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孩子、贺龙的儿子等人认不认识？运动中有没有什么来往？”
谭力夫承认同他们认识，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来往。
戚本禹又问：“林枫、李雪峰他们，对你的观点有没有产生过影响？”
谭力夫一愣。林枫、李雪峰是父亲的老朋友，1961年他父亲病故之后，林枫、李雪
峰依然常来他家走动，关系甚熟。但是，自己关于那副对联的讲话，与林枫、李雪峰等
人毫无关系，那篇讲话，是自己思考的结果。谭力夫将情况如实相告，并再三声明，他
的讲话由他自己负责，不涉及任何人。
但是戚本禹、关锋根本不相信他的表白。
过一会，戚本禹突然提问：“你父亲是湖南人吧，他去世后，湖南省委对你们家不
是很关照吗？”
谭力夫回答：“我父亲在中央工作，和省里没有来往。”
关锋继续问：“张平化不是你干爹吗？”
谭力夫愕然。张平化是湖南省委书记，和他们家无任何往来，他不明白关锋此话从
何谈起。气愤的谭力夫眼睛盯着关锋和戚本禹，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关锋见空气紧张，只好出来收场了：
“我们不过是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受首长委托和你谈谈。戚本禹同志对你的批评
严厉了些，那也完全是爱护你。康生、伯达都很关心你，要我们对你严格要求，你真正
认识错误之后，就完全理解我们的苦心了。”
此次会见，就这样不欢而散。
可是，事隔不多久，1966年12月18日，谭力夫依然被逮捕，投进了监狱。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了“谭力夫专案小组”，不断追问谭力夫的后台问题，总希望发
现一点谭力夫同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人之间蛛丝马迹的联系，借以将他们指控为
“血统论”的总后台，继而彻底打倒。
当时，“血统论”的狂潮猛烈冲击着中国社会各阶层，对黑五类、黑七类的专政不
断升级，打人杀人事件经常发生。如果能在这时候将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人指控为
“血统论”的总后台，他们必然会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
然而谭力夫已经在斗争中锻炼得很成熟了。在监狱中，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央文革
“打孩子是为了整老子”，所以，谭力夫没有提供任何证词。虽然，这一辈子他从没想
过自己会进监狱，可一旦被投入监狱之后，他也并不感到害怕，倒是被胸中的一股子精
神气鼓舞着，认真地表演了一番。
为了证明“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理论，谭力夫拖着受伤的身体，在狱中的墙壁上写
下了《铁窗歌》的诗篇：
铁窗孤影对，
深夜寒风吹。
生当共产党，
死作革命鬼。
纵死亦含笑，
问心无大愧。
敬爱毛主席，
万岁万万岁！
为了遏制“血统论”在全国范围内的恶性发展，中央文革准备在北京召开万人批斗
大会，彻底批判“血统论”，批斗“血统论”的首席发言人谭力夫。后来，这事被周恩
来知道了，由周恩来直接出面干预，才制止了对谭力夫的公开批判。
经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多次交涉，1967年5月29日，谭力夫被释放出狱。此后，在
整个文化大革命中，谭力夫再也没有参加任何一个红卫兵组织，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逍
遥派。
1969年，谭力夫被分配到某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1970年，他应征入伍，后来成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指挥军官。
一个带血的声音在呐喊
“血统论”在文化大革命中猖狂泛滥之际，24岁的青年工人遇罗克“位卑未敢忘忧
国”，开始严肃认真地思考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的荒诞的一切。
阿拉伯人有句格言：“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则
有另一句格言：“人一思考，上帝就发怒。”上帝发怒的结果就是一场残酷悲剧的开始。
遇罗克当然无法逃脱这一场悲剧。
诗人北岛有一首诗《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烈士》，诗中这样写道：
必须承认
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
我，战栗了
谁愿意做陨石
或受难者冰冷的塑像
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
在别人手中传递
即使鸽子落在肩上
也感不到体温和呼吸
它们梳理一番羽毛
又匆匆飞去……
苍凉的诗句震撼着人们的灵魂。难道说真的只有死亡才能让人惊醒吗？在共和国的
历史上，这一类血的教训太多，象夜空中的星星，永远睁着含泪的眼睛，不屈服地注视
着多灾多难的中国大地。
※ ※ ※
遇罗克，1942年生，他和“血统论”的首席发言人谭力夫同年。在同一时空，他们
一同降临人世。但是，一个是将门之后，血管里流动着红色贵族的血液；另一个则天生
是“贱民”，母亲是被专政的资本家，这就决定了遇罗克只配当街道工厂的一名学徒工。
两种不同的环境，两种不同的社会待遇，决定了两种不同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和角度。
当共和国诞生之年，他们都作为祖国的未来跨进小学校门，20年后，一个成了共和国的
军官，另一个则在共和国的枪口前倒下，长眠在共和国的土地上。而他们两种不同的命
运，是因为一个坚持了真理，一个宣扬了谬误。宣扬谬误的人活下来，坚持真理的人却
倒下了。
※ ※ ※
翻开共和国沉重的历史，我们不能不为遇罗克这样优秀的青年而倍感悲哀。他生不
逢时，生不逢地，在那政治晦暗、唯出身论的年代里，他的出身注定了他只能当个逆来
顺受的“贱民”。偏偏他勤于思考，勇于探索，他的个性、不合适宜的思想和言行，将
他一步步引向刑场。
在北京东四一中心小学读书的时候，遇罗克聪明好学。课堂上规规矩矩坐着听课，
下课了，学校组织的各种歌咏比赛、诗歌朗诵、文艺演出等，都少不了他的影子。除此
之外，他还爱看课外书藉，爱写点什么，同学们亲昵地称他“小学究”。
在学校，他是老师们的好学生。
在家里，他是父母的好儿子，是弟妹们的好兄长，是姥姥的好孙子。
认识遇罗克的人翥这么说：他确实是个优秀青年。
上初中了，刚从金色童年走来的遇罗克满怀信心，开始了他人生新的历程。
然而，他的履历表中操行栏却由“优”降到了“中”。是他的操行真的下降了吗？
不，进初中后，遇罗克在各方面对自己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他自觉地制定学习计划，
有步骤地阅读中外文学名著，规定每天必须读完50页书才能上床睡觉，并且每天都坚持
做读书笔记。他的操行上升了，表格中却下降了，是有另外的原因。
1957年，遇罗克的父母双双被定为右派，撤职劳动。从此，遇罗克的操行一栏又降
为“中下”。接着，入团无望，高考落榜，参军没有资格，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来。此
时，真诚善良的遇罗克似乎才慢慢明白，在中国，有着相当一批数量的“贱民”，他们
从一生下来就低人一等。换句话说，他们的出生就是不幸的开始。
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遇罗克昂起他那颗高贵的头颅开始思考了。在北京四合院里，
他开始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
读高中时，他开始钻研哲学，从孔子孟子到柏拉图，古今中外的哲学著作成了他桌
上的常备书，他颇有气魄地说：“要了解每一学派的思想”，“唯有对什么都了解的人，
才能比较出哪个思想体系是更为正确的，他的信念才是坚定的。”
旧报纸糊顶棚的小屋子很简陋，自己动手钉的小木桌摇摇晃晃，但是遇罗克酷爱他
的这间“书斋”。用旧白布缝成桌布，上面的玻璃板底下，压着一份作息时间表和周密
的学习计划。床的上方，挂着他自己手书的横幅“山雨欲来风满楼”，墙壁上，贴有鲁
迅的黑迹和徐悲鸿的《逆风》、《奔马》等字画。这一切，像一束束光亮投射到陋室之
中，照亮了他将要探索的真理之路。如果不是在中国，如果不是在那个年代，这里也许
会诞生一位了不起的哲学家、思想家。
高考落榜后，他开始自学大学中文系的课程。从线装古书《史记》、《孙子兵法》
到《新约》、《旧约》，他都去读。
1960年底，他响应政府号召，去京郊红星公社当了个农业工人。尽管那里条件艰苦，
但他仍忘不了不断吸取知识。在集体宿舍里，自制的床头灯和土台灯出现了，新的探索
也开始了。
1963年，他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处女作。其影评文章《蘑菇碉堡和菜花老人》、《评
影片〈刘三姐〉》虽然只在报刊上占了很小一个位置，但他内心里的喜悦是难以言表的。
多少次退稿后，现在终于有人开始赏识了，他为之一振。高考落榜的阴影渐渐消散，他
似乎又看见了新生活的一缕阳光。
1964年，遇罗克从京郊农村返城，进工厂当了个学徒工。此时，他除了仍坚持学习
马列主义理论外，还自修俄语和日语，在知识的领域中孜孜不倦地探求。
然而，无情的历史却在前方设置了更大的不幸，像只凶猛的野兽，正等待着这位二
十多岁的戴眼镜的文弱书生。
※ ※ ※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抛出了《评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得到了毛
泽东的支持。毛泽东翘起大拇指，夸姚文元是“红秀才”。作为在北京工厂最底层当小
学徒的遇罗克，当然不可能知晓其内幕和背景，仅仅凭直觉，他嗅出异常的味道，提笔
写下了《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两
篇文稿，分别寄给《红旗》杂志和《文汇报》。
《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被《红旗》杂志社退回来了。遇罗克在当天
的日记中写道：“报纸上一些无聊文人大喊‘吴晗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
今天有一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
另一篇文稿《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在1966年2月13日的《文汇报》上登
了出来，然而，遇罗克很快发现，从版面的编排上对他很不利。他在日记中写道：“我
的文章俨然是工人的农民的反面教材了。但是，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
※ ※ ※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大革命被逐渐发动起来，进入1966年5月以后，局势变得明朗
了。遇罗克发现，他发表在《文汇报》上的那篇文章，已经将自己置到了文化大革命的
对立面上。
到了1966年8月，破四旧兴起，北京市抄家风甚烈，遇罗克敏感地意识到，他平时记
下的日记和读书笔记一旦落入抄家者手中，自己的厄运将可想而知，也许还会株连九族，
牵累家人。经过一番痛苦的决择，他将自己心爱的日记和读书笔记全部付之一炬，只留
下那本蓝皮的“北京日记”，舍不得烧。因为那是他近期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