飞机、突刺
——刺、火烧头发、刀刮屁股、开水洗澡、打活靶、扫膛腿……。
在北京学生下乡帮助农民秋收劳动期间，老红卫兵将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人编成一
组，由红卫兵组织中公认最厉害最凶狠的人带队，下乡支农。带队者每天甩着皮鞭吆喝，
让他们干最脏最累的活，用最龌龊的语言辱骂他们，印弟安奴隶主庄园中的悲惨情景，
在六十年代的中国大地上到处上演。
遭受污辱和折磨的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没有权利加入红卫兵组织，连人手一册的
语录本也被没收。打入另册之后，有的忍气吞声，低下头颅默默忍受；有的陪着笑脸，
与老红卫兵套近乎，以求得青睐，少受点虐待；有的则不堪忍受，以自杀解决问题。
与血统论对联出现的同时，北京市各大中专院校也有委婉曲折的抗议声。对立面认
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不是真理，是谬误，对联排斥了大
批青少年，依照对联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可能
彻底解放。
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在对联所出现过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校园里，
发生了一起起激烈的辩论，这样的辩论经常持续到午夜12点钟以后。
辩论的结果，原先写对联的一方以更疯狂的热情捍卫对联。他们认为，对联使敌人
感到害怕，闻风丧胆，是大好事。他们特意为对联取了个形象的名字：“鬼见愁”对联。
“血论论”的骁将谭力夫
谭力夫，当时是北京工业大学三年级的学生。“鬼见愁”对联问世后，他的思想异
常活跃。8月12日，谭力夫与人合作，写出了大字报《从对联谈起》，提出要把这幅对联
的内容当作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要把它“提升为政策，上升到本本条
条”。
中学红卫兵贴出的对联，经谭力夫这名修养颇深的大学生一番升华，更是有了理论
色彩，也更具有魅力。
8月20日，谭力夫在学校举行的集会上发表讲话。这篇数十分钟的讲话，引起了震动，
使他成了全北京市乃至全国的知名人物。从长白山到海南岛，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
到处在流传谭力夫的讲话。仅福建省，在省委指使下，即在不长的时间里复制了几十万
份“讲话”，由新华书店发行到工厂和农村，有的单位还硬性规定每天必须学习讨论四
个半小时“讲话”内容。
在谭力夫的这篇讲话中，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也有着血性青年的激情。
他在讲话中说：“我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象无产阶级
的样子下台，不能象狗熊一样，不能给无产阶级丢脸”。谭力夫善于言词，啃读过不少
马列经典，对社会各学科的知识也掌握得比较全面。他引经据典，旁敲侧击，一幅正义
在身真理在手的卫士形象。他的讲话让不少人认为有背景、有来头。有人猜测，谭力夫
是高干子弟；有人议论，谭力夫是国务院新上任的年轻副总理；也有人传说，谭力夫的
女朋友姓刘，是刘少奇的女儿，他的讲话稿是刘少奇帮着拟的。等等。
谭力夫的名声越传越响。
谭力夫究竟有什么样的背景？谭力夫是1961年病逝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
文之子，1942年在延安窑洞里诞生。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24岁的谭力夫已是一
名共产党员，他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8月上旬，他发起成立北京工
业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并被选为该组织的负责人之一。
但是，面对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形势，他却有自己的看法。谭力夫认为，现在蜂
涌而起的各种红卫兵造反组织中，其成员有不少是建国后十七年受压的阶级敌人，他们
要造反，就等于是要推翻共产党。在谭力夫心里，对“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一语，
他十分反感。
因此，“鬼见愁”的对联一经贴出，立即引起了他的共鸣，并且很快把他推到了
“血统论”首席发言人的位置上。
80年代时，谭力夫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谈谈我这个老红卫兵的遭遇》，
他在这篇文章中说：“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政治上的幼稚和‘自来红’的优越感，一
些中学红卫兵错误提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个形而
上学的对联，在一次辩论会上，我引用了这付对联，这是错误的。”
但是，谭力夫及其支持者们当时并不这么认为。
在他们心目中，红五类子女才会要求革命，黑五类子女对社会主义充满敌意，是不
可能真心拥护革命的。
谭力夫的讲话传播之后，以出身定一切的歪风越刮越凶，上火车、汽车要报成份；
进商店、医院要报出身；出差、住旅社，对成份的要求更加严格。出身不好的人倒霉了，
一次次被拦在路口盘查，被无数扇大门拒之于门外。聪明的人只好说说假话，编排个贫
农、工人的成份，蒙混过关。没有熟人在场时，也戴上个平时没资格戴的红袖章，以免
遭人白眼，受人岐视。
此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流行全国，究其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其中多少也有谭力夫及
其支持拥护者的一点功劳。
用青春交付了昂贵的学费之后，他们才明白代价是惨痛的。10月16日，陈伯达在中
央工作会议上对谭力夫横加挞伐。陈伯达说：“中央通过了《十六条》不过12天光景，
有一个大学的什么文革筹委会委员，就跳出来发表讲话，对抗《十六条》。这个讲话传
得很广。有人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央决定没有一点兴趣，但对那篇讲话却视若至
宝，为之翻印，为之广播。”
以后，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在各种场合多次不点名批判谭力夫。
11月的一天晚上，谭力夫在家中接到了中央文革打来的电话，约他到中南海去和关
锋、戚本禹谈一谈。
接到电话，谭力夫心中又喜又忧。喜的是，终于有了一个为“血统论”辩解的机会，
他要在关锋、戚本禹面前全面系统地阐述“血统论”的种种观点，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来分析解释；忧的是，中央文革小组已经多次不点名批评他了，这一次去中南海，也
许凶多吉少。
戚本禹，这位文革中暴发的新贵，身穿绿色军大衣，双手抱肘，斜倚在椅背上，显
出一付不可一世的派头。他眯缝着眼睛，不耐烦地听着谭力夫的辩解。
未等谭力夫把话说完，话头就被戚本禹打断了：“你用不着解释，你的情况我们全
都了解，要不然，能一个电话打到你家里？有些事情，即使我们这些小干部不了解，康
生、伯达同你们家都很熟，他们都是清楚的。”
谭力夫申辩：“有些问题，恰恰连最起码的事实也没有弄清楚。”
戚本禹提高了声调，大声说：“你不要老是纠缠一些枝节问题。”
谭力夫仍不示弱，反问道：“那么，什么是本质问题？”
戚本禹是中央文革成员，其显赫的地位足以让许多相当级别的干部也不敢小看，可
谭力夫觉得戚本禹的态度太傲慢，完全是以势压人。谭力夫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他反
驳道：“如果要求我在本校的一次发言对全国负责，我情愿到任何‘血统论’问题严重
的地方去检讨，去消毒，去现身说法，去挨批斗。”
坐在一旁一直没吭声的关锋始终在居高临下地审视着这场舌战，当看见戚本禹有些
招架不住的时候，关锋以一种安抚的口吻开腔了：“你不要太激动，年轻人，只要把问
题说清楚，以后的事情就好办。现在，还不到谈这些问题的时候。”
说完，关锋侧过身子，和戚本禹凑在一起叽叽咕咕商议了一阵，继续探问他们最感
兴趣的问题。
戚本禹换了一副温和的面孔，和颜悦色地追问谭力夫的后台：“你同刘少奇的女儿、
邓小平的孩子、贺龙的儿子等人认不认识？运动中有没有什么来往？”
谭力夫承认同他们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