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哲人一再强调“中庸”的重要，但人们要真正做到却是十分困难的，几千年来也没有多少人真正做到。在科学和宗教问题上更是如此，不是把科学万能化，就是把宗教僵化。万能化和僵化实际上是同义的，其结果都只会是事与愿违。世间万物都不是绝对的，都不是万能的，都不是没有局限的，而正是这种先天的局限使万物的共存成为可能，成为现实。科学与宗教在表面看来是各执一端、水火不容的两极存在，但它们各自的专长和局限则从根本上奠定了它们可以和平共处的基础。
注释：
〔1〕这里的“科学”是用其狭义，即西方自然科学，尤其指以实用为目的的现代科技。
〔2〕转引自Harry C。Triandis，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Westview Press； Inc。1995，p。2。
〔3〕杨振宁：《中国文化与科学》，1999年12月3日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演讲。
〔4〕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Talcott Parsons，George Allen and Unwin；1930。
〔5〕幼年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子。
〔6〕Ronald Inglehrt；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
〔7〕A Response to a Greeting Sent by the Liberal Ministers'Club of New York City；Published in The Christian Register； June； 1948。Published in Ideas and Opinions； Crown Publishers； Inc。 New York； 1954。
〔8〕转引自Wendy Griswold； Cultures and Societies in a Changing World；Pine Forge Press； 1994，p。6。
〔9〕Max Weber 〃Science as a Vocation。〃 In Gerth and Mills （ed。）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129～156。
〔10〕 Scienc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A Symposium； published by the Conference on Scienc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Their Relation to the Democratic Way of Life； Inc。 New York； 1941。
〔11〕Peter A。Bucky； The Private Albert Einstein； Kansas City； 1992； p。85。
〔12〕P。Nolan and G。Lenski； Human Societies： An Introduction to Macrosociology （8th ed。）； Mcgraw－Hill College； 1998；p。387。
泰戈尔与西方
？ 胡勇前
一、桂冠与狞笑：欧洲呈现的两副面目
在许多人心目中，泰戈尔是一个文化使者，他操着印度古老的哲学和诗歌语言，向西方人宣讲着东方福音。这固然是泰戈尔一生活动，尤其是晚期频繁的国际讲学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这种看法中还是包含着一种误解，以为泰戈尔对于现代文明，从一开始就是批判的、排拒的，近代以来高速发展的西方工商业社会正是这一文明的生动体现。
其实，在一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泰戈尔对西方的态度是理解、尊重，乃至相当友好的。且不说早年在“梵社”（他父亲是其中一位重要领导人物）的开明知识分子中所受到的欧洲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也不说青年时代第一次英国之行就给他留下了最初的良好印象，更不用说正是西方社会的推崇才使他获得了世界性声誉，借助于这一声誉，他和许多西方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建立了深切的理解和友谊。一个有这种经历的人，是不大可能被文化保守主义和地域色彩所蒙蔽的，他很难做到不把自己看作一位世界公民。正如泰戈尔的传记作者所指出的，和西方的密切接触“使他原已十分广博的人道主义同情心更加宽广，并深化了他对那种激励西方心灵去建立伟大功业的智力和精神的理解”〔1〕。
在这点上把泰戈尔和甘地作一个对比是很有意义的。泰戈尔逝世时，印度国大党领袖、后来的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从监狱里致书报界，在追忆了泰戈尔和甘地两人对他的深刻影响之后，说道：“还有一件事一直使我惊叹不已，祖师（指泰戈尔）和甘地从西方或其他国家吸收了许多东西，特别是祖师尤其如此。他们之中谁都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们的使命面向整个世界……令人奇怪的是，尽管是那么一致，从知识、思维和文化的同一个源泉中汲取自己的鼓舞力量，然而两人间存在着多大的差别！也许没有任何两个人会像甘地与泰戈尔之间存在着那么大的差异！”泰戈尔一直把甘地当作圣徒看待，并把唤醒沉睡的印度民族的希望寄托在甘地身上，两人之间也终身保持着相互尊重和友好的关系。但当甘地发起反对英国政府的全国不合作运动，并倡导用手工纺纱抵制英货的时候，泰戈尔却改变了一直支持甘地的立场，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忧虑：“我相信，我们印度人现在应该向西方和它的科学学习更多的东西。通过教育，我们应该学会相互间的合作……把我们的精神同西方精神割裂开来的当前的种种企图，犹同精神自杀。在当代，西方占支配地位，因为西方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誓言。我东方民族应该向西方学习。遗憾的是，我们丧失了继承自己文明的力量。所以我们无法知道，如何给西方文明以正确的位置。但只说从西方获取援助是个错误，怂恿地方的狭隘性，它的结果除了精神的痛苦之外还能有什么呢？”〔2〕当然，圣雄甘地也绝不是狭隘的排外主义者，他经常以感激的心情承认自己对《山林布道》和梭罗、托尔斯泰、罗斯金等西方人的著作负有债务，但他既然身为民族领袖，便不得不对某种民族情绪赋予戏剧性的形式，并夸大它，以便鼓起人民的热情。对两人均抱同情的罗曼·罗兰对此评论道：“不合作运动与泰戈尔的思想体系没有任何可吻合之处，因为他觉得，他的理智是由世界整个文明抚育起来的……正如1813年歌德拒绝抵制法兰西文明和文化，泰戈尔也拒绝抵制西方文明。”〔3〕
但是，和任何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一样，泰戈尔也决不会只对一个文明的物质成就方面顶礼膜拜。西方文明在她漫长的发展中，产生了无数伟大的精神和理智方面的代表人物，作为诗人的泰戈尔，不可能不被他们所吸引。特别是他自己翻译的英文诗集《吉檀迦利》，尚未正式出版就得到了英国文学界代表人物们的几乎一致的推崇，而这些诗作在自己同胞中还从未得到过如此热烈的反应，这不能不使泰戈尔大生知遇之感。而当它们正式出版后，整个西方社会的欢迎态度甚至超过了泰戈尔本人的期望，诺贝尔文学奖被第一次授予一个非西方诗人。迄今为止，西方社会似乎一直在对泰戈尔表现出它的各种正面的品质：卓越的成就、宽广的精神理解力、能容异己的恢宏的胸襟。如果说在这个时期，泰戈尔在他那些聪明的、赞赏他的英国朋友中作客，比起在自己的同胞中还要舒服自在，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假如这种情形能永远持续的话，那么欧洲文明非但不会令人失望，而且简直是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能给人以充分的满足。泰戈尔当然也可以继续向他的西方朋友们谈论印度古老哲学的微言大义，但这与其说是出于内心的严肃要求，不如说是知识分子天然爱好高深话题的习惯，而他的西方朋友们也会带着愉快和宽容的微笑洗耳恭听，一边神游于奇异的热带丛林，一边觉得呆在自己设备齐全的家里也没什么不好。
然而，第一次欧战的爆发永远地打破了这种幻觉。欧战，不仅对于西方心灵是一次深刻的伤害，对全世界所有正热切地被西方吸引的人们，都无异于当头一棒。它迫使所有人抱着忧郁的心情重新注视这个文明，让他们中有思想的重新思考这个文明，而那些来自别的文化传统的人们则开始对两者都加以重新观照。对于泰戈尔，这场战争来得尤其突然，尤其残酷，因为这场西方社会的内战正好爆发在这个社会给予他最高文学荣誉的第二年。要设想泰戈尔当时的感受，就仿佛你正怀着感激和自豪的心情聆听一位公认的贤者对你的夸奖，可是话音未落，那位贤者就在众目睽睽下当场发疯了。
虽然猝不及防，但泰戈尔还是很快就认清了这场战争任何一方的非正义性质，与此同时，他那些欧洲的知识分子朋友中，则只有罗曼·罗兰等极少数人认识到了这一点。泰戈尔对交战双方抱以同样的悲悯和谴责：
大地万千的痛苦和罪过，
多少暴力的喧哗和凶兆，
今朝一切都汹涌澎湃，
越出河岸，涌向天空。
……
今朝，懦怯者的胆小，
强悍者的残暴，
贪婪者的无耻，
被宰割心灵的创伤，
民族的傲慢，
对神明的亵渎，
这一切戳穿造物主的胸膛。
诗人的目光使泰戈尔洞察到了西方工商业文明的两大毒瘤：“自私”与“暴力”。他们发展了科学，推广了贸易，积聚了财富，由此而拥有了征服自然和征服其它社会的强大力量。他们也自称基督的信徒，用温文尔雅的语调谈论着爱的福音，但一旦他们本民族的自私目的受到同样自私的其他民族的妨碍，他们就毫不犹豫地收起了斯文的面孔，在“爱国主义”的旗号下和其他基督教兄弟们厮杀起来。
二、现代主义：疯狂的蛛丝马迹
文明人何以会蜕化为野兽？这不光因为人内心本来潜伏着野兽的因素，也是由于这个文明自己首先放松了手中勒住野兽的缰绳，甚至干脆宣布没有野兽而把所有的兽笼全部打开。在西方科学对宗教的胜利进军中，可谓每前进一步便打开了一个兽笼。道德中立的科学只管强化人的力量，但并不指导这一力量该向何处发挥。倡言原罪、蔑视物质的基督教被科学一步步证明为迷信而失去了自己的指导地位，于是各种世俗的哲学便应运而生，试图来接替这一指路角色。哲学家们开始尚能守住“理性”这块地盘，一边巩固对宗教的胜利成果，一边继续严严实实地监视着笼中的野兽。但是，已经苏醒过来的野兽再也不肯安然入睡了，它变得越来越躁动不安，先是只要求喂给它更多的食物，接着便更进一步，要冲出这铁栏，亲自去品尝捕食的快感了。这野兽的呼声被尼采最充分地表达了出来，这位体弱多病的德国人内心却充满了弱肉强食的权力狂想，并在幻想中放肆地体验了健康有力、残忍无情的种种乐趣。可以说，自尼采哲学大行于世的那一天起，欧洲两次大战的命运便终于被注定了。
固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泰戈尔系统地考察过西方精神演变的轨迹，但决不能说他未尝感到西方心灵深处的细微的变化。哪一个社会的心理状态不反映在它的文学中呢？泰戈尔在当时方兴未艾的西方现代主义文艺运动中，就毫不含糊地捕捉到了一种心灵趋于瓦解、破坏冲动抬头的倾向。
在对社会心理的揭示方式上，向来就存在着两种文学，分别是由两类作家创造的。—类作家经过长期的生活探索和道德探索，终于从内心确立了一种不易动摇的关于人和生活的理想，其基本原则不随社会风俗变迁而变易，相反，倒是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