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彼德和玉梅决定了，要把两个人的生命连接起来，玉梅便要开始挣脱束缚着她的绳索，把它一圈一圈地解脱。那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她好像做跳栏赛跑般，要跃过好几道高栏障碍。
要解脱的第一圈是离婚。玉梅办理离婚手续，她的丈夫故意诸多为难，还从中企图用奸计诬害玉梅。玉梅勇往直前，经过许多的困难和惊险，离婚手续才办好了。
跟着，玉梅要争取儿子的抚养权，彼德在这方面也完全支持她。玉梅曾坦白告诉彼德，假如她被迫在彼德和她儿子之间只能选择其一，那她会毫不迟疑地选择儿子。彼德不但答应收养玉梅的儿子，而且自愿不要再生儿子，把所有的爱、时间和精力集中在玉梅的儿子身上，把这孩子好好的教养成人。
争取儿子的抚养权比申请离婚还困难，因为夫家力争孙子。玉梅跟丈夫打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终于获得儿子的抚养权，儿子在法律上归她所有。
最后一道木栏障碍是向越南政府申请跟外国人结婚的批准。玉梅是属于第一批申请跟外国人结婚的越南女子之一，手续麻烦，等的时间长，而且批准不批准是个不定数。
办理离婚、争取儿子、打了好几场官司、又申请结婚准许，这些事情一拖就拖了三年的时间。在这三年中，彼德一有假期便到越南来，给予玉梅精神、心理和经济上的援助和支持。
有一次，他又匆匆忙忙地来了，但只能逗留数天。想不到，他一下飞机，结婚批准书就忽然发下来。彼德不管三七二十一，连衣服也不换就立刻和玉梅赶到市政厅去公证结婚；同时他又坚持再做一个佛教的婚礼仪式，因为玉梅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们两人跪在蒲团上，双手合十，接受和尚的祝福：今生白头皆老，来生再做夫妻。
因为玉梅的丈夫是一位欧洲政界要人，他们的婚姻成了越南报界的头条新闻，也是街头巷尾被人讨论的事情。一天，玉梅跑进一家小商店去买东西，店主人问她：“你认识不认识那个跟外国高官结婚的女人？那个洋人有钱有地位，干吗要娶一个年纪那么大（玉梅当年35岁）、相貌平平、又结过婚带着个儿子嫁过去的太太呢？这个洋人的头脑有问题。”
那个越南小店主人的看法代表一般越南人的客观看法。但是，透个彼德充满爱的主观看法：玉梅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勇敢、最坚强、最能干、最可爱的女人。
光阴流转，玉梅和彼德结婚已经满了10年，玉梅很安慰地说：她前世所负的孽债已付清，最近的10年她在享福。她的婚姻生活非常的幸福，夫妻感情美好；她的先生在私生活里很罗曼蒂克，她自己则是脚踏实地。彼德在公务缠身、在欧洲各国的首府之间飞来飞去的繁忙日子之中，每天不忘写几行英文情诗给他的太太，在诗行中告诉玉梅：他多爱她、多欣赏她、多为她而感到骄傲，跟她在一起是多么的快乐……十年如一日，从无一天间断。
玉梅把这些情诗都保存起来，在三千六百多首诗中没有两首的内容是重复的；如果不是出于真情，那脑汁都早已绞干了。
石头的故事（3）
在这个成功的婚姻里，玉梅对她先生的爱是一种感激的爱，一种报答的爱。她感激彼德把她从一个艰苦绝望的环境带到一个富裕明亮的世界；她感激彼德爱她的儿子如同己出；她以做一个悉心照顾丈夫的好妻子来报答彼德的无条件的爱；她不断地改进自己，让彼德能永远以她这位太太为荣。
玉梅从一个东方的耕田婆一跃而为一位西方的高贵夫人；她摆脱了一个鄙视她、污辱她的丈夫，换来一位崇拜她、爱她如至宝的先生。她的故事岂不是比《灰姑娘》的童话故事更显得神奇吗？然而，这位“灰姑娘”是一位能伸能缩的大女子。现在，她有机会爬出以前困着她的贝壳，她便尽量伸展自己，把新故乡的语言、适应新环境的各种技能、做高贵夫人的技巧都学得精通谙练。但在自我伸展中，她保持她个人的内在精华：她仍然是以前那个善良、谦和、温柔、诚实、勇敢的女子。
换句话说，玉梅有意识地把自己改造成更值得爱的女人；她在她先生的眼前慢慢蜕变，越来越光彩。这样，他们夫妻间的爱情不是一个湖水停滞的湖泊，而是一道清水长流的河川。日出日落，岁来岁去，他们的爱情永远保存新鲜的色彩。
只知此君是好人（1）
早在30年前，我已经认识张教授。那时他在哥本哈根大学教中国古代文学。当年的张教授年纪已过60，身材高高瘦瘦，文质彬彬。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性格正直、态度严肃、颇有中国儒家学者风度的君子。
我每次与张教授见面，两人总是谈论中国文学，从来不提及彼此的私人生活，所以我对他的个人背景所知甚少，只知道他以前是研究佛学的。
一天，我上街购物巧遇张教授，他的身边有一位面容和善、态度和蔼、衣着朴素的丹麦女士。
“这是我的太太。”张教授介绍。
在这一刻，一个惊讶的念头不期然地掠过我的脑际：“真想不到，这位中国佛学家竟然娶了一位洋太太！”
接着，我又惊奇地听到张太太用标准的中国话对我说：“您好！我很高兴认识您。”
我佩服得五体投地，问她：“您的中国话说得那么标准！是在哪里学的？”
“您太客气了！”张太太谦虚地说：“我的中国话是在中国学的，因为我以前在中国住过很多年。不过，还是说得不够好。”
街上不是聊天之地，我们说了几句话便告别，各走各的路。
过了不久，张教授从大学退休，从此隐居，我和他失去了联络。
万想不到，在30年之后，我有缘分再见到张教授和张太太，而且是在他们的家里。
一天，有一位刚从远方来的中国朋友打电话来，叫我陪她去探望一位93岁的中国老先生——张博士。
“啊！这位张博士是我认识的！”我欢天喜地地说：“只是，他很可能已经记不得我了！”
到了张博士的家，不出所料，张博士完全记不得我；与我只曾有一面之缘的张太太对我当然没有印象。
30年的光阴并没有使张博士的外貌有太大的改变。他比以前稍为胖了一点，脸色红润，虽然已过90高龄，但面孔上没有皱纹；最显著的改变是，他以前的严肃态度完全消失了，好像冰山溶解般变成一潭清澈的湖水，里面荡漾着温柔、慈祥、善良的笑意。他的头脑仍然清醒灵活，老年给他的惟一累赘是两腿无力，走动不方便。
张太太的岁数看起来比张博士小很多，一点老态都没有。她早已准备好咖啡，在桌上摆好杯碟，放满糖果和她亲手烤的蛋糕，热情地招呼我们这几位客人。
在交谈中，张太太告诉我们，张博士和她刚好庆祝过50周年的金婚纪念。跟着，她把五个孙子和孙女的照片拿出来给我们看。最后，她用双手郑重地捧出来一个心脏形的小玻璃相框。
“这是我们的三个儿女送给我们的金婚纪念礼物。”她说：“这张照片是我们五十多年前惟一的一张合照，本来是一张很多人的团体大合照。我们两个人的头小得不得了，儿女们把我们的小头剪出来再放大的。”她满脸爱意地端详着她和张博士年轻时的小合照。
“这是一份非常有意义的礼物。”我诚恳地说。接着，我抓住机会，请求张太太把她和张博士在年轻时怎样邂逅、怎样谈恋爱的故事告诉我。
张太太首先征求张博士的同意，张博士笑着点头。
张太太又说：“我的中国话实在不行，只能做普通的日常对话，有重要事情的时候，我总是用英文跟张博士讨论，因为他的丹麦文也不太好。那么，就让我用英文把我们的爱情故事说出来，大家都听得懂。”
下面是张太太讲的故事。
在上世纪40年代，我被丹麦的传教士组织派到香港去学中文，我们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学生都住在宿舍里，当年教我们中文的老师就是张博士。在学生中他对我特别有好印象，常对他的中国朋友说，在他的学生群中有一位金发的丹麦女郎，非常的可爱。
那时，张博士还是一个单身汉，也住在宿舍里。他的房间刚好与我隔邻。宿舍的每一间房间都有一个阳台，阳台与阳台之间隔着一片玻璃墙。
每天黄昏的时候，我坐在阳台上看日落，他也坐在阳台上看日落。两个人都在阳台上，隔着玻璃墙，他看到我，我看到他。可是我们都很害羞，拿不出勇气来交谈。
于是，张博士开始每天黄昏在阳台上唱中国情歌给我听，我在玻璃墙的另一边听着，我的心在兴奋地跳着。这样，过了好几个星期，张博士终于鼓起勇气，把他的手从玻璃墙的另一边伸过来，我也伸出手去。我们两人的手一接触，有如触电，紧握起来。
从那天开始，我们在黄昏时到附近的山上散步谈天。宿舍位于九龙的郊外。那时九龙的郊外尚未发展，仍是农村地带。我记得很清楚，在一个十分美丽的黄昏，张博士把我带到一个村落的祠堂。他向我解释，中国人结婚必在祠堂里拜祖宗的神主牌。我立即明白，那是张博士的含蓄求婚。于是，我俩合掌向祠堂的神主牌拜了几下。这样，我们私下里订了婚。
我们两人谈恋爱谈得虽然是那么的沉默和含蓄，但还是被别人发觉。在那个时代，中外婚姻是不被社会接纳的，我所属的传教士组织不赞成我跟一个中国男人谈恋爱，于是把我远派到杭州去做传教工作，张博士则留在香港。他们希望，地理的距离和光阴的潮水会把我们的爱情冲洗掉。
过了几年，中国的内战席卷全境。我没有法子离开大陆返回香港，和张博士也失去书信联络。
只知此君是好人（2）
可是，在一个天色阴霾霾的下午，张博士忽然站在我杭州住处的门外，他手提着一个小小的箱子。
啊！他冒着战火的危险，跑到杭州来找我。我们默默地拥抱，感动的热泪从我们的脸颊流下来。
我们在杭州结了婚，我改在一家中学里教英文，我们的三个孩子都是在杭州出生的。当年大家都穷，我们的住处很简陋，没有自来水，我每天到河边去挑水，张博士负责煮饭烧菜。我们虽然穷，但日子过得很快乐。
这样，好几年又过去了。张博士患了相当严重的胃病，需要治疗。于是我们向官方要求，让我们一家人返回丹麦。起初，官方只批准我带着小孩子离开，张博士是中国人，要留在中国。可是，我拒绝走。我说：“我绝对不会放下我的中国丈夫，带着小孩子回丹麦。我要跟我的丈夫在一起，要走全家人一起走，要留全家人一起留。”
我们继续多次申请。
一天，我们9岁的大儿子飞奔进屋子，大声喊着：“妈妈，爸爸好开心，一路笑着回来呢！”
使张博士那天笑得合不拢嘴的原因是，全家人终于获得返回丹麦的批准书。
回到丹麦，张博士在大学找到教书的工作，我也外出做事情。我们积蓄够了钱，就买了这栋小屋子。当年这一带是荒凉的郊区，屋子便宜得很。后来，这地区慢慢发展，人们在我们屋子的四周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