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3年第12期- 第25节

　　
　　唱山歌的山妹子
　　是大山深处
　　包谷高粱酝酿的
　　飘着酒香的风信子
　　将优美的山歌
　　传向远方
　　让人心醉
　　
　　清江船工老杨素描
　　
　　从一个浪头
　　扑向另一个浪头
　　你的一生
　　就是在这无数的浪头
　　与浪头之间
　　起伏
　　浪里飞波
　　溅飞
　　无数惊涛骇浪的故事
　　留下的
　　仅是一些平淡的
　　不能再平淡的往事
　　如山峦挂满青果的杏子树
　　摘下一粒
　　含在口中
　　咀嚼
　　满口苦涩
　　沧桑
　　


正午的乡村中学（组诗）
■　　陈染君
　　
　　正午的乡村中学
　　
　　静得出奇
　　在蝉鸣与蝉鸣的缝里
　　能听见一名男生
　　趴在课桌上的鼾声
　　而梦中
　　他正在学校后面的水塘
　　扑打着青蛙的姿式
　　
　　另一名男生
　　也趴在课桌上
　　面前放一个泛青的西红柿
　　顺着他的目光
　　不巧，遇上了
　　对面窗下那位女生
　　正午的乡村中学呀
　　真是静得出奇
　　除了这蝉声
　　这鼾声
　　这泛青的西红柿
　　
　　驼子木匠
　　
　　个子不高，再加上驼背
　　我认为这样才能做好木匠
　　
　　要把一棵完好的树
　　锯开去皮再刨成板
　　哪道工序不需要长时间弓着背
　　但我不知道驼子木匠
　　本来就是驼背
　　还是后来驼的背
　　
　　驼子木匠刨好了一根木条
　　徒弟赶紧替他点上烟
　　他抽烟从来不用手
　　烟卷滚到左边时
　　他就用右手抬起木条
　　放到右眼前打量
　　他很少用墨线
　　他的目光
　　比紧绷的墨线还要直
　　
　　走在路上，他老琢磨树
　　看见哪棵树都不是树
　　他说那棵，长不高
　　是把椅子。这两根
　　加起来才是个大衣柜
　　
　　有一回，他在我家做木活
　　我看他一天刨到黑
　　就想，什么时候
　　他能把自己的背也刨平
　　
　　赤脚医生何剥成
　　
　　何剥成
　　不一定是这三个字
　　但肯定是这个音
　　刀条脸
　　瘦高个
　　见人就笑
　　脸上的“八”字
　　摞好几层
　　打针
　　一般是青霉素
　　拿药
　　可能是阿司匹林
　　药箱上的红十字
　　是他进出
　　任何人家的通行证
　　算个人物
　　所以有些传闻
　　要是碰上哪家死人
　　最能显出他的威信
　　他只用两三根指头
　　号过那人的脉
　　然后镇定地起身
　　从容穿过聚集的人群
　　主人就知道剩下的事情
　　可是方圆几十里
　　就一个何剥成
　　改天轮到他要死
　　谁来盖棺定论
　　
　　小学赵老师
　　
　　好多老师都忘了
　　更想不起名字
　　记得赵老师
　　是因为一首诗：
　　“赵凤庭，
　　教书不行，
　　光爱打人。”
　　


我心中永远的周代
■　　刘富道
　　在我的生活中，有一位长者从未间断地注视着我，我深深感受到他的注视是我的幸运、快乐和骄傲。正因为有了他的注视，我任何时候都不敢懈怠和浮躁。
　　这位长者就是周代先生。
　　周代与我同属龙，他长我一个生肖圈，我从来都认他是我的前辈，而在他眼里，我就是一个小弟弟。
　　“富道吾弟：刚拿起笔，就想起少年时候哥哥姐姐们教唱过的一首软绵绵的歌——我亲爱的小弟弟，天真烂漫，活泼美丽。那时候，你小小年纪，只会胡闹，只会淘气。——就记得这几句了。大约是你的闲情逸致，触发了我的这点模糊的记忆。你真会淘气。”
　　这是１９８３年３月２９日他给我信中的一段话。我已经记不清在写给他的信中我是怎么淘气的了。那时我们已经认识１０年了，我也过了不惑之年，有这么一位长者让我在他的面前淘气淘气，我就觉得自己童心未泯，总像是过着有人呵护的快乐日子。
　　早在１９７３年，周代主持筹备创办《武汉文艺》（《芳草》前身），带领编辑部倾巢而出，到武汉军区求援索稿。他们一致看好短篇小说《铿锵的锤声》，这是我和另一作者在军区创作学习班上完成的作品，于我算是第三篇小说。次年伊始，创刊号出来了，这个锤声赢得了喝彩。正好这年年初我从襄阳调进武汉，大约过了不久，参加他们编辑部召开的会议，我第一次见到周代。那时我们彼此印象都非常好。他在以后多年的信中，屡屡提到对我当时一身戎装的第一印象，总是说得让我心里美滋滋的。我是以高中学历安身立命并试图闯入文坛的，虽然我并不自卑，但我对前辈文人总是充满敬意。周代面目干净，衣着整洁，言谈举止弥漫一股文人气息，这就是我十分向往又十分敬畏的知识分子境界。第一次见面，我就喜欢上这位长者了。
　　记得那天开会之前，周代告诉我两个消息，一是收到两位作家来信称赞《铿锵的锤声》，其中一位是我十分景仰的吉学沛先生，周代当时在抽屉里找他的来信但没有找着，可能放在家里了。另一件是，这个作品能够发表，得益于武汉文化界领导人吕西凡的批语：“虽然不符合三突出创作原则，但仍不失为一部好作品。”正是这个批语为其发表开了绿灯。
　　后来，我从旁得知，当时编辑部已经收到了批判文章，措词相当严厉，称《铿锵的锤声》是“写中间人物论”的代表作。这个坏消息周代一直瞒着我。在我同他熟悉之后，经常有机会见面，我总以为他会告诉我一些细节，譬如说作者何许人也，但他从来不谈及此事。１９７９年他又调回长江日报社，继续做他的副刊工作，不幸于第二年大病一场，严重的心脏房颤使他逐渐过着足不出户的生活。这以后我常去看他。有一次他不知道怎么说到这事上来了，说有过一篇批判文章，然后眯着眼笑笑，再不说下文了。可以看出，他有难言之隐，或是存心不告诉我。
　　最初我想知道批判文章的作者，也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防范。后来连防范的目的也没有了，仅仅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为了解开一个谜团。然而我们之间似乎达成一个默契，共同遵守一个游戏规则：一个从来不说，一个从来不问。其实，我完全可以去问编辑部其他人，但是有一种力量阻止了我的这个步骤。这种力量，就是周代的人格威严。我渐渐理解了，当初他对我报喜不报忧，是为了保护我的创作积极性，又因为这篇文章并没有公开发表出来，他也应该保护那位作者的名誉——那位作者也许就是他非常熟悉的人士。如果他认为这件事有必要告诉我他就早告诉我了。在他的人格威严面前，我放弃了知情权，由他守住这个秘密，一守就是３０年。
　　在这３０年里，仅凭这一点，他就让我高山仰止了。也许，他并不曾教导我怎么写作，但他是我真正的老师，一位人格意义上的老师。
　　凡是我发表的作品周代都要看，没有的就要我给他复印，看过了都要发表意见，有时还要写文章。我有个两万字的作品，他边看边用圆珠笔圈点，每页上的那些密密麻麻的圈圈点点，呈现一片非常好看的草绿色，似乎我所写的每句话都让他喜欢，都让他激动不已。这本刊物本来是我送给他的，他很珍惜地保留多年，后来又送给我了。我有个小文章，标题大约是《宁静与淡泊》，我自己都不记得了，他却几次向我提起。我想起来了，我也写过他不太喜欢的一个东西，１９９２年发表的《客厅的挂钟》。这是一篇纪实小说，写我们家客厅做过装潢以后，改变了挂钟的位置，全家人除我之外都不习惯了，都强烈要求还原。其实，挂钟改变位置，利多弊少，多数时候看着方便。我自以为这篇小说有些寓意：要改变人们习惯了的东西何其难也。小说是以第一人称写的，又非常真实，周代就按照散文来读了。作品中有一段客厅装潢一新的描写，他在来信中用了一个歇后语，表示他的反感。他说，你这是乌龟晒太阳——摆壳（摆阔）。这番话当年在东湖召开的散文研讨会上他也说过了，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他二十多年来出来参加公开活动仅有的三次中的一次。我并不认为他批评得很准确，但由此更加强化了我的自律，我经常感觉到有位长者站在我的后面盯着我呢。
　　他对我的这种事无巨细的注视，后来延伸到我的儿子身上。我儿子也说，只要是他写的文章，周伯伯都喜欢，没有不喜欢的。有个时期，他还督促我儿子写文章，亲自充当推销员，向他所熟悉的编辑投寄，并且经常向我们通报稿件处理的进展情况。我自知教子无方，在儿子高中毕业时，我就让他去拜访周代伯伯，有时候有意让他给周代伯伯送书送花，让他去从周伯伯身上感受一种人格的力量。儿子很快被周代夫妇认作小儿子了，最初周代写给小儿子的信是由我转交，后来写给我的信改由小儿子转交，儿子有心思就跑到他的这位老爸爸面前去倾诉，弄我们当爸当妈的在一旁嫉妒。有这样一位循循善诱的导师，儿子引以为骄傲，常常带着自己的年轻朋友去看望周代伯伯。周代每有新书出版，都送给我们两份，我和儿子各自摆在自己书柜里。
　　在这３０年间，我与他也有过两次不愉快的事情。一次是在１９８３年，武汉市文联准备调整领导班子，市里有关部门就通过他探听我的意向。我说我愿意转业到地方工作，但要一不进党组，二不管刊物。我的回复使他非常失望，他认为我不应该放弃这个机会。那时家里都没有电话，江南江北，鸿雁传书，传递一个信息得几天时间。大约有段时间没有收到他的来信，我感觉他可能生气了，就在出远门前去看他。进门我笑着问他怎么不理我了，他说本来准备不理你的，但中国有句古话，伸手不打笑脸人。见了面，说说笑笑，沟通思想，又没事了。
　　再一件事，我到省作家协会任职之后，他托人捎给我一篇散文，我看过感觉非常好，但我没有明确回复刊用时间，他以为我在同他打哈哈，摆官架子——这是他非常讨厌的。他好不容易下楼打公用电话，那个鬼电话又听不清声音，就生气地挂了电话。那段时间，他的身体特别不好，情绪也特别不好，总以为将不久于人世，希望看到自己的作品发表出来，而不是成为遗作。隔些日子我到汉口开会，顺路去看他，我告诉他说，我的主要工作是管作协的事情，《长江》丛刊主编只是个挂名，日常工作由一位副主编全面负责，凡是直接给我寄来的作品，我认为可以用的，也都要同他商量，尊重他的意见。他恍然大悟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似乎感到无地自容。等我离开之后，就马上给我写信，检讨自己的丑脾气。
　　我并不认为周代是个完人，天下是没有完人的，他的魅力在于他总是在不断地修正自己。他是一位有自责之心的长者，经常比照他人的长处揭露自己的短处，就是在写给我的儿子——他用的爱称是小兜兜——的信中也是这样。我们之间，一老一少，情深意笃，书来信往，从未间断。后来有了电话，每周通话一次，从来都是不厌倦地长谈。