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美学史-朱光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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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美学史-朱光潜- 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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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在上文引过的致布洛赫的信里在阐明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三种因素之后,还强调必然的东西要“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而起交互作用;还说明了人类创造历史首先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次“最终的结果是从许多个别的意志互相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无数平行四边形的力量,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他还警告我们说:“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材料来进行研究,这倒的确容易得多。”仔细玩味这些话,就可以认识到要懂透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件易事,要善于运用就更难了。
  迷惑之三:是特别关于思想史研究工作本身的问题,即如何对待恩格斯所说的“思想材料有相对独立的发展”,亦即“纯思想范围”或“纯思想线索”问题,如果“经济唯物主义”是修正主义者的法宝之一,那么,“纯思想线索”就是持唯心史观的资产阶级史学家们的唯一法宝。编者自己过去研究美学史也是从“纯思想线索”出发的,就是从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的思想一直追踪到康德,黑格尔和克罗齐等人的思想,看这一联串的思想是怎样一个接着一个发展出来的,仿佛美学史领域是一个从思想到思想的独立自足的小天地或世外桃源。解放后学习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编者才认识到这个程序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认识到这个小天地只是宇宙整体的无数部分中一个小部分,它与无数其它部分以及各部分所组成的全体都是互相依存,牵一发即动其余的。自己对这个小天地知道就很有限,对此外广阔宇宙,不是完全无知,就是近于无知,如果还是走从纯思想到纯思想的线索那条老路,就是死路一条。如果严格按照唯物史观办事,理清自己的这个小天地和广大宇宙整体及其各部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粮食储备实在太贫乏了,能在崎岖的长途上探险吗?想到这里,编者不仅是迷惑,而且是惶恐。编者也看到一条光明的出路,待下文再说,现在且谈一谈在现在历史阶段,我们这些既不懂经济史,又不懂政治史和其它有关科学的人能否或应否仍去冒险探索美学史呢?“思想线索”是否就一文不值了呢?
  首先,且不对客观事实作出评价,先看意识形态(包括一切观点和理论)是怎样一种客观事实。恩格斯在上引给梅林的信里对意识作为“思想材料”是这样说的:
    “……历史思想家们……在每一科学部门里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从以前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发展的道路。当然,属于这个或那个领域以外的事实也能作为并发的原因给这种发展以影响,但是这种事实本身也被默认为只是思维过程的结果。于是我们便停留在纯粹思维的范围之中……”(13)
这里所说的有两点,第一点是每门领域以内有独立形成和独立发展的思想材料,也就是专业知识储备。这是客观事实,不容否认。第二点是本领域以外对本领域发展有影响的那些事实(实指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也被认为是思维过程的结果。这却是歪曲客观事实的唯心史观了,这种情况也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它起于社会分工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是这样说的:
    “……分工制是先前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现在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分工的形式出现在统治阶级中间,因为在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的……”(14)
这种社会分工制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还要继续存在,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专职工作者也还要继续存在,而且文化日益前进和高涨,分工还会日益严密,新科学和边缘科学还会日益倍增。我们应肯定分工制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一种动力,但同时也应认识到分工制的局限性和流弊(这些流弊马克思在《经济学一哲学手稿》里论“异化”时已多次指出过)。如何发扬分工制的优点和消除分工制的流弊是我们科研工作中的一项艰巨的任务,还有待逐步解决。
  分工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所产生的流弊之一是主体反映客观世界的歪曲,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作为客观存在在人脑里的反映,必然要受当事人主体方面的各种因素的影响,例如阶级地位,文化程度,民族的历史传统和地理环境乃至个人生理心理的特殊情况等等。因此,主体反映对客观存在不免有所歪曲而成为“首足倒置的”“折光的反映”,其中有些有片面的真理,有些只是幻想或谬论,人类思想史中就充满着这种幻想和谬论。例如“神”,“天意”,“命运”,“天才”,“普遍人性”,“永恒真理”,“先验的真理”,“超验的纯理性”,“理性的王国”,“孤立的个人”之类“天经地义”曾迷惑过多少人,造成多少灾害!在美学史领域也是如此。对这种幻想和谬论我们应采取什么态度呢?想要幻想和谬论在世上绝迹,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幻想,相反相成,这就是辩证的道理。有正有反才有矛盾,才能推动历史发展。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群众的实践,根据实践,世世代代的人对过去的思想体系不断地进行检验和批判,因而不断地克服错误,逐渐接近真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毛 泽东同志都费过大量的精力去批判过去的幻想和谬论,上文所举的那些幻想和谬论都是他们所批判过的。试想一想,马克思恩格斯如果不批判一系列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能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吗?不批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对他们自己的影响,能建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吗?一切思想工作的任务(包括研究思想史)就在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批判工作,这样才能把各门科学逐步推向前进,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想到这里编者就打消了怕蹈追溯“纯思想线索”那种唯心史观覆辙的顾虑,“纯思想线索”的要害在于“纯”,“纯”就要排外孤立,就要否定“物”而独尊“心”,蔑视思维以外任何历史动力。如果把倒置了的心与物的关系摆正了,思想线索还是客观存在的,思想史对它还是要清理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等光辉著作里都替清理思想线索的思想史作出了光辉典范,每个研究思想史的人都应把这些典范当作自己研究工作的指南和衡量自己研究成绩的尺度。如果拿这个尺度来衡量我们自己到现在为止的一些思想史著作,那就还有天渊之隔,这部《西方美学史》就更是如此,如果在这些著作上面贴上“马克思主义的“这样光荣的标签,那就未免把思想史研究工作看得太轻易了。“虚心使人进步”,要想进步,还是谦虚一点为妙。首先我们对自己应有一个正确的估计,要认识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都还学得不够,对严格运用唯物史观所绝对必需的文化知识和专业资料都还太贫乏。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15),为此就要“详细地占有材料”。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我们的毛病在于“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情况的浓厚空气”,“瞎子摸鱼,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16)这里所涉及的根本问题是学风和文风,万恶的“四人帮”长达十年之久的横行霸道把我们的思想阵线搞得混乱不堪,现在首要的任务仍是彻底扫除他们的流毒,才能整顿好学风和文风,来保证我国科研工作的健康发展。分工制带来了单干,分散,重叠,闭门造车和浪费人力等现象也还有待克服,克服的办法只有仿照计划经济来实行计划科研,仿照生产社会化来实行科研社会化。编者多年来一直在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和对学术界一般实际情况的观察,来考虑在科研中如何发扬分工制的优点,克服分工制的流弊这个问题,认为全国规模的计划科研和科研工作社会化是今后必由之路,而现在这正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各种科研规划会议所探索的道路。在党的领导之下,按周密的短期和长期规划,分期安排人力进行全国规模的集体分工协作,第一步宜组织人力搜集和翻译必需的资料。培养这方面的新生力量也是一个迫切的任务。
  自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以来,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形势一派大好,工农业和科技方面已初见成效,社会科学也势必很快就跟上来。我们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真正干起来。步伐必然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质量也必然好得多。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里预言过:
    “……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这种社会生产组织(重点引者加)开始,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人们自身以及他们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在内,都将突飞猛进,使已往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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