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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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文艺 2005年第10期- 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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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起彼伏的喝彩。非常粗糙无聊的作品好像最有资格进入街道和家庭,以至于学院。种种征候都在做出一些可怕的提示,揭示出不祥,却未能说明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这一切是怎样演变堆积,以致于造成了积重难返的局面?这里提出下面几个因素,也许可供我们参考:
  一、突然进入半商业社会
  我们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商业社会,一切似乎都是在没有更多的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来临的。从集体经济计划经济到时下的状态,没有多少台阶就过来了。多种形态相嵌相掺,人的思维和行为规范都呈现出多种多样的矛盾和交叉,许多时候表现为莫衷一是和荒唐透顶的集合体。我们没有完备的规则,没有标准和依据,摸着石头过河的时间太久,河里的石头又太多。
  自由的近乎无秩序无边界的竞争,造成了耸人听闻的两极分化,另一方面却又有计划经济的强大干预。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许多方面却怎么也转不了。既没有商业社会的运行规则,原来的秩序又打乱了,这一切必然影响文化和精神的秩序感。在这种混乱的状态里,对文学艺术的发展就有双重的影响。一本书为了快速获得利润,不得不进行各种各样的商业包装,而一部纯文学作品要符合商业流通的要求是非常困难的。结果就是对作家和读者的共同误导,还有各种突然增加的商业的以及其他的诱惑,这一切都作为一个时期的精神砝码,加在了与作者对立的另一端上。
  来自各个方面的力量对市场都有促动,这跟整个的计划经济是相搭配的,评奖、宣传机制,这都是利益清晰的。而纯文学作品的写作却要面对更多的也是更高阔的关怀。它的表达远没有那样通俗和简单,也没有解释的时间和空间,对作家本身来说更多的是没有必要。于是市场上的恶性循环也就越演越烈。纯文学写作的原则是独立精神,它既不从属于一个集团和群体,那么在市场上也就没一个强势力量的推动和援助。
  整个精神文化领域远没有进入一种自由竞争的领域,当然,它或许永远也不会存在永远也不会出现。但这是一个在多大程度上接近的问题。进入秩序之后的情况往往会好转,因为我们需要规则,只有规则才比较固定,大家都有依据,都好理解,各个方面也才会达成谅解,合作起来也就方便了。现在的情形则是混乱,是无法面对的一个阶段。
  二 、知识分子的缺席
  我们没有长期商业运作的经验和过程,也没有跟商业社会配套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一种对应,一种平衡力量。这一部分人没有机会成长起来,所以整个社会肌体还没有产生抗体。商业主义和物质主义,都需要有一帮非常顽强的批判的声音去对抗,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声音。
  今天有谁来跟整个强大的商业主义,跟整个消费主义潮流对抗?没有,于是我们就失去了平衡,会被它淹没。消费主义和商业化对整个社会和民族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我们没有时间培育出这样的一批知识分子,所以任凭潮流的冲刷而无可奈何。前年来了“非典”,让大家非常恐慌,为什么?就因为这种病毒刚刚出现,我们自身还没有产生抗体。整个商业社会也是这样,刚刚转型,对其中的一些毒素没有产生免疫能力。
  我们的知识分子从数量上看是非常微少的,从力量上看是非常弱小的。就像当年缺少工程师一样,我们今天缺少知识分子。这一部分人是指有关怀力有批判力的人士,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接受了大学教育或更高教育的某些专家。不是这个概念。知识分子不是只知道为潮流唱赞歌的人,不是某些方针计划的附庸和补充,而是对社会和人类的未来抱有良好愿望的挑剔者和发现者,更是提醒者。
  在商业社会,必须有人提示危机,有不那么令人愉快的警醒者。逆耳之言一旦绝声,这个社会就将出现大问题。我们每年花了那么多钱搞教育,一代一代下来,理应培育出一大批以批判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可是十分可惜,各类专家虽然出了不少,但他们当中的极大一部分只是廉价的工具,在这个时代只知道“在商言商”。我们没有听到多少来自他们的警号,没有什么人站出来揭破。唯利是图的人不少,令人生疑的荣誉头衔不少。
  纯文学作家中的绝大部分当然具有知识分子的属性,文学让他们存在,有不同的声音。独立的精神,坚守的个性,这就是商业时代最重要的东西。但他们需要真正的呼应者和支持者,不可以势单力薄。他们的声音是艺术和诗,更多的是浸润,也偶有激荡,但总需要与另一些呼喊结合起来。艺术的能量其实也是良知的能量,它需要和整个社会的良知连接一体,对社会形成共震才行。
  
  一个时期,当文学和文学家的能量只释放出很少的时候,总是不祥的,做个比喻,就相当于干旱的季节。良知和精神这一类相当于云,只有它们才能酝酿气候。任何时候都要讲大气候和小气候,没有云形成不了气候。干旱的结果就是荒凉,是大地一片贫瘠。
  三、国际因素
  国际环境当然是一个大气候,这不能视而不见。现在我们都在讲“全球一体化”,化到哪里?整个国际上消费主义和商业主义还是占主导地位,是刺激消费,是商业运作的铁律和规则,是争夺资源和市场,是物质利益。我们一再讲的艺术、文学、精神,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之下存活的,其状况也就可想而知。
  许多人感不到幸福,找不到知音,就更多地举一些外国的例子。实质上也仅仅是有个良好的愿望而已,并不能当成现实。有时从大的范围里找到一点好的例子,大肆说去,也是好意,即把一种理想化的东西传达过来,提提精神。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我们冷静下来会发现一些问题,发现事物的真相,那就是国外的文化市场远远的不像我们原来理解的那样,远没有那么乐观。真相是那里的叫卖声更大。
  一个中国作家寻找国外的出路,比如翻译了多少,出版了多少,在国际上造成多大影响,不能简单否定其意义,但决定因素仍然是市场因素商业因素。黄色,暴力,同性恋,千奇百怪或龌龊想象,很快就会在市场上流通起来。国外卖得最好的,影响最大的,仍然是以娱乐为能事的通俗作家。
  当然,国际上也有极少数纯文学作家的情况稍好一点,他们的地位非常高,有时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整个社会的精神趣味,作为一个文化的内核,非常坚硬。一种物体,内核有时尽管并不彰显,但它往哪里移动,整个物体就往哪里移动,其内在的规定性很强。但这只是偶然和特殊,在整个世界范围里它是相当罕见的,更多的倒是寂寞,冷僻;从市场的角度看,影响不大,份额寥寥。这个现象从欧洲到美洲,没有什么例外。
  我们国家介绍的大量国外作家曾经是很棒的,因为我们以前翻译国外的作品,都是根据文学史来的,要看其在学术方面的地位、影响。我们的翻译力量又集中在各个大学里,有这种文学史的教育和影响,所以我们国家在文学介绍方面做得比较好,介绍了大量的代表一个民族最高水准的纯文学作家。但是随着商业化浪潮席卷全球,情况正在改变,如果稍微注意一下这些年的翻译作品,就会发现我们远没有过去翻译得那么纯粹了,文学质量在降低,不仅是译笔粗糙,而且被翻译的作家芜杂不堪,泥沙俱下。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在国外根本就上不了台面,我们却一腔热情地把他介绍过来了。为什么?就因为要卖,因为国内出版要和国外出版的商业运作对接起来。没有办法,要大赚一笔,就得牢牢盯住他们的畅销书作家,比如说纽约畅销书榜,一周畅销书榜,一个月畅销书榜,都得注意。
  可以想见,进入畅销书榜的,还会有多少纯文学作品?当过去我们还相对闭塞的时候,仅仅是退到十年以前,会发现我们介绍过来的作家都非常过硬。所以在大学里影响最大的,从美洲到欧亚,都是十分令人信任的作家。现在完全不是这样。一些诲淫诲盗的东西被我们的一部分人当成了文学艺术的先锋和先驱,真是无耻而荒谬。
  现在的艺术追求必须是流行的一部分,必须紧跟美国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占主导的文化潮流。影片的艺术价值要统一到票房价值上,一些所谓的艺术家竟然以此为荣。只要卖得好,哪怕完全是一个空盒子,苍白,概念、机械,完全没有内容也在所不惜。这样的情形,不能不严重影响文化和文学的格局。这是一种人性的、欲望的产物,所以也会是历史的必然。
  从历史上看,凡是追求完美、更具浪漫情怀、更具诗性的民族,她在野蛮的商业竞争中都渐渐处于下游。像美国这样一个新兴的大陆无所顾忌,因而国力强大。这是人类社会中一个活生生的悲剧。像印度这个古老的民族,佛教的发源地,拥有那么灿烂的人类智慧结晶,怎么样?生产落后,社会贫穷。再看希腊雅典,古文明发源地,却处于商业竞争的下风。那个地方的精神和思想,已在他们的血液之中。我们这里见面的问候语是“吃了吗?”说明我们最大的事是温饱问题,最先考虑的还是吃饭。希腊人见面时问的是: “您对时局有何高见?”
  问候语表明了每个民族的关注点。在雅典即便是一些小会场,每个座椅上也会有一个麦克风,因为他们要保留每个人说话的同等机会和权利。这是交流的基础,是辩论的态势,是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思想智慧。这个以思想为荣,以想象为美的诗性民族,商业竞争力当然不可以和美国人相比。他们不会建设一个狂热消费、一个物质主义占主导的社会。
  中国是一个儒学大国,儒学是非常入世的,孔子不停地走,就是到各个国家探讨治理社会的办法,与人交流思想。儒学主张思想为上而不是物质为上,甚至说 “朝闻道,夕死可也”。如此地倚重思想,希腊人也不过这样。可见欧洲的某些东西和儒家非常相似,好多思想是相通的,尽管东西方文明的资源都非常复杂。
  那种不管不顾的商业社会对于文化的打击力和撞击力是不可想象的,它对社会的改造力非常巨大。可以想见,一个知书达理的社会,崇尚诗性和浪漫的民族,那样的生活多有规矩,整个社会形成了这样的文明,这样的格局,生活会有多么幸福。可惜这要没有野蛮竞争才行。这正如大哲学家罗素所言。罗素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人的思想哲学是非常优雅的,这种文明非常好,但可惜有西方列强。这种文明在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侵犯之下,必会失败和瓦解的。大哲学家一阵悲叹。
  罗素的困惑和痛苦其实也属于全人类,并将贯穿人类的整个生存史。现在看来,我们整个的社会就处于这样一个十字路口。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种世界力量,世界潮流,即无节制地掠夺资源,尽可能地挥发欲望。我们最理想的伦理社会必将摧毁。所以我们的改革开放也是处在两难状态,一方面提出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又要走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前列。其实二者只可择其一。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得到保护,一切都有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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